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9)
“那样，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由你出面张扬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面。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中或是某一个别墅。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到中国去。在我不露面不超过三十六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往西飞往巴黎。你看，我这计划中这一切能办得到么？”
“你三十六小时之内能回来么？”法兰问。
“我想是能回来的”。基辛格说。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基辛格说：“那么，你一回到伊斯兰堡就马上和叶海亚总统联系。我会把你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里的。我希望你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使馆的人员，不要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并使人觉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手的时候，又一次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心情特别好，处在一种亢奋的心理期待之中。法兰给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计划会得到落实。他不肯歇一歇，就执笔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当然，这封信也是上没有抬头、下没有签字的。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5月9日，基辛格在棕榈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周恩来隔洋复信，基辛格如释重负
华盛顿的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6月2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块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迎着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驰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里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里本人与基辛格很好还另有一层原因，希拉里的妹妹在50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里是一个精细的、考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那两天，基辛格哪儿也不敢去，回绝了好几次十分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的邀请。
希拉里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急忙地驾车赶去白宫。
这是用打字机打了两页的信。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里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候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里，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9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打字的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个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他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短脚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提出过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到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到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晚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1971年4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静寂无声，听得见两人的呼吸声。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像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明亮的灯光沐浴着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钓鱼台忙碌异常，四号楼进驻小组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颏，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口。不少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做“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的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做“疯狂的阶级敌人”来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但是，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无愧地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无愧地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至于过于突然，而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首先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广大中国人以吃惊的眼光在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对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呵。好在毛泽东在“文革”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起来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国宾馆钓鱼台。尼克松总统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十八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四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住进了钓鱼台也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将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当时“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十一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十六楼。
“你三十六小时之内能回来么？”法兰问。
“我想是能回来的”。基辛格说。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基辛格说：“那么，你一回到伊斯兰堡就马上和叶海亚总统联系。我会把你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里的。我希望你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使馆的人员，不要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并使人觉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手的时候，又一次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心情特别好，处在一种亢奋的心理期待之中。法兰给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计划会得到落实。他不肯歇一歇，就执笔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当然，这封信也是上没有抬头、下没有签字的。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5月9日，基辛格在棕榈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周恩来隔洋复信，基辛格如释重负
华盛顿的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6月2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块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迎着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驰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里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里本人与基辛格很好还另有一层原因，希拉里的妹妹在50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里是一个精细的、考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那两天，基辛格哪儿也不敢去，回绝了好几次十分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的邀请。
希拉里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急忙地驾车赶去白宫。
这是用打字机打了两页的信。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里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候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里，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9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打字的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个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他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短脚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提出过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到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到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晚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1971年4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静寂无声，听得见两人的呼吸声。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像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明亮的灯光沐浴着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钓鱼台忙碌异常，四号楼进驻小组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颏，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口。不少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做“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的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做“疯狂的阶级敌人”来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但是，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无愧地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无愧地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至于过于突然，而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首先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广大中国人以吃惊的眼光在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对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呵。好在毛泽东在“文革”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起来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国宾馆钓鱼台。尼克松总统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十八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四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住进了钓鱼台也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将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当时“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十一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十六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