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20)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渐渐多起来，以至陈伯达两口子吵架，也由叶群出面予以“调解”。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作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作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在暗地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首长’指林彪）”
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前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陈伯达收下毛家湾的礼物，回赠什么呢？他给林彪题诗，给叶群题诗。后来，甚至林彪手下那几员武将黄永胜、邱会作那里，都有了“老夫子”的题诗。
陈伯达给邱会作题了这样一首诗：
繁霜冷雨独从容，
晚节犹能爱此功。
宁可枝头抱蕊老，
不能摇落坠西风。
这首《咏菊》诗是叶群所作，由陈伯达题写。邱会作把陈伯达手迹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时光到了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在口号上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了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他闷闷地步入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请人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0000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0000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全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见一见毛泽东主席！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应为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在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遇见外国人”怕什么？何况又是晚上，又是郊外，会“遇见外国人”吗？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陈伯达在他的手稿中，继续写道：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此处“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伯达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
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云谲波诡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陈伯达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他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陈伯达吃了安眠药，正在梦乡漫游。凌晨1点55分，一架编号为“二五六”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四一四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的报告。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睡，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分说，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一个夹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当时陈伯达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在回忆中写道：
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得初进狱时，睡在地下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即把陈伯达所说“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人），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主席迄今仍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尽管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狠狠地抨击了陈伯达的关于天才的观点，而他至今仍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越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北京公安部门属下某医院诊疗。他所住的是单间病房，约十平方米。屋里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小水斗。公安人员看守着那一扇小门。窗上装着毛玻璃，窗外装着铁栏杆。小门的插闩不是装在门里，而是装在门外——他无法闩门，而看守却可以把他闩在屋内。
1979年，他的病房里多了一块地毯。
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冬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映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位，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在提及陈伯达时是这么说的：
被告人陈伯达，男，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押。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其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作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作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在暗地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首长’指林彪）”
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前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陈伯达收下毛家湾的礼物，回赠什么呢？他给林彪题诗，给叶群题诗。后来，甚至林彪手下那几员武将黄永胜、邱会作那里，都有了“老夫子”的题诗。
陈伯达给邱会作题了这样一首诗：
繁霜冷雨独从容，
晚节犹能爱此功。
宁可枝头抱蕊老，
不能摇落坠西风。
这首《咏菊》诗是叶群所作，由陈伯达题写。邱会作把陈伯达手迹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时光到了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在口号上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了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他闷闷地步入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请人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0000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0000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全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见一见毛泽东主席！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应为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在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遇见外国人”怕什么？何况又是晚上，又是郊外，会“遇见外国人”吗？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陈伯达在他的手稿中，继续写道：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此处“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伯达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
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云谲波诡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陈伯达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他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陈伯达吃了安眠药，正在梦乡漫游。凌晨1点55分，一架编号为“二五六”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四一四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的报告。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睡，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分说，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一个夹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当时陈伯达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在回忆中写道：
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得初进狱时，睡在地下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即把陈伯达所说“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人），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主席迄今仍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尽管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狠狠地抨击了陈伯达的关于天才的观点，而他至今仍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越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北京公安部门属下某医院诊疗。他所住的是单间病房，约十平方米。屋里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小水斗。公安人员看守着那一扇小门。窗上装着毛玻璃，窗外装着铁栏杆。小门的插闩不是装在门里，而是装在门外——他无法闩门，而看守却可以把他闩在屋内。
1979年，他的病房里多了一块地毯。
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冬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映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位，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在提及陈伯达时是这么说的：
被告人陈伯达，男，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押。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其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