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1）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来了！”“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周恩来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感情真挚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西花厅主人身患绝症
太阳悄然无声地把温暖的光芒洒向中南海西花厅那安静而又显得陈旧的院落里。风早就停了，云也不再飘动。似乎那无生命的万物都有了灵性，生怕惊扰了那位从不知疲倦而已经十分疲倦了的西花厅主人。
他老了，消瘦了，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心血耗干了，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生命的旋律已接近尾声――他患了癌症。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便血。从那时起，周恩来更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那是怎样的“先让我忙”，又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呵……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晤，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新上任的卫士初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邓颖超总要关照一句：“恩来走路快，你们要注意，别跟丢了。”事实正是这样，他的走路常常使人联想到紧急军事行动。这首先是因为他每天的活动安排，都是严密紧凑，以分秒计算时间。在一件事上误了时，就会牵连几件事甚至十几件事。现在周恩来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工作人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周恩来一旦顾不上吃饭，工作人员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他们请李维信准备一碗面条。当然，周恩来在外吃饭喝茶都是交钱的。建国后，在中南海里居住的中央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就这方面问题做过检查，周恩来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违纪现象。
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大家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找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没有说，没有动，仿佛停止了呼吸――他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
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工作人员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但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他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然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站起身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卫士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卫士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人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周恩来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工作人员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周恩来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中国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十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女服务员来到李维信面前，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吧。”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受不了……”女服务员哽住了。
李维信拼命眨动眼睛，驱散泪水，终于用一种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十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赶到服务室，“总理要走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秀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就这样，周恩来用极平静的心情迎接死亡的到来。实在说，也许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几十年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年复一年的动乱中所处的不能稍微舒展一下自己身躯的复杂险境，来自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明枪暗箭和最高领导人并非恶意但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批评，只能忍辱负重而无处可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的精神上的重压……这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航船驶向彼岸而化为乌有，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他太需要休息了，他拖欠了自己的生命太多太多的休息。但是，他又无限地热爱着、留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舍不得离开。更使他不能放心而去和忧心如焚的是，国家正一步步被拖向崩溃。他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动乱的国家。稍感宽慰的是：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并有意让邓将来接替他。他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后来的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简单。
特殊召见
林彪这个政治集团虽然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毛泽东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加上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整个国家形势没有根本好转。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张春桥。
半年多以前，王洪文被从上海调到中央，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华国锋、王洪文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委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王洪文、张春桥恭敬地坐在毛泽东身边。
王洪文时年39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将在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年轻，相貌不错，到中央工作以后，更加注意修饰，看上去仪表堂堂，颇有风度。张春桥比王洪文年长17岁，鼻梁上架一副深度眼镜，似乎显得精神不足，实际上他是一个善于思考、老谋深算的人。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之后，他将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对外交部的工作不满意，不找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这其中的含义是十分明了的。毛泽东这次对外交部的批评是由外交部的一期情况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毛泽东说的“此文”即指外交部的这期简报，他批评了简报中的观点，然后对王、张二人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的言词开始激烈起来。他有些火气。他继续说：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惟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用这样的措词批评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50年代批“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胜其看，照例不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在座的工作人员插话。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批评外交部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分析错了。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谈话，尤其是张春桥更仔细地捕捉着毛泽东每句话的意思。毛泽东要他们学点外语、读点书，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和“知识分子”的当。
毛泽东继续说：
“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
他是说郭沫若的观点有对有错。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毛泽东停顿一下，提高话音：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P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毛泽东的这一通议论妙趣横生。
毛泽东又讲美国问题：
“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菜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生肉，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毛泽东说的“她们两个”是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接着，他又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历来是一股风来都跟着跑。“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又讲革命的策略问题，讲革命不可能没有妥协，并以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例，讲列宁主张完全败北，主张在中国与日本作战的俄国军队完全打败，越彻底越好，这样革命就会起来了。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
“威廉二世。”有人插话。
“姑且说是威廉X世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军覆没。”
毛泽东谈兴很浓，他继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杀不得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一种即兴发挥，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洪文、张春桥从毛泽东的住所出来时，已是满天繁星闪烁。他们的红旗车离开毛泽东住处，沿着中南海湖边的水泥路缓缓驶去。
毛泽东批评的是周恩来，这再明显不过了。“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几句是整篇谈话的结论，也是最要害的地方。这批评自然是相当重的了。
其实，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说不信任和不倚重，但毛对周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这种不满，客观上为王、张、江、姚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中南海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柳枝轻摇。
