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4)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会前的安排进行，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会议期间，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不仅与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就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这段话指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无所知。
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被他研究得十分透彻，一一列举以后，诬指彭、罗、陆、杨要“搞政变”“搞颠覆”。然而，有谁能想到，正是这个此时信誓旦旦，颂扬领袖为“天才”，必须“高举”“紧跟”，诬陷别人要“搞政变”的道貌岸然的副主席，竟是一个口蜜腹剑，包藏祸心，五年以后要用火焰喷射器、用轰炸机、用炸药炸领袖专列等方法谋害毛泽东的“魔鬼”。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从此，江青有了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再也不用“偶尔露峥嵘”了。她堂而皇之地身着绿军装，在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头人物。中央文革小组，以后权力日益膨胀，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中央政治局5月扩大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在中央文革一些人的煽动下，各地青年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于6月初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各省、市委也相继采用了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的方法，力图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正确轨道。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这位自青年时代起就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富有挑战精神的豪言壮语，现已将近73岁的老人家，实际上是在以他畅游长江的壮举，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他那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毛泽东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人物。他曾以卓越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诞生在欧洲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党内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路线，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晚年，却陷入了左倾错误的迷途。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工作组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应“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表露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困惑心情，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就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以后，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派工作组“压制运动”，这是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实际上，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这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贯方法之一，远的不说，仅以建国以后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社教，哪一次政治运动没有派过工作组。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运动初期刚刚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以后，仅仅二年，为了控制被“文化大革命”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毛泽东于1968年7月亲自批准，派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的指示，控制局势，制止武斗，促进联合。稍后，毛泽东又亲自派出对自己最忠诚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的指战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进驻北京的部分工厂和大学。以后，全国各地都相继派出了大批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即“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各中小学校、各文化团体、各领导机关、以及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这些“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实际上都是“工作组”的性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会议期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以后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据笔者研究，这可能是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时，有感而发，遂信笔写出，其中不乏激愤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许多传单和纪实文学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有的书中说是贴到了中南海的饭厅里）。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画了这样一幅画：毛泽东身着戴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衣，站在一堵高墙边，手握一管正在滴着墨汁的毛笔，目视远方，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标题和虽不甚清晰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的内文。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给人们以深刻的视觉印象。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印制、复制，也给人们留下了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南海贴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这样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92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得更是言之凿凿，犹如亲历目睹一般：“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的“大字报”，既没有用“大字”写出来，也没有贴在中南海，更没有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而是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发给与会者的。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既使参加全会的与会者们极为震惊，也使他们感到极为困惑不解。大字报不仅把毛泽东与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向中央全会公开，实际上也等于向全党公开；而且把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关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并明确号召“炮打”这个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每一个与会者，都面临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众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思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异议，只能缄默或违心地表态拥护。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则在小组讨论会上，借阐述毛泽东的大字报，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攻击，以示“紧跟”。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顾了陶铸同他谈到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况：“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
8月8日，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定》对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决定》还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哪些人犯什么性质的“错误”，才能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没有划出具体的判断标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下至工厂车间主任、农村生产队长、商店门市部经理，只要有人纠集一帮子人说他是“走资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斗，随便侮辱。而被批斗者却没有丝毫为自己辨护的权利，只有听任被批判和斗争。
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来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显排除。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林彪这个由全会增选的副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会选举时最初提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列顺序中，邓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是，这种名单排列顺序，却引起了江青的强烈反对。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在三个月前才刚刚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而中央设立文革小组时，仅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并没有赋予它更大的权利，以至能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江青大为不满地说什么：“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然干预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真是咄咄怪事。
于是，江青找到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时刚刚得势，踌躇满志，气焰正盛，对江青却不敢慢怠。两人不谋而合，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江共同合谋，改变了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字排到了邓小平的前边。这样，名单的排列顺序变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江青对这个名单仍然很不满意，说：“‘老夫子’（指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成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回到毛家湾住地后，掩饰不住得意的心情，对工作人员说：“这次全会，我由原来的小六变成了老二”）。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林彪成为惟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特意写道：“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对林彪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会议期间，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亲切接见前来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城乡。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的结束。从此，毛泽东正式由原来的退居第二线返回了第一线，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若干年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上述两次会议的性质作了公正的评判。《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这是历史的结论。
“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等，总数达1100万人。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8月18日，新华社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出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实况。在这个报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迅速崛起、跃升至第二位的接班人位置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内部地位已经下降的惊人变动，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此予以报道、评论和猜测，弄不清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几个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掌握在中央文革手中的两个重要舆论工具，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说成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成为极不正常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左右舆论、左右局势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令旗一举，刹那时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国几亿老百姓对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上来。原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这件事。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既有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当时既没有支持派工作组，也没有反对派工作组。于是，在中央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派工作组。这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在《红旗》杂志社论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组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其图谋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更集中的指向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掀起更大的波澜。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些主要来自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对运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按照他讲话中的设想：“这次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文化大革命”，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为煽动“造反”、揪斗领导干部制造根据。林彪还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不仅与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就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这段话指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无所知。
