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的心还是觉得直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5月份,是1950年的5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的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没有打盹、入睡。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音中,主张我们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或是罗杰斯的。名字列了这两个。我们正等待着美方的答复。可是,他判断着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周恩来在心里准备跟基辛格较量。主席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早做好准备。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时,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思考着挑谁做自己的助手。伍修权么?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老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严重,已经住院治疗。用陈毅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斗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呵!陈老总已被发现晚期癌症,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际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又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恩来还想起11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著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1961年9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闯了进去,正演着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回到宾馆时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反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也勇于接受批评,给周恩来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又年富力强。周恩来想,要让他来做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急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本茨,好不威风;能乘本茨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恩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在1967至1969这三年中,要是我们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1965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60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使周恩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的破坏,使我们在外交上是一个旁观者,外交处于瘫痪状况。从1969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动。他在想着,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
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第一节 中美谈谈停停十五年周恩来基辛格费筹谋(4)
基辛格约见法兰,神秘外交即将成行
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下的金色之州。从面积来说是美国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而它的力量和财富,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它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西方与东方的移民像潮水一样涌到这个州来。人们既在它的土地上疯狂地竞争,又在它宜人的气候下享爱阳光和闲暇的生活。许多人晒得黑黑的,许多人金发碧眼,许多人衣着时髦,充满自信。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上遍布着没完没了的盒子似的私人住宅。东边是起伏逶迤的内华达山脉。
尼克松就是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当选总统后,在这里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也在附近的棕榈泉,搞了一幢私人住宅。5月上旬,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基辛格去休假。基辛格就飞到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躲了起来。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甩开日常工作、避开新闻界的耳目,积极准备去中国访问的工作。
基辛格从华盛顿带来了一大包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关于中国的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书籍,还有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据说,他的助手们经手整理过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已达上吨重,可见工作量之大。既要研究中国,又要保密。有一次,他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搞一份关于周恩来生平的详细材料,但稍一转念,他马上扩大范围,要求把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的传记都送来,假装说:“供我参考之用。”他巧妙地向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求教,但绝不吐露自己的真意。专家们十分赞赏他的求知欲,以为是他无非是想了解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新见解而已。在公开场合,他大谈越南问题、俄国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问题。为了不露真相,他常常故意施放烟雾,讲一些反话让人无法揣测。一次,《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简讯,推测说,如果中美建交,基辛格会到中国去。白宫里有个不知内情的人拿这则消息问基辛格打趣。基辛格莞尔一笑,答道:准是国务院里“我的一个崇拜者”认为北京“大概就是他能想出的把我打发到离华盛顿最远的地方吧”。
他避开耳目众多、天线如云的华盛顿来到西海岸边的休假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秘密安排经过巴基斯坦的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计划。
5月3日,他曾经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传去了一个信息:“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法兰反复揣摩了这个口信,十分乐于从命。
法兰大使向国务院请了一个假,说回国办点“私事”,就按基辛格约的地点,飞往洛杉矶来了。他在横越重洋的飞机上,还是猜想了一番。是印巴关系问题么,不,不至于那么急,那么神秘。或是越南战争问题,不像,没有必要为越战问题找驻巴基斯坦大使。是不是苏联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更不像……既然基辛格不要求他作任何准备,那可能是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在美国只有总统、基辛格和他三个人知道的事,肯定只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神秘的使命激起他内心的兴奋与躁动。
5月7日上午,班机抵达洛杉矶。有一位法兰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迎上来接他。此人自称是基辛格博士的朋友,奉基辛格的委托专程来接法兰。法兰于是没出机场,就被领上一架私人小飞机,不久就飞到了洛杉矶附近的棕榈泉。基辛格在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等他。基辛格笑着十分满意地跟法兰握手:“你好,大使先生,总统也会感谢你的到来。我们谈完后,马上送你回洛杉矶飞机场。”
法兰更是惊愕了。基辛格狡黠地一笑:“你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你明白么?”
谈话马上就开始了。基辛格首先将尼克松总统的决策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全部告诉了法兰大使。法兰吃惊不小,想不到他所住的那个国家已经为美国与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连蛛丝马迹都不觉察。他惊诧地问:“你是打算通过伊斯兰堡去见中国人?”
“是的。我要与中国的使节谈判。我见中国人的技术安排要通过你来做。事前我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档案材料表明你为人忠诚可靠,办事扎实能干。总统也批准了要你来安排。”基辛格满怀希望而又郑重其事地盯着法兰说,“要绝对保密,除你之外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在国务院的上司为什么不能知道?”法兰探询地问。他担心将来会受到上司的责难。
“你不用担心以后上司怪罪,有总统和我呐!这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以要保密,是为了避免由于许多涉及到很复杂的很敏感的问题的材料经过太多人手有可能泄露而造成误解。”
法兰因为得到总统和顾问的信任而感到喜悦,也觉得责任重大。他沉默了片刻,说:
“我明白了。”
“你可以利用你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要不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基辛格说。“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
法兰建议说:“会谈还是在中国进行为好。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好一些。反正中国人要做记录的。”
基辛格那眼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你认为我去中国好一点?”
法兰点点头:“嗯。”
基辛格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具体计划:
“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的飞机上不带新闻记者。我在预定停留的地方都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都举行了解情况的会议。这样,等我经过一个星期到达伊斯兰堡时,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记者厌烦之时,就是我成功之日。”说罢,基辛格哈哈大笑,“你觉得怎样?”
法兰说:“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我看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