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5)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扮演了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攻手”角色。他的讲话虽然“火药味”不太浓，但是却从理论上把派工作组作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批判”。他首先对红卫兵运动作了“高度评价”：“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各次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而许多庸人则为之目瞪口呆。”接着，从理论上对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变成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讲话中，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恶意类比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极为卑劣。他还进一步从“理论上”发挥说：“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来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某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讲话。会后，迅速被大量印发，广为传播，并刊登在各个群众组织编辑的报纸、刊物、小册子上，成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重磅炮弹”。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报送毛泽东审阅的检查稿上，毛泽东都作了批语。
对刘少奇检查稿的批语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重一些，请酌定。毛泽东9月14日。”
对邓小平检查稿的批语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泽东10月22日上午4时。”
从毛泽东的两个批语来看，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是作为中央的领导同志来看待，持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态度。尤其在对邓小平的批语中，与人为善，十分中肯，亲切的话语犹如两人对面谈心一般，鼓舞人心，催人振奋。同时，从两个批语中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此时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的看法上，显然对邓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持保护态度，指出：“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家们却在私下策划着一系列的“打倒刘邓”的阴谋勾当。
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突然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指名要其头头蒯大富下午2时到中南海西门，说中央文革有人找他谈话。蒯大富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受到当时王光美任副组长的上级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判，被工作组定为“右派”。为了表示反抗，蒯大富宣布“绝食”，此举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以后，陈伯达派人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使蒯大富名声大振，扯旗造反，拉起了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于1966年9月24日篡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后，蒯大富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坚决按照“中央文革”的号令行动，“步步紧跟”，成为北京市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组织清华大学武斗，武力对抗工人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2月18日下午2时，蒯大富乘车来到中南海西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把蒯大富领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两人开始了密谈。
据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证实：
张春桥首先询问了蒯大富的近况。蒯大富遂向张春桥汇报了他最近去上海串联的情况和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实，张春桥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这里，所以不等蒯大富讲完，就打断了蒯的话头，一字一顿地向蒯大富面授机宜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张春桥原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组织人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在北京连连碰壁。到了上海，找到了张春桥，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张春桥一手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稿，虽在京、沪两地数易成稿，几次修改，竟然丝毫不露风声，实现了江青对北京市委保密，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保密的意图。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于此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由于张春桥在组织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为江青立了“头功”，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江青提携为副组长，从上海市委的书记处书记，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策划的秘密活动中，总少不了张春桥在其中出谋划策。
这次张春桥秘密接见蒯大富，也是他与江青等人暗中策划、密谋过的。
张春桥这次在中南海接见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公开出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把这一行动推向社会，从而制造“群众组织”自发起来要求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点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让蒯大富自己去领会。蒯大富当然心领神会，既然是让“把他们搞臭”，无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词了。所以，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谈话，蒯大富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下午四时，蒯大富“怀揣”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交给的“秘密使命”，离开中南海，返回清华大学。当晚，蒯大富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张春桥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们，并作了具体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20日，在清华大学新航空馆，蒯大富召开了“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他在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后，说：“从春桥同志讲话的意思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还是大方向，但矛头应该集中指向刘、邓。我认为春桥同志的讲话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会议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
12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5000余人，在蒯大富指挥下，由广播车开路，挥舞各种横幅、旗帜，奔向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上，蒯大富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5000余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门广场，其余奔向王府井、西单、北京车站和菜市口等闹市区，把各种各样充满了攻击、谩骂、诬蔑、诽谤性内容的巨幅标语、大字报、传单等贴满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这个所谓的“大行动”中，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内容的大标语。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被称为北京的“心脏”。这是何等庄严、何等神圣的地方！可是，10月25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公然有人明目张胆地召开了“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誓师大会”；在天安门城楼的墙上，公然有人明目张胆地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幅标语；在北京的大街上，公然明目张胆地出现了声嘶力竭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而被肆意攻击的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然而，在北京发生这么大的严重事件，却没有任何机关、任何人出来进行干涉、批评和制止。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几个青年学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们的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支持和操纵。这个事件，立即震动了全北京，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它所产生的效果是确凿无疑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次事件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快报》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载（该《快报》主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阅，以便随时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为了继续借所谓“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姚文元等亲自到清华大学，进一步煽风点火，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与此事件有内在联系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讲话，他离开会议研究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原来强加给刘、邓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的错误无限上纲，并联系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这样的讲法，标志着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批判，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50多天，而是要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20年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须知，在两个月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批判”，还仅仅只限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起”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两个月以后，即上升到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这说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那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性质的看法已经起了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路线错误，只要认识了，并不至于被彻底打倒，而如果联系历史上的问题进行“清算”，问题的性质就非常“严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
1月，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
2月，在北京，七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奋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也相继被打倒。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揪回北京，受尽凌辱。大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们、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主要行政领导干部，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冲击，有的受到批判，有的受到揪斗，有的被活活打死（如煤炭部长张霖之）。“文化大革命”像一列失去了操纵的列车，在极左的轨道上愈滑愈远。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再也按捺不住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满腔怒火，终于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大闹怀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诬蔑为“二月逆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动）。
