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22)
陈伯达，久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 lopdia Bri 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262页《陈伯达》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介绍说：
陈伯达
Chen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革”（1966-1970）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这一条目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陈伯达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
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陈伯达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某地的列车上——他的母亲余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两个月，他总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陈晓农事后说：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后事处理。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们。
9月29日，美国、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猝然病逝，这一年间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陈伯达还跟他谈了一下午。叶永烈曾这样叙述那次会见：
那天天气炎热，叶永烈穿着短袖衬衫，走上六楼已经出汗了。轻轻叩门。有人从门内窥视镜里看了看他，迅即开了门。那是他的儿媳，认得叶永烈，她和丈夫——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起，照料着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进屋之后，叶永烈发觉所有的窗都紧闭着，很闷。可是，陈伯达内穿长袖衬衫、卫生裤，外穿藏青哔叽中山装、蓝长裤，草绿色袜子，圆口黑布鞋，甚至还戴一顶藏青哔叽帽。他跟叶永烈，仿佛差了一个季节！
叶永烈在他的书房里坐定。那里放着一对沙发，铺着墨绿色的地毯，宽大的书桌上堆满了翻开了的书。这里通常是他会客的地方。对于他的家，叶永烈是熟悉的。有一次谈到夜深误了公共汽车末班车，叶永烈就住在他家。不过，这一回叶永烈发觉，书桌上放着砚台，一大把毛笔，一大堆宣纸。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你在练书法？”叶永烈问他。
“嗯，锻炼锻炼身体。”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答道。说着，眉毛一扬，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长，弯弯地垂了下来。
当时，他完全正常，毫无病态——正因为这样，他在一个星期后突然去世，使叶永烈颇为吃惊。
如果说病，陈伯达倒是有一种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过，只是对近事健忘，而对年轻时的经历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连常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不认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叶永烈问陈伯达。
“哦，上海的叶永烈。”他倒认出叶永烈来了，说道，“我的那篇小说《寒天》，是你帮我找到的！”
陈伯达提及的小说《寒天》，是他21岁时写的，发表于1925年1卷9期《现代评论》，是他一生中写的惟一的小说。陈伯达曾托叶永烈寻找，叶永烈在上海帮陈伯达查到了。大抵因为午睡刚刚醒来，陈伯达的情绪很好。叶永烈请陈伯达回首往事，陈伯达一桩一桩地谈着，记得十分清晰。
陈伯达说自己的母亲是福建崇武县獭窟人（怕叶永烈听不清楚地名，特地写下“獭窟”两字）。陈伯达说：“小时候，我按我们当地的习惯，母亲叫娘，祖母叫阿妈。”说到这里，陈伯达大笑起来。陈伯达记得，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是从崇武下海的。
陈伯达说年轻时喜欢写诗。曾写过一首长诗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帮陈伯达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长诗未发表，原稿已无从寻觅。
陈伯达向叶永烈讲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陈伯达回忆起自己的初恋，跟诸有仁的认识过程，赴苏留学的经过。
陈伯达谈了从苏联回国后，怎样在天津被捕。
陈伯达谈及怎样和黄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修改《评〈中国之命运〉》《中国的四大家庭》。
陈伯达谈到了田家英、孙维世，谈到了张贞、李大章、王若飞、张申府……
谈兴正浓，忽然听见一阵叩门声。陈伯达的儿媳领着三位客人进来。
为首的一位干部模样，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身材壮实，50多岁。他手里提着两盒北京“稻香春”月饼。
他的后面是一位穿连衫裙的青年妇女，秘书模样，手提一袋苹果。