张春桥、王洪文很得意：希望就要变成现实，革命可以改变一切。
周恩来喝下一口苦茶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叶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
针对这件事，毛泽东于11月17日对少数人这样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
“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10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党内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其性质来说是你死我活的。
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她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最能伤害周恩来。她知道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平静地坐在座椅上，听着江青的发言。
但是，周恩来内心不安。
与基辛格的会谈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意图理解错了？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说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事实。在请示报告问题上，周恩来一向非常注意，谨而慎之，不允许稍有疏忽。“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哪些大事应该讨论（这里的“讨论”应作“报告”理解）而没有讨论（报告）？哪些是不应打扰主席而天天送去打扰了主席的小事？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究竟如何进行呢？
周恩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这茶是苦的。
不过，江青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无条件的支持。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毛泽东送走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国王和王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11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周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了解周恩来，也了解江青，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暂时平息了下来。当然，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
批林批孔意在“周公”
忧国忧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又看见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一个滚滚而来的惊涛骇浪。
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旗帜。
不可思议。
批林彪怎么与批孔丘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呢？当然，当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1973年夏，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批评外交部，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又接见了江青。在与江青谈话中，毛泽东说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毛泽东念了自己的一首诗。
毛泽东还谈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他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对秦始皇，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历来对这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帝王表示推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兴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对来自另一个四大文明古国的领导人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秦始皇东行巡视病死沙丘，到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能不能够说，对待秦始皇的态度是两千多年来“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呢？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凡是革命的阶级、政党、“党内正确路线”都与秦始皇一脉相承呢？能不能够说林彪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必定不坏、林彪骂谁是秦始皇谁就应当以自己是秦始皇而为荣呢？
当然，沙菲并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查抄了林彪的住处，发现林彪、叶群书写了不少孔孟的警句格言。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
批林批孔，顾名思义，本来是批林彪的，可是，江青一伙只向林彪虚晃一枪，即向周恩来猛杀一个回马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月25日上午，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首都体育馆前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会场。参加会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造反派头目、各单位当权的领导。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来了！”“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周恩来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感情真挚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西花厅主人身患绝症
太阳悄然无声地把温暖的光芒洒向中南海西花厅那安静而又显得陈旧的院落里。风早就停了，云也不再飘动。似乎那无生命的万物都有了灵性，生怕惊扰了那位从不知疲倦而已经十分疲倦了的西花厅主人。
他老了，消瘦了，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心血耗干了，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生命的旋律已接近尾声――他患了癌症。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便血。从那时起，周恩来更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那是怎样的“先让我忙”，又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呵……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晤，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新上任的卫士初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邓颖超总要关照一句：“恩来走路快，你们要注意，别跟丢了。”事实正是这样，他的走路常常使人联想到紧急军事行动。这首先是因为他每天的活动安排，都是严密紧凑，以分秒计算时间。在一件事上误了时，就会牵连几件事甚至十几件事。现在周恩来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工作人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周恩来一旦顾不上吃饭，工作人员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他们请李维信准备一碗面条。当然，周恩来在外吃饭喝茶都是交钱的。建国后，在中南海里居住的中央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就这方面问题做过检查，周恩来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违纪现象。
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大家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找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没有说，没有动，仿佛停止了呼吸――他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
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工作人员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但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他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然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站起身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卫士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卫士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人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周恩来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工作人员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周恩来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中国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十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女服务员来到李维信面前，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吧。”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受不了……”女服务员哽住了。
李维信拼命眨动眼睛，驱散泪水，终于用一种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十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赶到服务室，“总理要走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秀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就这样，周恩来用极平静的心情迎接死亡的到来。实在说，也许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几十年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年复一年的动乱中所处的不能稍微舒展一下自己身躯的复杂险境，来自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明枪暗箭和最高领导人并非恶意但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批评，只能忍辱负重而无处可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的精神上的重压……这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航船驶向彼岸而化为乌有，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他太需要休息了，他拖欠了自己的生命太多太多的休息。但是，他又无限地热爱着、留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舍不得离开。更使他不能放心而去和忧心如焚的是，国家正一步步被拖向崩溃。他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动乱的国家。稍感宽慰的是：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并有意让邓将来接替他。他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后来的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简单。
