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7)
林彪、叶群从其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决定以武力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亲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反革命“联合舰队”开始行动。由于毛泽东事先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遂机警地改变了原来的日程，于11日提前离开上海，使林彪一伙的谋杀阴谋没有得逞。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乘专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现“武装割据”。同时秘密调动专机前往山海关机场。
12日下午，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晚上，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报告，追查专机去山海关一事。林彪、叶群、林立果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逃跑，叛党叛国，投向苏联。飞机进入蒙古境内后，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折戟沉沙，机毁人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被一网打尽。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以“反修防修”为目的而发动的，在运动中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提拔、重用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文革新贵”，并在党章上明确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然而，正是这个林彪，却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要用轰炸机、用火焰喷射器、用炸药置党的领袖于死地，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人们在震惊之余有理由指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局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坚持原则的领导干部，就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地位的上升，根本不可能确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反革命集团产生的条件和土壤，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反革命武装政变和阴谋谋杀党的领袖这样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严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历史发展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不是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正是林彪这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借革命以营私”，借“高举”“紧跟”以篡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从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边站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毛泽东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叶剑英当时核对记录后，又念给毛泽东听了一遍。
毛泽东说，对。
这时，陈毅已因身患绝症在医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下午4时20分，叶剑英赶到陈毅的病房，将记录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向陈毅作了传达。临终之际，陈毅终于放下了这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当天深夜11时55分，陈毅溘然长逝。
1月8日，毛泽东在见到中央政治局送来请他签发的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时，获悉了陈毅离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模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由中央军委具体组织，参加人数为500人。没有规定毛泽东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出席。追悼会地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神态凝重地看了文件，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毛泽东在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中，通报了林彪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还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谈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质问题，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陈毅和老同志对付林彪和王、关、戚的。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二月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毛泽东谈话过程中，叶剑英把手中的悼词交给了周恩来，使致悼词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表明毛泽东对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只要“定性”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便可以过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例子已不在少数。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邓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去，以便为尽快使邓小平能够早日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脱离政坛
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又一次谈到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千里以外的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对于这段经历，邓小平以后曾多次提到。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非洲一位国家副总统时的谈话。邓小平对这位外国客人说：“上一次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邓小平的话，虽然很短，却体现了他独有的一贯风格，既坦率又质朴。然而，在这简短话语的背后，却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分别被诬蔑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以后，受到长期的批判斗争。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经过长期的批判、斗争、囚禁之后，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1969年11月，陶铸在经过长期的批判、斗争、囚禁之后，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刘少奇、陶铸都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多次被捕入狱，又多次被中共组织营救出来。然而，他们这段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光荣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彻底颠倒。他们分别被诬蔑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和“大叛徒”而惨遭迫害，死于非命。
邓小平虽然也有过一段白区工作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林彪、江青一伙从历史问题上难以打开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缺口”。仅仅凭工作中的问题，更难以彻底把邓小平打倒。
由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以后，虽然也经受了巨大的磨难，但毕竟熬过了最初那段极端混乱的岁月。
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以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找江西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当得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司令员均不在南昌以后，对办公室主任说：
“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省革委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电话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关切之情，在询问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气以后，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领导小组要帮助他们。”
讲完以上的话后，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办公厅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最后，周恩来又加强语气对江西的同志说：“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当江西的同志明确表示立即向程世清报告后，周恩来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江西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雷厉风行，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整理成文，分送在南昌的省党政军负责人。然后，乘车前往婺源，向程世清当面汇报。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早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后任团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挺进东北，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师副政委，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至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第四野战军林彪的老部下这层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紧跟林彪。但在1971年8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经过江西时，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在江西的可疑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以后，毛泽东又根据在杭州了解到的新的情况，提高警惕，改变日程，终于化险为夷。