最后一位是轿车司机，手提一只塑料桶，几条活鱼正在桶里甩着尾巴。
“陈老，明天是中秋节，给你送月饼！”领头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道。
“为什么给我送月饼？你是哪里的？是医院里的？”陈伯达觉得奇怪。陈伯达的奇怪，引起来访者的奇怪。
“陈老，我们来过好多回，你怎么不记得啦？”那位女的说道，“每个月，是我给你送工资。他是你的领导，也跟你见过好多回。”
“见过八九回了！”原来，来访者是陈伯达现在所在单位的主任，姓徐。他对陈伯达说，“去年十月，你刑满时，分配在我们单位里。当时，我还在你刑满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你不记得了吗？”
“真该死，真该死，我把‘顶头上司’都忘了。”陈伯达一说，大家都笑了。笑罢，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请你们多多原谅。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人。你们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人送月饼？”
“你已经刑满，而且已经分配到我们单位里，我们就有责任关心你，帮助你。”徐主任说道。
“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月饼！”陈伯达的眼眶湿润了，话音显得激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的，还有鱼、苹果，祝你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太谢谢了，我实在心中有愧！”
言谈之中，陈伯达完全正常。他说：“我过去归公安局管。他们常来，所以我认得他们。自从归你们管以后，你们一两个月来一回，加上我记性又差，连自己的领导都不认得了，太对不起了。”
“最近身体好吗？”徐主任问。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大笑。
“最近在家里忙些什么？”徐主任又问。
“我在研究《本草纲目》《易经》，也常看《诗经》。”陈伯达说，“我小时候念私塾，读四书五经。不过，老师教不了《易经》，就没有教。所以，现在我看《易经》。另外，还练练字。”
陈伯达朝书桌指了指。叶永烈走过去，把桌上的条幅拿出来，给大家观看。陈伯达写的，大都是《诗经》《论语》上的句子。
陈伯达的字，写得端端正正。叶永烈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规律”，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陈伯达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陈伯达写的条幅，差不多都署“仲晦”两字。我问“仲晦”是什么意思。陈伯达答道：“这‘仲晦’，不算正式笔名，是我写字时用的，从50年代起，我给别人题字，落款总写‘仲晦’，‘仲’与‘伯’相对，‘晦’与‘达’相对。”
陈伯达说着，从书橱里拿出刻着“仲晦”两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陈老，你给我们单位也留点墨宝吧！”徐主任说。
“墨宝？我的字很蹩脚，算不上‘墨宝’。”陈伯达答道，“如果要写的话，我就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表示我的心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就会‘战战兢兢’。”说到这里，陈伯达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
当客人们告辞时，他站了起来，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稍稍弯着腰，为客人们送行。
徐主任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陈伯达送走客人，回过头来，又在沙发上坐下，继续跟叶永烈谈他的历史。叶永烈的录音机不断录下他的谈话。
叶永烈知道陈伯达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这一回，叶永烈拿出照相机给陈伯达拍照，他没有拒绝。这样，叶永烈很顺利地给陈伯达拍了十来张彩照。
陈伯达不分寒暑，总爱戴着帽子。上一回叶永烈给陈伯达拍照，他也一直戴着帽子。叶永烈曾请陈伯达摘下帽子，他不肯，并且说他过去拍照，都戴着帽子。这一回，叶永烈再三请他拿下帽子，他答应了。其实，他并非秃子，只是平常怕感冒，热天也戴帽子。
陈伯达居然戴好老花眼镜，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摆好姿势，让叶永烈拍照。叶永烈赶紧抓住机会拍照。
叶永烈请陈伯达题诗送他。陈伯达用《论语·述而》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诗，十分恰当、确切地表达了悔过自新的心态。
一直谈到暮色降临高楼，叶永烈向陈伯达告辞。
临行，叶永烈问陈伯达有什么事要他办？陈伯达说，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书，请把书中的《论谭嗣同》一文复印送他——因为他手头虽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务社出版的《论谭嗣同》单行本，但是印错之处太多，何况此文收入文集时，他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叶永烈答应了回上海之后查找《真理的追求》一书，尽快把复印件寄给他。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一生便画上了终止符。