特殊召见
林彪这个政治集团虽然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毛泽东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加上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整个国家形势没有根本好转。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张春桥。
半年多以前，王洪文被从上海调到中央，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华国锋、王洪文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委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王洪文、张春桥恭敬地坐在毛泽东身边。
王洪文时年39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将在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年轻，相貌不错，到中央工作以后，更加注意修饰，看上去仪表堂堂，颇有风度。张春桥比王洪文年长17岁，鼻梁上架一副深度眼镜，似乎显得精神不足，实际上他是一个善于思考、老谋深算的人。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之后，他将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对外交部的工作不满意，不找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这其中的含义是十分明了的。毛泽东这次对外交部的批评是由外交部的一期情况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毛泽东说的“此文”即指外交部的这期简报，他批评了简报中的观点，然后对王、张二人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的言词开始激烈起来。他有些火气。他继续说：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惟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用这样的措词批评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50年代批“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胜其看，照例不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在座的工作人员插话。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批评外交部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分析错了。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谈话，尤其是张春桥更仔细地捕捉着毛泽东每句话的意思。毛泽东要他们学点外语、读点书，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和“知识分子”的当。
毛泽东继续说：
“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
他是说郭沫若的观点有对有错。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毛泽东停顿一下，提高话音：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P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毛泽东的这一通议论妙趣横生。
毛泽东又讲美国问题：
“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菜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生肉，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毛泽东说的“她们两个”是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接着，他又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历来是一股风来都跟着跑。“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又讲革命的策略问题，讲革命不可能没有妥协，并以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例，讲列宁主张完全败北，主张在中国与日本作战的俄国军队完全打败，越彻底越好，这样革命就会起来了。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
“威廉二世。”有人插话。
“姑且说是威廉X世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军覆没。”
毛泽东谈兴很浓，他继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杀不得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一种即兴发挥，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洪文、张春桥从毛泽东的住所出来时，已是满天繁星闪烁。他们的红旗车离开毛泽东住处，沿着中南海湖边的水泥路缓缓驶去。
毛泽东批评的是周恩来，这再明显不过了。“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几句是整篇谈话的结论，也是最要害的地方。这批评自然是相当重的了。
其实，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说不信任和不倚重，但毛对周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这种不满，客观上为王、张、江、姚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中南海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柳枝轻摇。
张春桥、王洪文很得意：希望就要变成现实，革命可以改变一切。
周恩来喝下一口苦茶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叶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
针对这件事，毛泽东于11月17日对少数人这样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
“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10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党内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其性质来说是你死我活的。
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她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最能伤害周恩来。她知道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平静地坐在座椅上，听着江青的发言。
但是，周恩来内心不安。
与基辛格的会谈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意图理解错了？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说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事实。在请示报告问题上，周恩来一向非常注意，谨而慎之，不允许稍有疏忽。“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哪些大事应该讨论（这里的“讨论”应作“报告”理解）而没有讨论（报告）？哪些是不应打扰主席而天天送去打扰了主席的小事？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究竟如何进行呢？
周恩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这茶是苦的。
不过，江青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无条件的支持。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毛泽东送走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国王和王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11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周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了解周恩来，也了解江青，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暂时平息了下来。当然，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
批林批孔意在“周公”
忧国忧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又看见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一个滚滚而来的惊涛骇浪。
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旗帜。
不可思议。
批林彪怎么与批孔丘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呢？当然，当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1973年夏，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批评外交部，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又接见了江青。在与江青谈话中，毛泽东说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毛泽东念了自己的一首诗。
毛泽东还谈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他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对秦始皇，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历来对这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帝王表示推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兴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对来自另一个四大文明古国的领导人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秦始皇东行巡视病死沙丘，到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能不能够说，对待秦始皇的态度是两千多年来“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呢？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凡是革命的阶级、政党、“党内正确路线”都与秦始皇一脉相承呢？能不能够说林彪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必定不坏、林彪骂谁是秦始皇谁就应当以自己是秦始皇而为荣呢？
当然，沙菲并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查抄了林彪的住处，发现林彪、叶群书写了不少孔孟的警句格言。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
批林批孔，顾名思义，本来是批林彪的，可是，江青一伙只向林彪虚晃一枪，即向周恩来猛杀一个回马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月25日上午，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首都体育馆前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会场。参加会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造反派头目、各单位当权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