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9)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有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通过查获的大量书证和许多当事人的陈述，能了解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内幕，从中不难看出日后林立果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为了让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样“天才地”在革命词藻的装饰下，把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会贯通，把封建道会门和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手法结为一体，“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反革命组织，不妨把广州“战斗小分队”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覆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需要说明，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时也提到党，提到“忠于毛主席”等等，但这不过是幌子，是骗人的。例如“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就讲到：“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指叶群，下同）、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明显，毛泽东是陪衬的，忠于林彪一家才是实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在查获的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处长、“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原始记录。在“对教导队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战斗小分队”和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在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的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这一切说明，林彪一伙是多么阴险，而在本质上又是多么软弱。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即使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内部，也不得不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和法西斯统治，来控制那些由于上当而被他们利用的无知青年。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九一三”以后，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了林立果在庐山会议后亲笔写的一个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一伙对庐山会议的估价，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对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的代号，“陈”指陈伯达，“吴”指吴法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在查获的刘沛丰1970年12月2日笔记本上，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正处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意愿可以长久被压抑，人民的手脚可以永久被捆绑。因此，他们竟敢于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他们并交待负责接待他们的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子爵号’（叶群代号）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得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
原来，《“517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汇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9·13”以后查获的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联合舰队”成员）的日记上，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们的准备
（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6月中旬，刘世英向人交底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有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通过查获的大量书证和许多当事人的陈述，能了解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内幕，从中不难看出日后林立果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为了让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样“天才地”在革命词藻的装饰下，把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会贯通，把封建道会门和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手法结为一体，“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反革命组织，不妨把广州“战斗小分队”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覆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需要说明，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时也提到党，提到“忠于毛主席”等等，但这不过是幌子，是骗人的。例如“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就讲到：“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指叶群，下同）、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明显，毛泽东是陪衬的，忠于林彪一家才是实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在查获的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处长、“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原始记录。在“对教导队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战斗小分队”和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在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的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这一切说明，林彪一伙是多么阴险，而在本质上又是多么软弱。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即使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内部，也不得不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和法西斯统治，来控制那些由于上当而被他们利用的无知青年。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九一三”以后，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了林立果在庐山会议后亲笔写的一个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一伙对庐山会议的估价，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对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的代号，“陈”指陈伯达，“吴”指吴法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在查获的刘沛丰1970年12月2日笔记本上，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正处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意愿可以长久被压抑，人民的手脚可以永久被捆绑。因此，他们竟敢于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他们并交待负责接待他们的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子爵号’（叶群代号）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得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
原来，《“517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汇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9·13”以后查获的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联合舰队”成员）的日记上，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们的准备
（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6月中旬，刘世英向人交底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