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6)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全国上至国家元首、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生产队长，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罢官批判、打翻在地的命运。但是，这并非毛泽东的意图。而是林彪、江青蓄意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结果。毛泽东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哪些人可以打倒、哪些人可以冲击一下、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将来还可以用，心中是有所考虑的。
对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各国反华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各项工作都以“要准备打仗”为前提来进行部署，国家长期处于临战体制，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邓小平“能打仗”的特长更是念念不忘。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5）
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一个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群众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批倒批臭”。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却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复杂的环境中，毛泽东仍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邓小平作了正确的评价。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把邓小平排列在第四位。虽然由于江青的反对，邓小平的顺序后来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于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单独谈话中，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以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注），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战”——笔者注），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1月时，刘少奇已经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正在以各种手段，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些，已成定局，只是尚未履行组织手续罢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时已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区别一下”，这就极大地遏制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图谋。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的）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在会上受到诽谤、诬陷和批判（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旨意，在全会小组会上，当面诽谤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在会议的第一天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74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这次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邓小平。
第一次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第二次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主要是为一些被林彪、江青一伙揪住不放的老同志说话。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1967年2月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过，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首先对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其次是对邓小平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是坚持把邓小平留在党内，不能像对待刘少奇一样“开除党籍”。
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在这里还可以引述两段当年的亲历者王力的回忆。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多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执笔起草“反修”文章的“大笔杆子”，“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力又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权倾一时，以后在“王、关、戚事件”中销声匿迹。他与毛泽东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此，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革干将王力在不久前写的《“文革”第一年》中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打倒刘的意思，原来只是换换位置。1967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汉时单独同我谈：开“九大”，刘少奇还要当中央委员，就是还要像王明那样，这同后来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对邓小平，主席表示：邓至少还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主席对邓的评价非常高。我说：你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我们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主席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如果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那时我知道主席当时对林彪意见很大，很怀念和器重小平同志。主席至少讲过十次“刘、邓要区别”。那天还这样说：“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这里说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陈伯达。在此应注意的是，王力的回忆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当做正史来看侍。
在对待邓的问题上，主席那时还是清醒的，看得还是准的。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还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刘少奇、林彪或者他人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总理”。这次谈话是一次会后主席把我单独留下来谈的。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一贯是很高的。这次他又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过的话：“你别看他（指邓）个子小，把苏斯洛夫那么大个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小平指挥两个野战军，还没有另外一个人指挥过两个野战军。主席还说过，开“九大”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大区和各省市第一书记，绝大多数都要选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彭真被诬陷为叛徒后，主席还说过：“至少要保留党籍，分配工作。”毛主席还讲过这样的话：一旦发生战争，所有被打倒的干部，一律官复原职，或者是调一个地方任原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以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了争夺《政治报告》的起草权，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又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最后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执笔）各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后经中央讨论，林彪在九大宣读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一份《政治报告》。
在陈伯达最初起草的《政治报告》文稿上，曾经写有“刘邓路线”的话，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这种提法。
据陈伯达生前回忆：“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把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做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从上述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对邓小平还是有着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是“最高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照办”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没有遭到刘少奇、陶铸那样的厄运，毛泽东的政治保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周恩来在当时多次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转折。陶铸由于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批判斗争的错误做法，触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袭击，被从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马，先是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进行批斗，尔后又被横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监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右倾”，多次受到“冲击”，在所谓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击。只有陈伯达和康生，这两位“文革红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乱”，成为平步青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谓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到刘少奇头上。报告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要准备打仗。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会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的19%。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21人是：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祸国殃民。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自以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便在暗中进一步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妄图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肆无忌惮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的重点在军队。
1969年10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未经任何人批准，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部长。与此同时，吴法宪背着中共中央、背着中央军委，私自提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以后吴法宪又向当时的空军政治委员说：“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吴法宪的话，被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空军直属机关进行了传达。当时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个“两个一切”的措施。就这样，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送给了林立果，为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窃取的权力，在空军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其主要成员有：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
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
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
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
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
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
林彪一伙表面上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旗号，表现出一副“最忠诚”“最紧跟”的样子，实际上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策划，由林彪在23日的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24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此时还未到会）按照密商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各组会议上发起进攻，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全会一时被搅乱，许多中央委员上当受骗。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载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篡党夺权的阴谋。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赴南方视察大江南北。一路上，毛泽东分别会见了各地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揭露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篡党夺权野心。