叶永烈给陈伯达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陈伯达凝固在叶永烈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陈伯达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陈伯达
Chen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革”（1966-1970）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这一条目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陈伯达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
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陈伯达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某地的列车上——他的母亲余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两个月，他总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陈晓农事后说：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后事处理。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们。
9月29日，美国、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猝然病逝，这一年间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陈伯达还跟他谈了一下午。叶永烈曾这样叙述那次会见：
那天天气炎热，叶永烈穿着短袖衬衫，走上六楼已经出汗了。轻轻叩门。有人从门内窥视镜里看了看他，迅即开了门。那是他的儿媳，认得叶永烈，她和丈夫——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起，照料着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进屋之后，叶永烈发觉所有的窗都紧闭着，很闷。可是，陈伯达内穿长袖衬衫、卫生裤，外穿藏青哔叽中山装、蓝长裤，草绿色袜子，圆口黑布鞋，甚至还戴一顶藏青哔叽帽。他跟叶永烈，仿佛差了一个季节！
叶永烈在他的书房里坐定。那里放着一对沙发，铺着墨绿色的地毯，宽大的书桌上堆满了翻开了的书。这里通常是他会客的地方。对于他的家，叶永烈是熟悉的。有一次谈到夜深误了公共汽车末班车，叶永烈就住在他家。不过，这一回叶永烈发觉，书桌上放着砚台，一大把毛笔，一大堆宣纸。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你在练书法？”叶永烈问他。
“嗯，锻炼锻炼身体。”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答道。说着，眉毛一扬，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长，弯弯地垂了下来。
当时，他完全正常，毫无病态——正因为这样，他在一个星期后突然去世，使叶永烈颇为吃惊。
如果说病，陈伯达倒是有一种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过，只是对近事健忘，而对年轻时的经历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连常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不认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叶永烈问陈伯达。
“哦，上海的叶永烈。”他倒认出叶永烈来了，说道，“我的那篇小说《寒天》，是你帮我找到的！”
陈伯达提及的小说《寒天》，是他21岁时写的，发表于1925年1卷9期《现代评论》，是他一生中写的惟一的小说。陈伯达曾托叶永烈寻找，叶永烈在上海帮陈伯达查到了。大抵因为午睡刚刚醒来，陈伯达的情绪很好。叶永烈请陈伯达回首往事，陈伯达一桩一桩地谈着，记得十分清晰。
陈伯达说自己的母亲是福建崇武县獭窟人（怕叶永烈听不清楚地名，特地写下“獭窟”两字）。陈伯达说：“小时候，我按我们当地的习惯，母亲叫娘，祖母叫阿妈。”说到这里，陈伯达大笑起来。陈伯达记得，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是从崇武下海的。
陈伯达说年轻时喜欢写诗。曾写过一首长诗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帮陈伯达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长诗未发表，原稿已无从寻觅。
陈伯达向叶永烈讲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陈伯达回忆起自己的初恋，跟诸有仁的认识过程，赴苏留学的经过。
陈伯达谈了从苏联回国后，怎样在天津被捕。
陈伯达谈及怎样和黄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修改《评〈中国之命运〉》《中国的四大家庭》。
陈伯达谈到了田家英、孙维世，谈到了张贞、李大章、王若飞、张申府……
谈兴正浓，忽然听见一阵叩门声。陈伯达的儿媳领着三位客人进来。
为首的一位干部模样，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身材壮实，50多岁。他手里提着两盒北京“稻香春”月饼。
他的后面是一位穿连衫裙的青年妇女，秘书模样，手提一袋苹果。
最后一位是轿车司机，手提一只塑料桶，几条活鱼正在桶里甩着尾巴。
“陈老，明天是中秋节，给你送月饼！”领头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道。