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采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的手法，在最后一部分以“八个为什么”罗织了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从抗战爆发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状”。并气势汹汹地诬指刘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同时，文章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诬指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卖力地充当江青等人的马前卒，写下了这篇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长文，在当时被称之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进军号”，权势更加膨胀。不料，几个月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成为被打倒的“王、关、戚”中的第三号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三支两军”等问题。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相继在会上讲话，赞扬“文化大革命”，宣扬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经验，系统地罗织罪名，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次会议和二三月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实质上是在军队高级干部中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为军队高级干部在思想上“转弯子”作动员。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做法，在军队高级干部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抵制。
1967年夏天，骄阳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温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温度更高。
7月中旬，毛泽东打算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区“视察文化大革命”。临行前，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谈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图，并提出要再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同时处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时，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泽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陪同，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为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和处理武汉问题等事宜，乘专机飞往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制约，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了一系列“批判”刘、邓的高潮。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写了《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戚本禹在上面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康生圈阅后批示”同意。陈伯达、江青均圈阅“同意”。陈伯达还将《报告》中“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面增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这一改动，使报告由原来的请示“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由原来的批斗一个人，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六个人。陈伯达这四个字，给刘、邓、陶夫妇又增加了多大的灾难呵！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北京100多个群众组织数10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在批斗会期间，王光美专案组组织抄了刘少奇的家，共抄走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本等188本。在揪斗刘少奇时，曾有人将此事打电话告诉了在武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正在一个解决武汉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听了中南海“造反派”揪斗刘少奇的汇报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并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却置毛泽东指示于不顾，仍按预定计划组织对刘、邓、陶夫妇的批斗。
8月5日，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为此，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声讨刘少奇的“罪行”。这天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直接指挥，分别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夫妇。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怀念陈伯伯（陈毅）》一文中，作了回顾：“1967年初，父亲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我们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斗之后，又被软禁了。举国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那时的政治空气，真是紧张而又疯狂。”
对于由于党内“左”的错误的发生、发展并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邓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中，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回顾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28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1949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38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
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讲话。会后，迅速被大量印发，广为传播，并刊登在各个群众组织编辑的报纸、刊物、小册子上，成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重磅炮弹”。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报送毛泽东审阅的检查稿上，毛泽东都作了批语。
对刘少奇检查稿的批语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重一些，请酌定。毛泽东9月14日。”
对邓小平检查稿的批语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泽东10月22日上午4时。”
从毛泽东的两个批语来看，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是作为中央的领导同志来看待，持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态度。尤其在对邓小平的批语中，与人为善，十分中肯，亲切的话语犹如两人对面谈心一般，鼓舞人心，催人振奋。同时，从两个批语中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此时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的看法上，显然对邓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持保护态度，指出：“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家们却在私下策划着一系列的“打倒刘邓”的阴谋勾当。
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突然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指名要其头头蒯大富下午2时到中南海西门，说中央文革有人找他谈话。蒯大富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受到当时王光美任副组长的上级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判，被工作组定为“右派”。为了表示反抗，蒯大富宣布“绝食”，此举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以后，陈伯达派人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使蒯大富名声大振，扯旗造反，拉起了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于1966年9月24日篡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后，蒯大富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坚决按照“中央文革”的号令行动，“步步紧跟”，成为北京市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组织清华大学武斗，武力对抗工人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2月18日下午2时，蒯大富乘车来到中南海西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把蒯大富领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两人开始了密谈。
据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证实：
张春桥首先询问了蒯大富的近况。蒯大富遂向张春桥汇报了他最近去上海串联的情况和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实，张春桥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这里，所以不等蒯大富讲完，就打断了蒯的话头，一字一顿地向蒯大富面授机宜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张春桥原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组织人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在北京连连碰壁。到了上海，找到了张春桥，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张春桥一手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稿，虽在京、沪两地数易成稿，几次修改，竟然丝毫不露风声，实现了江青对北京市委保密，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保密的意图。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于此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由于张春桥在组织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为江青立了“头功”，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江青提携为副组长，从上海市委的书记处书记，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策划的秘密活动中，总少不了张春桥在其中出谋划策。
这次张春桥秘密接见蒯大富，也是他与江青等人暗中策划、密谋过的。
张春桥这次在中南海接见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公开出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把这一行动推向社会，从而制造“群众组织”自发起来要求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点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让蒯大富自己去领会。蒯大富当然心领神会，既然是让“把他们搞臭”，无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词了。所以，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谈话，蒯大富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下午四时，蒯大富“怀揣”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交给的“秘密使命”，离开中南海，返回清华大学。当晚，蒯大富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张春桥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们，并作了具体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20日，在清华大学新航空馆，蒯大富召开了“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他在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后，说：“从春桥同志讲话的意思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还是大方向，但矛头应该集中指向刘、邓。我认为春桥同志的讲话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会议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
