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6)
这句话，跟批退下去的文件截然相反。这是不是毛泽东服了安眠药在梦中说的梦呓。护士长吴旭君当时在场，她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180度大掉头的经过。下面引自她亲笔写的回忆文章——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
毛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映，又觉得很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于是，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吃饭。过了一会，毛睁开眼发现吴还在吃饭，就催他：你还在吃饭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吴旭君用小聪明让毛泽东复述刚才的指示。吴旭君这样记述——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又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口罗。”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邀美球队访华，基辛格大受震动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十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1969年8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好几次微妙的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妙答嬉皮士，越大洋母亲赠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二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谈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当然更使掌声特别热烈。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口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
毛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映，又觉得很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于是，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吃饭。过了一会，毛睁开眼发现吴还在吃饭，就催他：你还在吃饭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吴旭君用小聪明让毛泽东复述刚才的指示。吴旭君这样记述——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又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口罗。”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邀美球队访华，基辛格大受震动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十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1969年8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好几次微妙的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妙答嬉皮士，越大洋母亲赠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二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谈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当然更使掌声特别热烈。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口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