“为什么给我送月饼？你是哪里的？是医院里的？”陈伯达觉得奇怪。陈伯达的奇怪，引起来访者的奇怪。
“陈老，我们来过好多回，你怎么不记得啦？”那位女的说道，“每个月，是我给你送工资。他是你的领导，也跟你见过好多回。”
“见过八九回了！”原来，来访者是陈伯达现在所在单位的主任，姓徐。他对陈伯达说，“去年十月，你刑满时，分配在我们单位里。当时，我还在你刑满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你不记得了吗？”
“真该死，真该死，我把‘顶头上司’都忘了。”陈伯达一说，大家都笑了。笑罢，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请你们多多原谅。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人。你们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人送月饼？”
“你已经刑满，而且已经分配到我们单位里，我们就有责任关心你，帮助你。”徐主任说道。
“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月饼！”陈伯达的眼眶湿润了，话音显得激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的，还有鱼、苹果，祝你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太谢谢了，我实在心中有愧！”
言谈之中，陈伯达完全正常。他说：“我过去归公安局管。他们常来，所以我认得他们。自从归你们管以后，你们一两个月来一回，加上我记性又差，连自己的领导都不认得了，太对不起了。”
“最近身体好吗？”徐主任问。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大笑。
“最近在家里忙些什么？”徐主任又问。
“我在研究《本草纲目》《易经》，也常看《诗经》。”陈伯达说，“我小时候念私塾，读四书五经。不过，老师教不了《易经》，就没有教。所以，现在我看《易经》。另外，还练练字。”
陈伯达朝书桌指了指。叶永烈走过去，把桌上的条幅拿出来，给大家观看。陈伯达写的，大都是《诗经》《论语》上的句子。
陈伯达的字，写得端端正正。叶永烈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规律”，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陈伯达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陈伯达写的条幅，差不多都署“仲晦”两字。我问“仲晦”是什么意思。陈伯达答道：“这‘仲晦’，不算正式笔名，是我写字时用的，从50年代起，我给别人题字，落款总写‘仲晦’，‘仲’与‘伯’相对，‘晦’与‘达’相对。”
陈伯达说着，从书橱里拿出刻着“仲晦”两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陈老，你给我们单位也留点墨宝吧！”徐主任说。
“墨宝？我的字很蹩脚，算不上‘墨宝’。”陈伯达答道，“如果要写的话，我就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表示我的心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就会‘战战兢兢’。”说到这里，陈伯达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
当客人们告辞时，他站了起来，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稍稍弯着腰，为客人们送行。
徐主任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陈伯达送走客人，回过头来，又在沙发上坐下，继续跟叶永烈谈他的历史。叶永烈的录音机不断录下他的谈话。
叶永烈知道陈伯达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这一回，叶永烈拿出照相机给陈伯达拍照，他没有拒绝。这样，叶永烈很顺利地给陈伯达拍了十来张彩照。
陈伯达不分寒暑，总爱戴着帽子。上一回叶永烈给陈伯达拍照，他也一直戴着帽子。叶永烈曾请陈伯达摘下帽子，他不肯，并且说他过去拍照，都戴着帽子。这一回，叶永烈再三请他拿下帽子，他答应了。其实，他并非秃子，只是平常怕感冒，热天也戴帽子。
陈伯达居然戴好老花眼镜，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摆好姿势，让叶永烈拍照。叶永烈赶紧抓住机会拍照。
叶永烈请陈伯达题诗送他。陈伯达用《论语·述而》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诗，十分恰当、确切地表达了悔过自新的心态。
一直谈到暮色降临高楼，叶永烈向陈伯达告辞。
临行，叶永烈问陈伯达有什么事要他办？陈伯达说，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书，请把书中的《论谭嗣同》一文复印送他——因为他手头虽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务社出版的《论谭嗣同》单行本，但是印错之处太多，何况此文收入文集时，他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叶永烈答应了回上海之后查找《真理的追求》一书，尽快把复印件寄给他。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一生便画上了终止符。
叶永烈给陈伯达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陈伯达凝固在叶永烈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陈伯达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