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9)
“我当你的保皇派。”但林彪仍不放过贺龙。9月的一天，林彪当面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心地无私，朗声答道：“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与此同时，叶群亲自找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某，口述了一些所谓贺龙的材料，让宋某以自己名义给中央写信揭发，其主要内容是：
（1）“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2）“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3）“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4）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装过一个窃听器。”
就是以上这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哑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却把它看成打倒贺龙的“重磅炮弹”。当宋某按照叶群的口授写好上报后，林彪立即下令印发，作为攻击贺龙的“材料”，广为分发。
在林彪煽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过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了。这个无中生有的谣言出笼后，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刹时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着中南海”等等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北京传开，弄得京华大地几乎无人不晓。
贺龙，就这样被林彪用谣言、用诽谤、用阴谋击倒了。最后，一生乐观、豪爽的贺龙，在长期的监禁中屈辱地辞别了世界。
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才为贺龙平反。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贺龙追悼会，并亲致悼词。会场上悲声四起，“泪飞顿作倾盆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了元帅一世的英名。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经过中共江西省委，寄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后，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在逆境中，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锻炼身体。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进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在为“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砥砺意志，深思熟虑，准备着新的奋起。
“落潮总有涨潮时”。这不仅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规律。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针对他在政坛上的几起几落，对尼克松说：逆境是良师。尼克松同意周恩来的话，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者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尼克松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12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江西省委负责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转。1972年底，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
邓小平在期待着新的历史性的召唤！
国宴上升起一颗“明星”
“这是……不，决不可能！”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的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书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邓小平）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是的，“这一边”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和“那一边”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们，此时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巴拉奇·代内什没有过深地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谁都不会失态地死死盯着对方估量对方——邓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没有去想今后可能遇到的新麻烦；即使他预感到复出以后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还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会胆怯和失措的。他是“钢铁公司”。
在恢复组织生活五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第二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由于毛泽东对江青的多次严厉批评，使江青蓄谋已久的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的图谋，未能得逞。排除了江青的干扰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他身在医院，心系天下，像一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不知疲倦地超负荷日夜工作着。在审阅了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干部的名额。逐字逐句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后，他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让“四人帮”推荐的人选担任部长（江青的意图是让原8341部队干部、率“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担任教育部长），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担任为妥。而对于文化部、体委的领导人选，则可作一些让步。在形成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人事安排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成熟。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当天会见了他们。在互相问候中谈到身体情况时，周恩来问道：“主席身体怎样？”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少讲话想活动一下肺和腿。”毛泽东回答道。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吃饭、睡眠都比以前好多了，从11月到12月，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个多小时，并提出要到学生时代曾多次“中流击水”的湘江中去游泳，但工作人员没有同意。
“你的病怎么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问题。”周恩来答道。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对这位遵义会议以来已经患难与共了40年的老战友说。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在谈到议事日程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这次你们来，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脑袋。
“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由于王洪文在场，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说的意思，而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接着说。边说边用手中铅笔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谈到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一边说一边用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点了点头。（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以后，随着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时，念道：“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插话，说：“陈”。周恩来立即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是指陈锡联，随即在副总理人选名单中增加了“陈锡联”的名字。
最后，毛泽东让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多住几天，并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继续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严肃地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三人搞小宗派。
王洪文当即表示：“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还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王洪文于第二天写了一份，但不知为何没有交给毛泽东，却带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份检讨才被人们看到：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了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进行了谈话。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团结和繁荣昌盛而奋斗了一辈子的伟大的革命家，在81岁的情况下，还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昼夜操劳，精心安排，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中午，毛泽东不愿辜负工作人员的盛情厚意，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家乡的“芙蓉酒”。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毛泽东讲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上述谈话和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谈到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构成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全党、全国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学习和贯彻。这表明，毛泽东这位81岁的革命家，尽管年老体衰，重病在身，但仍然还在孜孜不倦地为达到他所理想中的完美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还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每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促膝长谈，不觉东方之既白。
在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的五天中，毛泽东一共与他们谈了四次话，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内容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不要乱批东西，不要出风头，不要参加组织政府。江青的工作是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在谈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在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看法。
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了五天后，飞回北京。
毛泽东在长沙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共在长沙休养114天，然后乘专列返回北京。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的一系列谈话，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坚决支持他们同江青进行斗争。
二、严厉批评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帮”、是“四人小宗派”。
三、坚决支持周恩来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见。
四、再度表示了对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评态度，对王洪文跟着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感到生气和失望。
五、高度评价邓小平同江青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决斗争。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决心赋予邓小平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大责任，为最终让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把对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历来都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全党、全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功勋卓著的名将。
第二任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
第三任总参谋长是粟裕，在坚持南方红色游击战争和新四军华中抗战中皆为著名指挥员。其过人的文韬武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他筹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四任总参谋长是黄克诚，曾任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兵团司令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素以深谋远虑，办事沉稳，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勇于直言而著称。
第五任总参谋长是罗瑞卿，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公安部长等职务。精力充沛，办事干练，勇于负责，雷厉风行。
第六任代总参谋长是杨成武，长征中率“开路先锋红四团”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抗战中率部坚持华北抗战，曾大战黄土岭，毙敌酋“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解放战争中在华北战场东征西杀，屡建功勋。
第七任总参谋长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提拔上来后，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以上七任总参谋长，共有两位元帅，三位大将，两位上将。
邓小平是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八任总参谋长，同时又是建国后第一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确实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四届人大讨论。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还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13日的大会上，朱德主持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17日的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朱德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当选为副委员长。
