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12)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夹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对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着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乔冠华、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只好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问题在桌面上摊开来了，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基辛格谈了尼克松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建议：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在台湾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中国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
基辛格还谈到越南战争等印支问题。
等基辛格阐述美方的观点时，已到晚餐时间，茅台酒和鱼翅羹使桌上气氛变得宽松了一些，双方说了一些打趣的话。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美方观点，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观点，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来干预；解放台湾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美蒋条约无效，美军必须限期撤离台湾。
谈到越南战争，周恩来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的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和尊严。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块多次地商量过，认为世界从50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谈判以后，在7月6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在公开的场合发展到“五极”理论；事前，并没有给他打招呼，就是7月7、8日他到伊斯兰堡，尼克松还打来过电讯，三番五次地讲在出发前就讲过不知多少遍的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就是在他起飞飞往北京之前几个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基辛格，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在7月6日总统已经对全世界作了“五极中心”理论的讲话。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这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件事及演说内容，他都一无所知。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20多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11时20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哪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定为48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7月11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周恩来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方人员离开了六号楼，走到工作小组所住的四号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汇报，总理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本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来北京访问，只能在北京作48个小时逗留。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那儿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晖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十分仔细。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觉察到他们正在搞阴谋。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毅然采取部署，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旅行。毛泽东一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庐山的那场斗争，讲“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林彪一伙的神经。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开始汇报跟基辛格的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认真地听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在边听汇报时边说：“猴子变人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好，让那些多米诺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等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
“七一五”公告发表，全美国都在发愣
1971年7月15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融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蜿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伛偻的身影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他的外表仍是照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他就是尼克松。
这几天，他在这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都是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所交织的心情中。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着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乔冠华、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只好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问题在桌面上摊开来了，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基辛格谈了尼克松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建议：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在台湾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中国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
基辛格还谈到越南战争等印支问题。
等基辛格阐述美方的观点时，已到晚餐时间，茅台酒和鱼翅羹使桌上气氛变得宽松了一些，双方说了一些打趣的话。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美方观点，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观点，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来干预；解放台湾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美蒋条约无效，美军必须限期撤离台湾。
谈到越南战争，周恩来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的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和尊严。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块多次地商量过，认为世界从50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谈判以后，在7月6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在公开的场合发展到“五极”理论；事前，并没有给他打招呼，就是7月7、8日他到伊斯兰堡，尼克松还打来过电讯，三番五次地讲在出发前就讲过不知多少遍的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就是在他起飞飞往北京之前几个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基辛格，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在7月6日总统已经对全世界作了“五极中心”理论的讲话。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这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件事及演说内容，他都一无所知。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20多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11时20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哪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定为48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7月11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周恩来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方人员离开了六号楼，走到工作小组所住的四号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汇报，总理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本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来北京访问，只能在北京作48个小时逗留。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那儿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晖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十分仔细。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觉察到他们正在搞阴谋。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毅然采取部署，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旅行。毛泽东一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庐山的那场斗争，讲“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林彪一伙的神经。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开始汇报跟基辛格的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认真地听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在边听汇报时边说：“猴子变人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好，让那些多米诺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等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
“七一五”公告发表，全美国都在发愣
1971年7月15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融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蜿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伛偻的身影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他的外表仍是照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他就是尼克松。
这几天，他在这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都是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所交织的心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