第129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7)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革”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
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
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十六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的“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了个投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40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关锋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虽说那时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表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颇深。后来，在中共与苏共论战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谈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伯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不失会使自己尴尬！
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上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所谓“批判极左思想”
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
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
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十六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的“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了个投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40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关锋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虽说那时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表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颇深。后来，在中共与苏共论战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谈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伯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不失会使自己尴尬！
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上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所谓“批判极左思想”
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