程世清在婺源听了汇报，看了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以后，让办公室主任将以下内容记录向周恩来汇报：“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三人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么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三个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一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1.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2.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办公室主任第二天返回省革委以后，立即用电话将程世清的意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具体要求，江西省最后决定：（一）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该厂附近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少将校长的房子里，即“将军楼”；（二）陈云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三）王震安排在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与邓的继母一行三人，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直达江西。到南昌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由省军区一位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几天后，他们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兵学校院内。在这里的将军楼，他们一直住了三年多。
关于邓小平在江西期间的情况，他的女儿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曾有过文笔流畅的记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阴遮路。雪白的栀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添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有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热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到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悟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们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在毛毛的回忆中，还有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生活细节，那就是邓小平的散步：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在毛毛如诗如画的叙述中，一个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毫无悲观丧气态度，对生活、对人生、对命运、对前景充满了昂扬之志的大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江西期间，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每天上午到厂劳动半天。邓小平被分配作钳工，这是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干过的老本行，没想到几十年以后又派上了用场。重操旧业，他干得仍然是那么认真、那么熟练。卓琳则被分配做拆洗线圈的工作。邓小平因为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天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是怀着好奇的心理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他们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在共同的劳动、工作中，工人们与邓小平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最纯朴、最善良的，他们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的“走资派”有多么坏，而把这样的人看做是“奸臣误国”时的“好人”。邓小平夫妇在该厂劳动改造的三年中，工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使他们永远难忘。在邓小平夫妇上下班的路上，工人们特意修了一条小路——以后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小道”。当一次邓小平在劳动中昏倒时，工人们连忙抢救，按照卓琳介绍的方法，冲了一大茶缸白糖水喂到邓小平口中，使他转危为安，然后又用拖拉机把他送回住地。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邓小平的体魄；和工人们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们的关心和爱护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三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听了传达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情况的中央文件。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以后，第一次享受听传达中央文件的“政治待遇”。在两个半小时的听文件过程中，他神情专注，一言不发。听了中央文件以后工厂以车间为单位组织讨论，邓小平静静地听工人们讨论，没有讲一句话。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风浪中纵横驰骋的政治家，在听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他的内心一定正在起着翻江倒海般的巨澜。直到回家以后，他才十分兴奋和激动地说了一句令家人至今难忘的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九一三”事件，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在工厂听了中央文件以后，邓小平在住地又反复阅读了几遍。他敏锐地感到，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亡，历史发展将会出现重大的转折，这对自己的政治命运，也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劳动之余，邓小平抓紧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和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
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他写道：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地查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邓小平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林彪的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在一些党内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和阴谋伎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12日下午，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晚上，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报告，追查专机去山海关一事。林彪、叶群、林立果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逃跑，叛党叛国，投向苏联。飞机进入蒙古境内后，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折戟沉沙，机毁人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被一网打尽。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以“反修防修”为目的而发动的，在运动中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提拔、重用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文革新贵”，并在党章上明确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然而，正是这个林彪，却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要用轰炸机、用火焰喷射器、用炸药置党的领袖于死地，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人们在震惊之余有理由指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局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坚持原则的领导干部，就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地位的上升，根本不可能确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反革命集团产生的条件和土壤，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反革命武装政变和阴谋谋杀党的领袖这样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严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历史发展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不是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正是林彪这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借革命以营私”，借“高举”“紧跟”以篡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从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边站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毛泽东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叶剑英当时核对记录后，又念给毛泽东听了一遍。
毛泽东说，对。
这时，陈毅已因身患绝症在医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下午4时20分，叶剑英赶到陈毅的病房，将记录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向陈毅作了传达。临终之际，陈毅终于放下了这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当天深夜11时55分，陈毅溘然长逝。
1月8日，毛泽东在见到中央政治局送来请他签发的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时，获悉了陈毅离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模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由中央军委具体组织，参加人数为500人。没有规定毛泽东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出席。追悼会地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神态凝重地看了文件，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毛泽东在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中，通报了林彪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还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谈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质问题，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陈毅和老同志对付林彪和王、关、戚的。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二月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毛泽东谈话过程中，叶剑英把手中的悼词交给了周恩来，使致悼词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表明毛泽东对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只要“定性”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便可以过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例子已不在少数。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邓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去，以便为尽快使邓小平能够早日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脱离政坛
