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20)
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被任命为副总理。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圆满实现。
江青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虽多方活动，但连遭挫败，“组阁”阴谋完全落空，推荐人选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届人大顺利闭幕，她气极败坏，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召去，破口大骂了一顿，以发泄怒气。
王海容、唐闻生在1976年10月17日写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叙述：
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预言在自己逝世以后立即得到验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舞台上仅仅度过了28天，就被逮捕入狱，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从邓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成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建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位置十分重要，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两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成武对林的阴谋均程度不同的有所抵制，所以被林彪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一一打倒。最后换了个死党黄永胜，上任仅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与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一直空缺，直到经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点将”，邓小平才于1975年正式出任此职。
纵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建国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一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只不过更加暴露其霸权主义嘴脸罢了。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伟大领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而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五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以后的“批林批孔”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一伙，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九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上。
至此，由邓小平接班的政治格局已经基本确定。
邓小平，这位虽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仍然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的政治家，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第二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第四节 毛泽东拍案而起众将军终获解放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中央决定由四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毛泽东下定了决心，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老战友“送行”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泽东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是按军队元老一级安排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泽东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秘书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这个突然决定张玉凤一点都没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
听毛泽东说要去参加追悼会，她就赶紧地通知调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他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工作人员都感到无所适从。
毛泽东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他的脾气他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毛泽东乘坐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尽管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毛泽东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
毛泽东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张玉凤说：“去问问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他们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引到大厅时，毛泽东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恩来、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毛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泽东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以及其他老同志一直把毛泽东送到汽车前。
送毛泽东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老人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张玉凤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毛泽东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反革命集团头子”“就是我”
人总是要老的。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这一切都使毛泽东一天天衰老下去。
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非常冷静客观地写道：
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动作。等会谈结束，毛慵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地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前夕，是1月份的一天。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犯病。由于病来得突然，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女秘书张玉凤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毛泽东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赶紧给毛泽东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张玉凤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毛泽东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泽东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毛泽东，有节奏地捶他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张玉凤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地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怕他紧张。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详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人们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毛泽东这边的医护人员对毛泽东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毛泽东万一有个“闪失”，他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泽东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四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却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
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捕。
此时与毛泽东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经是站在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这一句话足以让医生们人头落地。
幸亏这件事让毛泽东自己知道了。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
“解放”175位将军
风云变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挡一面的将才。
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圆满实现。
江青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虽多方活动，但连遭挫败，“组阁”阴谋完全落空，推荐人选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届人大顺利闭幕，她气极败坏，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召去，破口大骂了一顿，以发泄怒气。
王海容、唐闻生在1976年10月17日写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叙述：
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预言在自己逝世以后立即得到验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舞台上仅仅度过了28天，就被逮捕入狱，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从邓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成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建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位置十分重要，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两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成武对林的阴谋均程度不同的有所抵制，所以被林彪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一一打倒。最后换了个死党黄永胜，上任仅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与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一直空缺，直到经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点将”，邓小平才于1975年正式出任此职。
纵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建国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一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只不过更加暴露其霸权主义嘴脸罢了。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伟大领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而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五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以后的“批林批孔”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一伙，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九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上。
至此，由邓小平接班的政治格局已经基本确定。
邓小平，这位虽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仍然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的政治家，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第二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第四节 毛泽东拍案而起众将军终获解放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中央决定由四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毛泽东下定了决心，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老战友“送行”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泽东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是按军队元老一级安排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泽东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秘书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这个突然决定张玉凤一点都没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
听毛泽东说要去参加追悼会，她就赶紧地通知调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他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工作人员都感到无所适从。
毛泽东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他的脾气他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毛泽东乘坐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尽管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毛泽东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
毛泽东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张玉凤说：“去问问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他们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引到大厅时，毛泽东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恩来、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毛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泽东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以及其他老同志一直把毛泽东送到汽车前。
送毛泽东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老人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张玉凤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毛泽东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反革命集团头子”“就是我”
人总是要老的。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这一切都使毛泽东一天天衰老下去。
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非常冷静客观地写道：
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动作。等会谈结束，毛慵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地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前夕，是1月份的一天。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犯病。由于病来得突然，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女秘书张玉凤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毛泽东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赶紧给毛泽东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张玉凤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毛泽东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泽东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毛泽东，有节奏地捶他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张玉凤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地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怕他紧张。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详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人们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毛泽东这边的医护人员对毛泽东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毛泽东万一有个“闪失”，他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泽东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四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却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
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捕。
此时与毛泽东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经是站在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这一句话足以让医生们人头落地。
幸亏这件事让毛泽东自己知道了。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
“解放”175位将军
风云变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挡一面的将才。
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