对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各国反华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各项工作都以“要准备打仗”为前提来进行部署，国家长期处于临战体制，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邓小平“能打仗”的特长更是念念不忘。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5）
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一个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群众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批倒批臭”。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却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复杂的环境中，毛泽东仍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邓小平作了正确的评价。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把邓小平排列在第四位。虽然由于江青的反对，邓小平的顺序后来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于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单独谈话中，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以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注），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战”——笔者注），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1月时，刘少奇已经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正在以各种手段，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些，已成定局，只是尚未履行组织手续罢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时已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区别一下”，这就极大地遏制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图谋。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的）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在会上受到诽谤、诬陷和批判（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旨意，在全会小组会上，当面诽谤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在会议的第一天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74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这次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邓小平。
第一次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第二次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主要是为一些被林彪、江青一伙揪住不放的老同志说话。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1967年2月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过，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首先对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其次是对邓小平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是坚持把邓小平留在党内，不能像对待刘少奇一样“开除党籍”。
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在这里还可以引述两段当年的亲历者王力的回忆。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多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执笔起草“反修”文章的“大笔杆子”，“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力又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权倾一时，以后在“王、关、戚事件”中销声匿迹。他与毛泽东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此，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革干将王力在不久前写的《“文革”第一年》中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打倒刘的意思，原来只是换换位置。1967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汉时单独同我谈：开“九大”，刘少奇还要当中央委员，就是还要像王明那样，这同后来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对邓小平，主席表示：邓至少还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主席对邓的评价非常高。我说：你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我们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主席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如果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那时我知道主席当时对林彪意见很大，很怀念和器重小平同志。主席至少讲过十次“刘、邓要区别”。那天还这样说：“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这里说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陈伯达。在此应注意的是，王力的回忆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当做正史来看侍。
在对待邓的问题上，主席那时还是清醒的，看得还是准的。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还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刘少奇、林彪或者他人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总理”。这次谈话是一次会后主席把我单独留下来谈的。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一贯是很高的。这次他又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过的话：“你别看他（指邓）个子小，把苏斯洛夫那么大个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小平指挥两个野战军，还没有另外一个人指挥过两个野战军。主席还说过，开“九大”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大区和各省市第一书记，绝大多数都要选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彭真被诬陷为叛徒后，主席还说过：“至少要保留党籍，分配工作。”毛主席还讲过这样的话：一旦发生战争，所有被打倒的干部，一律官复原职，或者是调一个地方任原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以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了争夺《政治报告》的起草权，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又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最后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执笔）各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后经中央讨论，林彪在九大宣读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一份《政治报告》。
在陈伯达最初起草的《政治报告》文稿上，曾经写有“刘邓路线”的话，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这种提法。
据陈伯达生前回忆：“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把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做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从上述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对邓小平还是有着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是“最高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照办”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没有遭到刘少奇、陶铸那样的厄运，毛泽东的政治保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周恩来在当时多次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转折。陶铸由于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批判斗争的错误做法，触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袭击，被从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马，先是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进行批斗，尔后又被横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监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右倾”，多次受到“冲击”，在所谓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击。只有陈伯达和康生，这两位“文革红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乱”，成为平步青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谓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到刘少奇头上。报告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要准备打仗。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会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的19%。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21人是：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祸国殃民。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自以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便在暗中进一步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妄图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肆无忌惮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的重点在军队。
1969年10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未经任何人批准，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部长。与此同时，吴法宪背着中共中央、背着中央军委，私自提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以后吴法宪又向当时的空军政治委员说：“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吴法宪的话，被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空军直属机关进行了传达。当时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个“两个一切”的措施。就这样，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送给了林立果，为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窃取的权力，在空军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其主要成员有：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
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
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
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
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
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
林彪一伙表面上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旗号，表现出一副“最忠诚”“最紧跟”的样子，实际上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策划，由林彪在23日的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24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此时还未到会）按照密商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各组会议上发起进攻，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全会一时被搅乱，许多中央委员上当受骗。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载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篡党夺权的阴谋。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赴南方视察大江南北。一路上，毛泽东分别会见了各地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揭露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篡党夺权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