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7)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活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尼克松犹疑难决，基辛格秘密访华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中国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4月10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夫人与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还有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还用大钢琴弹了一支曲子。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现在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么样度过的。他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4月12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
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这四项新措施是：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允许中国使用美元。
——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
——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4月16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捺，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大叫接受邀请，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在4月20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看了报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像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恩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都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表了一个态：“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
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又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4月29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尤如听到晴天霹雳，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和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陆大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运筹较量，毛泽东批复同意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活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尼克松犹疑难决，基辛格秘密访华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中国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4月10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夫人与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还有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还用大钢琴弹了一支曲子。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现在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么样度过的。他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4月12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
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这四项新措施是：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允许中国使用美元。
——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
——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4月16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捺，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大叫接受邀请，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在4月20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看了报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像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恩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都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表了一个态：“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
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又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4月29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尤如听到晴天霹雳，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和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陆大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运筹较量，毛泽东批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