与此同时，叶群亲自找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某，口述了一些所谓贺龙的材料，让宋某以自己名义给中央写信揭发，其主要内容是：
（1）“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2）“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3）“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4）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装过一个窃听器。”
就是以上这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哑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却把它看成打倒贺龙的“重磅炮弹”。当宋某按照叶群的口授写好上报后，林彪立即下令印发，作为攻击贺龙的“材料”，广为分发。
在林彪煽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过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了。这个无中生有的谣言出笼后，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刹时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着中南海”等等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北京传开，弄得京华大地几乎无人不晓。
贺龙，就这样被林彪用谣言、用诽谤、用阴谋击倒了。最后，一生乐观、豪爽的贺龙，在长期的监禁中屈辱地辞别了世界。
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才为贺龙平反。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贺龙追悼会，并亲致悼词。会场上悲声四起，“泪飞顿作倾盆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了元帅一世的英名。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经过中共江西省委，寄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后，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在逆境中，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锻炼身体。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进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在为“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砥砺意志，深思熟虑，准备着新的奋起。
“落潮总有涨潮时”。这不仅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规律。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针对他在政坛上的几起几落，对尼克松说：逆境是良师。尼克松同意周恩来的话，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者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尼克松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12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江西省委负责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转。1972年底，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
邓小平在期待着新的历史性的召唤！
国宴上升起一颗“明星”
“这是……不，决不可能！”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的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书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邓小平）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是的，“这一边”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和“那一边”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们，此时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巴拉奇·代内什没有过深地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谁都不会失态地死死盯着对方估量对方——邓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没有去想今后可能遇到的新麻烦；即使他预感到复出以后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还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会胆怯和失措的。他是“钢铁公司”。
在恢复组织生活五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第二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由于毛泽东对江青的多次严厉批评，使江青蓄谋已久的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的图谋，未能得逞。排除了江青的干扰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他身在医院，心系天下，像一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不知疲倦地超负荷日夜工作着。在审阅了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干部的名额。逐字逐句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后，他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让“四人帮”推荐的人选担任部长（江青的意图是让原8341部队干部、率“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担任教育部长），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担任为妥。而对于文化部、体委的领导人选，则可作一些让步。在形成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人事安排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成熟。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当天会见了他们。在互相问候中谈到身体情况时，周恩来问道：“主席身体怎样？”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少讲话想活动一下肺和腿。”毛泽东回答道。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吃饭、睡眠都比以前好多了，从11月到12月，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个多小时，并提出要到学生时代曾多次“中流击水”的湘江中去游泳，但工作人员没有同意。
“你的病怎么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问题。”周恩来答道。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对这位遵义会议以来已经患难与共了40年的老战友说。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在谈到议事日程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这次你们来，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脑袋。
“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由于王洪文在场，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说的意思，而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接着说。边说边用手中铅笔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谈到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一边说一边用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点了点头。（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以后，随着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时，念道：“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插话，说：“陈”。周恩来立即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是指陈锡联，随即在副总理人选名单中增加了“陈锡联”的名字。
最后，毛泽东让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多住几天，并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继续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严肃地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三人搞小宗派。
王洪文当即表示：“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还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王洪文于第二天写了一份，但不知为何没有交给毛泽东，却带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份检讨才被人们看到：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了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进行了谈话。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团结和繁荣昌盛而奋斗了一辈子的伟大的革命家，在81岁的情况下，还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昼夜操劳，精心安排，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中午，毛泽东不愿辜负工作人员的盛情厚意，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家乡的“芙蓉酒”。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毛泽东讲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上述谈话和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谈到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构成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全党、全国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学习和贯彻。这表明，毛泽东这位81岁的革命家，尽管年老体衰，重病在身，但仍然还在孜孜不倦地为达到他所理想中的完美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还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每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促膝长谈，不觉东方之既白。
在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的五天中，毛泽东一共与他们谈了四次话，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内容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不要乱批东西，不要出风头，不要参加组织政府。江青的工作是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在谈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在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看法。
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了五天后，飞回北京。
毛泽东在长沙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共在长沙休养114天，然后乘专列返回北京。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的一系列谈话，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坚决支持他们同江青进行斗争。
二、严厉批评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帮”、是“四人小宗派”。
三、坚决支持周恩来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见。
四、再度表示了对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评态度，对王洪文跟着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感到生气和失望。
五、高度评价邓小平同江青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决斗争。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决心赋予邓小平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大责任，为最终让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把对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历来都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全党、全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功勋卓著的名将。
第二任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
第三任总参谋长是粟裕，在坚持南方红色游击战争和新四军华中抗战中皆为著名指挥员。其过人的文韬武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他筹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四任总参谋长是黄克诚，曾任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兵团司令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素以深谋远虑，办事沉稳，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勇于直言而著称。
第五任总参谋长是罗瑞卿，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公安部长等职务。精力充沛，办事干练，勇于负责，雷厉风行。
第六任代总参谋长是杨成武，长征中率“开路先锋红四团”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抗战中率部坚持华北抗战，曾大战黄土岭，毙敌酋“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解放战争中在华北战场东征西杀，屡建功勋。
第七任总参谋长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提拔上来后，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以上七任总参谋长，共有两位元帅，三位大将，两位上将。
邓小平是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八任总参谋长，同时又是建国后第一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确实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四届人大讨论。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还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13日的大会上，朱德主持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17日的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朱德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当选为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