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被他研究得十分透彻，一一列举以后，诬指彭、罗、陆、杨要“搞政变”“搞颠覆”。然而，有谁能想到，正是这个此时信誓旦旦，颂扬领袖为“天才”，必须“高举”“紧跟”，诬陷别人要“搞政变”的道貌岸然的副主席，竟是一个口蜜腹剑，包藏祸心，五年以后要用火焰喷射器、用轰炸机、用炸药炸领袖专列等方法谋害毛泽东的“魔鬼”。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从此，江青有了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再也不用“偶尔露峥嵘”了。她堂而皇之地身着绿军装，在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头人物。中央文革小组，以后权力日益膨胀，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中央政治局5月扩大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在中央文革一些人的煽动下，各地青年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于6月初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各省、市委也相继采用了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的方法，力图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正确轨道。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这位自青年时代起就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富有挑战精神的豪言壮语，现已将近73岁的老人家，实际上是在以他畅游长江的壮举，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他那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毛泽东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人物。他曾以卓越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诞生在欧洲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党内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路线，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晚年，却陷入了左倾错误的迷途。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工作组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应“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表露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困惑心情，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就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以后，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派工作组“压制运动”，这是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实际上，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这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贯方法之一，远的不说，仅以建国以后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社教，哪一次政治运动没有派过工作组。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运动初期刚刚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以后，仅仅二年，为了控制被“文化大革命”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毛泽东于1968年7月亲自批准，派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的指示，控制局势，制止武斗，促进联合。稍后，毛泽东又亲自派出对自己最忠诚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的指战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进驻北京的部分工厂和大学。以后，全国各地都相继派出了大批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即“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各中小学校、各文化团体、各领导机关、以及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这些“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实际上都是“工作组”的性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会议期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以后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据笔者研究，这可能是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时，有感而发，遂信笔写出，其中不乏激愤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许多传单和纪实文学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有的书中说是贴到了中南海的饭厅里）。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画了这样一幅画：毛泽东身着戴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衣，站在一堵高墙边，手握一管正在滴着墨汁的毛笔，目视远方，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标题和虽不甚清晰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的内文。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给人们以深刻的视觉印象。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印制、复制，也给人们留下了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南海贴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这样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92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得更是言之凿凿，犹如亲历目睹一般：“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的“大字报”，既没有用“大字”写出来，也没有贴在中南海，更没有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而是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发给与会者的。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既使参加全会的与会者们极为震惊，也使他们感到极为困惑不解。大字报不仅把毛泽东与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向中央全会公开，实际上也等于向全党公开；而且把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关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并明确号召“炮打”这个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每一个与会者，都面临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众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思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异议，只能缄默或违心地表态拥护。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则在小组讨论会上，借阐述毛泽东的大字报，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攻击，以示“紧跟”。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顾了陶铸同他谈到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况：“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
8月8日，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定》对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决定》还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哪些人犯什么性质的“错误”，才能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没有划出具体的判断标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下至工厂车间主任、农村生产队长、商店门市部经理，只要有人纠集一帮子人说他是“走资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斗，随便侮辱。而被批斗者却没有丝毫为自己辨护的权利，只有听任被批判和斗争。
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来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显排除。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林彪这个由全会增选的副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会选举时最初提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列顺序中，邓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是，这种名单排列顺序，却引起了江青的强烈反对。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在三个月前才刚刚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而中央设立文革小组时，仅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并没有赋予它更大的权利，以至能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江青大为不满地说什么：“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然干预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真是咄咄怪事。
于是，江青找到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时刚刚得势，踌躇满志，气焰正盛，对江青却不敢慢怠。两人不谋而合，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江共同合谋，改变了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字排到了邓小平的前边。这样，名单的排列顺序变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江青对这个名单仍然很不满意，说：“‘老夫子’（指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成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回到毛家湾住地后，掩饰不住得意的心情，对工作人员说：“这次全会，我由原来的小六变成了老二”）。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林彪成为惟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特意写道：“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对林彪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会议期间，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亲切接见前来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城乡。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的结束。从此，毛泽东正式由原来的退居第二线返回了第一线，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若干年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上述两次会议的性质作了公正的评判。《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这是历史的结论。
“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等，总数达1100万人。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8月18日，新华社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出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实况。在这个报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迅速崛起、跃升至第二位的接班人位置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内部地位已经下降的惊人变动，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此予以报道、评论和猜测，弄不清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几个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掌握在中央文革手中的两个重要舆论工具，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说成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成为极不正常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左右舆论、左右局势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令旗一举，刹那时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国几亿老百姓对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上来。原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这件事。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既有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当时既没有支持派工作组，也没有反对派工作组。于是，在中央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派工作组。这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在《红旗》杂志社论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组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其图谋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更集中的指向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掀起更大的波澜。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些主要来自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对运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按照他讲话中的设想：“这次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文化大革命”，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为煽动“造反”、揪斗领导干部制造根据。林彪还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