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又一次谈到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千里以外的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对于这段经历，邓小平以后曾多次提到。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非洲一位国家副总统时的谈话。邓小平对这位外国客人说：“上一次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邓小平的话，虽然很短，却体现了他独有的一贯风格，既坦率又质朴。然而，在这简短话语的背后，却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分别被诬蔑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以后，受到长期的批判斗争。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经过长期的批判、斗争、囚禁之后，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1969年11月，陶铸在经过长期的批判、斗争、囚禁之后，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刘少奇、陶铸都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多次被捕入狱，又多次被中共组织营救出来。然而，他们这段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光荣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彻底颠倒。他们分别被诬蔑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和“大叛徒”而惨遭迫害，死于非命。
邓小平虽然也有过一段白区工作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林彪、江青一伙从历史问题上难以打开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缺口”。仅仅凭工作中的问题，更难以彻底把邓小平打倒。
由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以后，虽然也经受了巨大的磨难，但毕竟熬过了最初那段极端混乱的岁月。
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以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找江西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当得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司令员均不在南昌以后，对办公室主任说：
“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省革委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电话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关切之情，在询问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气以后，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领导小组要帮助他们。”
讲完以上的话后，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办公厅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最后，周恩来又加强语气对江西的同志说：“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当江西的同志明确表示立即向程世清报告后，周恩来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江西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雷厉风行，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整理成文，分送在南昌的省党政军负责人。然后，乘车前往婺源，向程世清当面汇报。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早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后任团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挺进东北，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师副政委，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至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第四野战军林彪的老部下这层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紧跟林彪。但在1971年8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经过江西时，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在江西的可疑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以后，毛泽东又根据在杭州了解到的新的情况，提高警惕，改变日程，终于化险为夷。
程世清在婺源听了汇报，看了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以后，让办公室主任将以下内容记录向周恩来汇报：“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三人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么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三个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一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1.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2.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办公室主任第二天返回省革委以后，立即用电话将程世清的意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具体要求，江西省最后决定：（一）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该厂附近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少将校长的房子里，即“将军楼”；（二）陈云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三）王震安排在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与邓的继母一行三人，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直达江西。到南昌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由省军区一位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几天后，他们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兵学校院内。在这里的将军楼，他们一直住了三年多。
关于邓小平在江西期间的情况，他的女儿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曾有过文笔流畅的记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阴遮路。雪白的栀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添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有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热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到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悟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们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在毛毛的回忆中，还有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生活细节，那就是邓小平的散步：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在毛毛如诗如画的叙述中，一个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毫无悲观丧气态度，对生活、对人生、对命运、对前景充满了昂扬之志的大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江西期间，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每天上午到厂劳动半天。邓小平被分配作钳工，这是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干过的老本行，没想到几十年以后又派上了用场。重操旧业，他干得仍然是那么认真、那么熟练。卓琳则被分配做拆洗线圈的工作。邓小平因为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天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是怀着好奇的心理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他们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在共同的劳动、工作中，工人们与邓小平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最纯朴、最善良的，他们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的“走资派”有多么坏，而把这样的人看做是“奸臣误国”时的“好人”。邓小平夫妇在该厂劳动改造的三年中，工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使他们永远难忘。在邓小平夫妇上下班的路上，工人们特意修了一条小路——以后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小道”。当一次邓小平在劳动中昏倒时，工人们连忙抢救，按照卓琳介绍的方法，冲了一大茶缸白糖水喂到邓小平口中，使他转危为安，然后又用拖拉机把他送回住地。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邓小平的体魄；和工人们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们的关心和爱护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三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听了传达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情况的中央文件。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以后，第一次享受听传达中央文件的“政治待遇”。在两个半小时的听文件过程中，他神情专注，一言不发。听了中央文件以后工厂以车间为单位组织讨论，邓小平静静地听工人们讨论，没有讲一句话。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风浪中纵横驰骋的政治家，在听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他的内心一定正在起着翻江倒海般的巨澜。直到回家以后，他才十分兴奋和激动地说了一句令家人至今难忘的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九一三”事件，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在工厂听了中央文件以后，邓小平在住地又反复阅读了几遍。他敏锐地感到，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亡，历史发展将会出现重大的转折，这对自己的政治命运，也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劳动之余，邓小平抓紧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和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
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他写道：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地查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邓小平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林彪的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在一些党内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和阴谋伎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