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8)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
“王、关、林”的倒台，虽曾使“本是同根生”的戚本禹一度惊惶失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依然到处讲话，批判“王、关、林”。
《井冈山》报的文章以红卫兵特有的语调说：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了。
一年来，我英雄的井冈山人，在我们的最高红司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狂风恶浪，把一小撮走资派、牛鬼蛇神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刘邓陶，还是王关林，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最近，戚本禹同志说：“遇到十二级台风你们也不用管。”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告诉我们：井冈山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文章引述了江青的一句“名言”：“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红卫兵们称“王关林反党集团就是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
在1967年9月8日出版的《井冈山》报上所载《林杰罪行点滴》之中，有那么一“点滴”涉及陈伯达：
“林杰反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伯达同志。林杰狗胆包天，占了伯达同志的办公室，并偷看了伯达同志的档案。”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毋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革”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陈伯达、姚文元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
信与社论送审后，陈伯达忐忑不安。他记得，他写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毛泽东看后便压下不发。这一回，会不会又来个压下不发呢？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
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亦即把毛泽东平时所谈及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加以系统化，归纳为六条——这是陈伯达、姚文元反复揣摩后的“成果”。
兹照社论原文，摘录其中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由于原文较长，以下六条只是摘要）：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陈伯达、姚文元在为毛泽东总结了以上六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之后，请注意，用了两个“天才地”歌颂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尽管后来毛泽东深恶痛绝用“天才地”这样的副词称颂他，不过，此时他却以为“可用”。毛泽东在“文革”中有这样的习惯：凡是经他审阅的文件，他以为好的，就写上“很好，照发”至少写个“同意”；凡是他以为不好，表示反对的，就压下不发（惟一破例的是他违心地批发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那次讲话）；凡是他并不完全赞成，但大家都已表示赞成，他就画了一个圈，这叫“圈阅”。圈阅只意味着他已看过，大体上同意。
这一回，陈伯达得了毛泽东的“修改得好”的评语，就像得了老师在考卷上批了个“优秀”一样兴奋……
制造冀东大冤案
陈伯达一兴奋起来，话就多了。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来到河北唐山，住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
他是前来解决唐山问题的。当天晚上，他听取了唐山的造反派们的三个半小时的汇报。第二天上午，陈伯达便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厅召开大会，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及驻军代表。唐山难得有这样的“中央大员”光临。陈伯达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中央首长”的“指示”。他哇啦哇啦地胡说一通，在唐山造成了“冀东大冤案”。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被告人陈伯达答：“让我多说几句。我对唐山的问题，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过问，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什么东西……那里的负责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里所有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但是听说那里在两派斗争……我那些话是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我把它归纳起来写上的，念出来的，因为我对于这个当时我所念的那些人的名单、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冀东的情况，或者冀东某一个人的情况，那么我要完全负责任，不知道，这样说了，当然也要完全负责。”
问：“现在我们问你的问题是1967年12月26日，你是不是讲过那些话？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讲过那些话？”
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脱过这件事的责任。”
审判员任凌云问：“你现在回答，你讲没讲过这个话，就是刚才给你宣读的？”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有一点请审判庭考虑一下，就是从这个录音里面可以看出，讲那么多事情，我一晚上时间，我能够知道这么多事情吗？我要害人也要有个准备。”“从到了第二天就发表这个讲话，这个事情，这么一个经过，作为经验来说，完全是混蛋。”“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陈伯达说完后，公诉人检察员曲文达经审判长同意发言。他说：“刚才陈伯达讲这么多话，总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推脱责任，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责任。”
被告人陈伯达问：“什么？我没听清楚？”
检察员曲文达说：“就是你是说错话，不知道造成这么严重后果，或者是听别人讲的。就是说这么一类话吧，就是要推脱责任。”
被告人陈伯达说：“我没有推脱责任……我承担全部责任。”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
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
“王、关、林”的倒台，虽曾使“本是同根生”的戚本禹一度惊惶失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依然到处讲话，批判“王、关、林”。
《井冈山》报的文章以红卫兵特有的语调说：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了。
一年来，我英雄的井冈山人，在我们的最高红司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狂风恶浪，把一小撮走资派、牛鬼蛇神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刘邓陶，还是王关林，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最近，戚本禹同志说：“遇到十二级台风你们也不用管。”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告诉我们：井冈山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文章引述了江青的一句“名言”：“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红卫兵们称“王关林反党集团就是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
在1967年9月8日出版的《井冈山》报上所载《林杰罪行点滴》之中，有那么一“点滴”涉及陈伯达：
“林杰反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伯达同志。林杰狗胆包天，占了伯达同志的办公室，并偷看了伯达同志的档案。”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毋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革”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陈伯达、姚文元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
信与社论送审后，陈伯达忐忑不安。他记得，他写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毛泽东看后便压下不发。这一回，会不会又来个压下不发呢？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
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亦即把毛泽东平时所谈及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加以系统化，归纳为六条——这是陈伯达、姚文元反复揣摩后的“成果”。
兹照社论原文，摘录其中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由于原文较长，以下六条只是摘要）：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陈伯达、姚文元在为毛泽东总结了以上六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之后，请注意，用了两个“天才地”歌颂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尽管后来毛泽东深恶痛绝用“天才地”这样的副词称颂他，不过，此时他却以为“可用”。毛泽东在“文革”中有这样的习惯：凡是经他审阅的文件，他以为好的，就写上“很好，照发”至少写个“同意”；凡是他以为不好，表示反对的，就压下不发（惟一破例的是他违心地批发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那次讲话）；凡是他并不完全赞成，但大家都已表示赞成，他就画了一个圈，这叫“圈阅”。圈阅只意味着他已看过，大体上同意。
这一回，陈伯达得了毛泽东的“修改得好”的评语，就像得了老师在考卷上批了个“优秀”一样兴奋……
制造冀东大冤案
陈伯达一兴奋起来，话就多了。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来到河北唐山，住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
他是前来解决唐山问题的。当天晚上，他听取了唐山的造反派们的三个半小时的汇报。第二天上午，陈伯达便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厅召开大会，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及驻军代表。唐山难得有这样的“中央大员”光临。陈伯达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中央首长”的“指示”。他哇啦哇啦地胡说一通，在唐山造成了“冀东大冤案”。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被告人陈伯达答：“让我多说几句。我对唐山的问题，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过问，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什么东西……那里的负责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里所有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但是听说那里在两派斗争……我那些话是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我把它归纳起来写上的，念出来的，因为我对于这个当时我所念的那些人的名单、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冀东的情况，或者冀东某一个人的情况，那么我要完全负责任，不知道，这样说了，当然也要完全负责。”
问：“现在我们问你的问题是1967年12月26日，你是不是讲过那些话？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讲过那些话？”
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脱过这件事的责任。”
审判员任凌云问：“你现在回答，你讲没讲过这个话，就是刚才给你宣读的？”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有一点请审判庭考虑一下，就是从这个录音里面可以看出，讲那么多事情，我一晚上时间，我能够知道这么多事情吗？我要害人也要有个准备。”“从到了第二天就发表这个讲话，这个事情，这么一个经过，作为经验来说，完全是混蛋。”“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陈伯达说完后，公诉人检察员曲文达经审判长同意发言。他说：“刚才陈伯达讲这么多话，总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推脱责任，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责任。”
被告人陈伯达问：“什么？我没听清楚？”
检察员曲文达说：“就是你是说错话，不知道造成这么严重后果，或者是听别人讲的。就是说这么一类话吧，就是要推脱责任。”
被告人陈伯达说：“我没有推脱责任……我承担全部责任。”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
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