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22)
王洪文，193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一个农民的家庭，自幼务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王洪文于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战场，先后担任过警卫员、师通信科通信员。虽说没有打过仗，总算也上过几天战场。当兵五年半，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复员到上海工作。
1964年，王洪文调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工作，任保卫员，也就是个保卫干事。这里，成为王洪文从政的开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乱世英雄起四方”，王洪文也带领一班人造了厂党委的反，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随后，又杀上社会，与社会上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纠合在一起。当上海各厂的所谓“工人造反派”讨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时，王洪文以“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三块牌子，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护，顺利当选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司令”。
你别看“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打倒一切”，真正到了群众组织推选“头头”时，还真要找一些历史清白，头上没有“小辫子”可抓的人出面作头面人物呢！造反派组织中历来缺乏中共党员，因为党员、干部、劳动模范大多都是站在“保党委”一边的。这样王洪文便占了便宜，得以脱颖而出。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选首领，还要找一个有西汉刘氏血缘关系的放牛娃刘盆子作名义领袖，以资号召。看起来，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里，无论是古代的草莽英雄，还是现代的“造反组织”，骨子里还真都有点“正统观念”呢！
王洪文成为上海“工总司”负责人后，于1967年开始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革”爆发后被越级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但并没有几天，就又“升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他曾任市委宣传部长一职）姚文元结合在一起，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大闹上海，大乱上海，搞垮了上海市委，成为在全国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幕后策划，王洪文率领“造反派”冲锋陷阵，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遂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是当然的第一、二把手，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为第三把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夺权”以后的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后，张春桥任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任书记，依然是第三把手。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工人代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响亮的牌子，也许是考虑到王洪文的“代表性”，他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行动”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林彪念道：“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4月1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林彪讲话以后，王洪文作为工人代表第五个发了言。顿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
也许，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的发言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9月10日在上海停留了几个小时，王洪文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正布置在上海暗杀毛泽东。“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根据中央指示，与南京军区派到上海的负责人一起，执行了中央关于立即逮捕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驻杭州的空五军政治委员）的任务。事情办得干脆利落，想必进一步加深了在毛泽东头脑里的印象。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久，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开始把王洪文作为新的“接班人”来进行“考察”了。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
由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向十大提出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8月20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
此时，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意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担任了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了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王洪文，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引人注目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继林彪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毛泽东学识渊博，手不释卷，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马列经典，国际政治，无不了然于胸，融汇贯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哲学家、战略家、思想家，是一位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于一身，融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为一体，具有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而王洪文长期浪迹于上海“十里洋场”，擅长的是“冲冲杀杀”这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是和一班狐群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的日子。初到北京时，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地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以，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档香烟，喝高级名酒，讲究穿高级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首都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这下子“钓鱼台”可成了真正的“钓鱼台”了）；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王洪文的这种“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作风，切不说中央机关其他人无不侧目而视，就连“四人帮”中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也颇有微词。当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时，张春桥私下发牢骚说：“王洪文他算老几，他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但牢骚归牢骚，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在重大问题上，王洪文还是一切听命于张春桥指挥的。
对于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的生活作风，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曾担任王洪文警卫工作的王爱清揭发说：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橘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100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12枝。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王洪文的秘书沈少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揭发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在政治上，王洪文在上海时就听惯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习惯于按照张、姚的“指示”办事，现在，虽然跃居于张春桥、姚文元之上，成了张、姚的上级和领导，但仍然是张、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一切听命于张、姚的意见。同时，又与江青建立了直接联系。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正式形成了一个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成员的“四人小宗派”。毛泽东批评他们为“四人帮”。平时，人们因其以上海人居多，也称之为“上海帮”。
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以后的言行，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王洪文根本就不具备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根本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了。在与外国政治家的会见中，毛泽东虽然仍以惯常的幽默和机敏开着玩笑，但幽默的话语里亦不无几分无奈。“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是毛泽东几次谈到的一个话题。
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无比敬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自己的暮年，是多么急于找到一位合适的接班人呵！80高龄的老人家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呵！
时间不等人。毛泽东决心重新选择新的接班人。
在现有的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朱德、董必武均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年龄大体上不相上下。
李德生是一位军队干部（关于毛泽东是否考虑过培养李德生为接班人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本书中详细论述）。
王洪文，实践已经证明，不是理想的接班人选，但也不宜一下子立即撤掉，只好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考察了。
张春桥是一个文人，写写文章还可以，委以“接班人”的重任显然不妥。况且，许多老同志、老干部，都对这个“眼镜蛇”一般的人物极为反感。有的老同志还反映张春桥有“历史问题”。
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现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能治国，能安邦，会打仗，善外交，具有长期的指挥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具有“文化大革命”前连续十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丰富经验；具有在国际舞台上同苏联霸权主义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内政外交，无不精通。并且办事果断，雷厉风行，思想敏锐，性格刚毅，立党为公，不搞帮派，处事沉稳，深得众望。早在50年代，就曾对邓小平寄予了厚望，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打断了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想到这里，毛泽东下定了决心，对邓小平委以重任。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病重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话题：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齐唱唱歌。仅仅是歌词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泽东又谈。
“牛长角干什么？无非是斗嘛！”毛泽东主张斗争哲学。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话，与其是说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现在，他又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四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第一位是肖劲光大将，海军司令员。毛泽东握着肖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
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口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