12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5000余人，在蒯大富指挥下，由广播车开路，挥舞各种横幅、旗帜，奔向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上，蒯大富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5000余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门广场，其余奔向王府井、西单、北京车站和菜市口等闹市区，把各种各样充满了攻击、谩骂、诬蔑、诽谤性内容的巨幅标语、大字报、传单等贴满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这个所谓的“大行动”中，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内容的大标语。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被称为北京的“心脏”。这是何等庄严、何等神圣的地方！可是，10月25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公然有人明目张胆地召开了“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誓师大会”；在天安门城楼的墙上，公然有人明目张胆地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幅标语；在北京的大街上，公然明目张胆地出现了声嘶力竭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而被肆意攻击的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然而，在北京发生这么大的严重事件，却没有任何机关、任何人出来进行干涉、批评和制止。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几个青年学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们的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支持和操纵。这个事件，立即震动了全北京，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它所产生的效果是确凿无疑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次事件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快报》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载（该《快报》主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阅，以便随时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为了继续借所谓“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姚文元等亲自到清华大学，进一步煽风点火，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与此事件有内在联系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讲话，他离开会议研究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原来强加给刘、邓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的错误无限上纲，并联系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这样的讲法，标志着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批判，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50多天，而是要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20年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须知，在两个月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批判”，还仅仅只限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起”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两个月以后，即上升到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这说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那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性质的看法已经起了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路线错误，只要认识了，并不至于被彻底打倒，而如果联系历史上的问题进行“清算”，问题的性质就非常“严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
1月，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
2月，在北京，七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奋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也相继被打倒。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揪回北京，受尽凌辱。大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们、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主要行政领导干部，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冲击，有的受到批判，有的受到揪斗，有的被活活打死（如煤炭部长张霖之）。“文化大革命”像一列失去了操纵的列车，在极左的轨道上愈滑愈远。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再也按捺不住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满腔怒火，终于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大闹怀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诬蔑为“二月逆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动）。
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采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的手法，在最后一部分以“八个为什么”罗织了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从抗战爆发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状”。并气势汹汹地诬指刘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同时，文章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诬指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卖力地充当江青等人的马前卒，写下了这篇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长文，在当时被称之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进军号”，权势更加膨胀。不料，几个月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成为被打倒的“王、关、戚”中的第三号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三支两军”等问题。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相继在会上讲话，赞扬“文化大革命”，宣扬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经验，系统地罗织罪名，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次会议和二三月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实质上是在军队高级干部中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为军队高级干部在思想上“转弯子”作动员。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做法，在军队高级干部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抵制。
1967年夏天，骄阳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温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温度更高。
7月中旬，毛泽东打算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区“视察文化大革命”。临行前，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谈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图，并提出要再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同时处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时，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泽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陪同，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为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和处理武汉问题等事宜，乘专机飞往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制约，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了一系列“批判”刘、邓的高潮。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写了《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戚本禹在上面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康生圈阅后批示”同意。陈伯达、江青均圈阅“同意”。陈伯达还将《报告》中“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面增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这一改动，使报告由原来的请示“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由原来的批斗一个人，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六个人。陈伯达这四个字，给刘、邓、陶夫妇又增加了多大的灾难呵！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北京100多个群众组织数10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在批斗会期间，王光美专案组组织抄了刘少奇的家，共抄走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本等188本。在揪斗刘少奇时，曾有人将此事打电话告诉了在武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正在一个解决武汉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听了中南海“造反派”揪斗刘少奇的汇报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并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却置毛泽东指示于不顾，仍按预定计划组织对刘、邓、陶夫妇的批斗。
8月5日，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为此，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声讨刘少奇的“罪行”。这天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直接指挥，分别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夫妇。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怀念陈伯伯（陈毅）》一文中，作了回顾：“1967年初，父亲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我们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斗之后，又被软禁了。举国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那时的政治空气，真是紧张而又疯狂。”
对于由于党内“左”的错误的发生、发展并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邓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中，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回顾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28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1949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38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