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毛泽东不再回答，开始与第四位将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与马宁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谈话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80高龄的毛泽东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重厚少文”，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了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了起来。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64年，王洪文调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工作，任保卫员，也就是个保卫干事。这里，成为王洪文从政的开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乱世英雄起四方”，王洪文也带领一班人造了厂党委的反，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随后，又杀上社会，与社会上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纠合在一起。当上海各厂的所谓“工人造反派”讨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时，王洪文以“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三块牌子，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护，顺利当选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司令”。
你别看“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打倒一切”，真正到了群众组织推选“头头”时，还真要找一些历史清白，头上没有“小辫子”可抓的人出面作头面人物呢！造反派组织中历来缺乏中共党员，因为党员、干部、劳动模范大多都是站在“保党委”一边的。这样王洪文便占了便宜，得以脱颖而出。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选首领，还要找一个有西汉刘氏血缘关系的放牛娃刘盆子作名义领袖，以资号召。看起来，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里，无论是古代的草莽英雄，还是现代的“造反组织”，骨子里还真都有点“正统观念”呢！
王洪文成为上海“工总司”负责人后，于1967年开始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革”爆发后被越级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但并没有几天，就又“升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他曾任市委宣传部长一职）姚文元结合在一起，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大闹上海，大乱上海，搞垮了上海市委，成为在全国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幕后策划，王洪文率领“造反派”冲锋陷阵，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遂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是当然的第一、二把手，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为第三把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夺权”以后的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后，张春桥任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任书记，依然是第三把手。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工人代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响亮的牌子，也许是考虑到王洪文的“代表性”，他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行动”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林彪念道：“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4月1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林彪讲话以后，王洪文作为工人代表第五个发了言。顿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
也许，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的发言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9月10日在上海停留了几个小时，王洪文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正布置在上海暗杀毛泽东。“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根据中央指示，与南京军区派到上海的负责人一起，执行了中央关于立即逮捕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驻杭州的空五军政治委员）的任务。事情办得干脆利落，想必进一步加深了在毛泽东头脑里的印象。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久，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开始把王洪文作为新的“接班人”来进行“考察”了。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
由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向十大提出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8月20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
此时，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意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担任了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了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王洪文，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引人注目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继林彪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毛泽东学识渊博，手不释卷，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马列经典，国际政治，无不了然于胸，融汇贯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哲学家、战略家、思想家，是一位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于一身，融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为一体，具有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而王洪文长期浪迹于上海“十里洋场”，擅长的是“冲冲杀杀”这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是和一班狐群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的日子。初到北京时，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地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以，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档香烟，喝高级名酒，讲究穿高级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首都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这下子“钓鱼台”可成了真正的“钓鱼台”了）；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王洪文的这种“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作风，切不说中央机关其他人无不侧目而视，就连“四人帮”中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也颇有微词。当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时，张春桥私下发牢骚说：“王洪文他算老几，他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但牢骚归牢骚，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在重大问题上，王洪文还是一切听命于张春桥指挥的。
对于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的生活作风，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曾担任王洪文警卫工作的王爱清揭发说：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橘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100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12枝。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王洪文的秘书沈少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揭发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在政治上，王洪文在上海时就听惯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习惯于按照张、姚的“指示”办事，现在，虽然跃居于张春桥、姚文元之上，成了张、姚的上级和领导，但仍然是张、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一切听命于张、姚的意见。同时，又与江青建立了直接联系。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正式形成了一个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成员的“四人小宗派”。毛泽东批评他们为“四人帮”。平时，人们因其以上海人居多，也称之为“上海帮”。
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以后的言行，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王洪文根本就不具备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根本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了。在与外国政治家的会见中，毛泽东虽然仍以惯常的幽默和机敏开着玩笑，但幽默的话语里亦不无几分无奈。“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是毛泽东几次谈到的一个话题。
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无比敬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自己的暮年，是多么急于找到一位合适的接班人呵！80高龄的老人家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呵！
时间不等人。毛泽东决心重新选择新的接班人。
在现有的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朱德、董必武均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年龄大体上不相上下。
李德生是一位军队干部（关于毛泽东是否考虑过培养李德生为接班人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本书中详细论述）。
王洪文，实践已经证明，不是理想的接班人选，但也不宜一下子立即撤掉，只好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考察了。
张春桥是一个文人，写写文章还可以，委以“接班人”的重任显然不妥。况且，许多老同志、老干部，都对这个“眼镜蛇”一般的人物极为反感。有的老同志还反映张春桥有“历史问题”。
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现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能治国，能安邦，会打仗，善外交，具有长期的指挥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具有“文化大革命”前连续十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丰富经验；具有在国际舞台上同苏联霸权主义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内政外交，无不精通。并且办事果断，雷厉风行，思想敏锐，性格刚毅，立党为公，不搞帮派，处事沉稳，深得众望。早在50年代，就曾对邓小平寄予了厚望，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打断了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想到这里，毛泽东下定了决心，对邓小平委以重任。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病重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话题：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齐唱唱歌。仅仅是歌词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泽东又谈。
“牛长角干什么？无非是斗嘛！”毛泽东主张斗争哲学。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话，与其是说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现在，他又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四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第一位是肖劲光大将，海军司令员。毛泽东握着肖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
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口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
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毛泽东不再回答，开始与第四位将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与马宁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谈话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80高龄的毛泽东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重厚少文”，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了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了起来。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