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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2)

  江青昂首阔步,一些人像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她的身边,连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像她的部下一样,尾随在她的身后。江青端着架,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派头,顿时,会场一阵疯狂的欢呼。面无表情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他不知道今天这个会的内容。他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忙忙地赶来的。他眉头紧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看着材料。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着不可一世的架式,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说到这,她用力地一挥拳头,嗓门提高了八度,像示威似的喊道:“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她一挥手,“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停顿了一下,道:“现在,先由谢静宜同志讲。”她带头鼓掌。

  谢静宜原来是8341警卫部队的一位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为风云人物。她坐镇清华、北大,和迟群成为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太上皇”。此刻,全国造反派头目都明白,他们是江青的心腹,他们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

  她30岁左右,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踌躇满志地走到麦克风前,扭动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发出刺人神经的尖声:“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她激动地一挥拳头,“这种保守的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说到这,她用一种像锥子似的目光,狠狠地扫了一下正在看材料的周恩来总理,指桑骂槐地说:“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接着迟群登上讲台,他含沙射影,杀气腾腾。

  “总理讲讲吧?”不怀好意的江青阴阳怪气地向周恩来道。周恩来越听越感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发言,都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布置的,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他打定了主意,拿过麦克风,不慌不忙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顿时会场哗然:怎么,一个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都不知道,这岂不是江青个人搞的么?他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江青得意地望望周恩来,她用闪电战术,突然袭击,逼着周恩来当众检讨。她感到高兴。大会一结束,她立刻在钓鱼台把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谢静宜、迟群都叫了来,他们坐在丰盛的庆祝宴会上。“哈哈。”江青狂笑了一阵,得意忘形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庆功宴,把周恩来搞得狼狈不堪,他这个庞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是咱们手下的败将!”说到这,她站了起来,举起酒杯,同谢静宜、迟群碰碰杯:“为我们这两位冲锋陷阵的有功之臣,干杯!”她一仰脖,一杯茅台酒全部倒了下去!

  “周恩来将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王洪文端起酒杯,和江青碰碰杯,奉承地说,“江青同志就是指挥我们的统帅,你就统率我们和他周旋到底吧!”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老谋深算的张春桥插了一句,“我们还要防备他从背后捅刀子。王、关、戚是怎么垮台的?”

  “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三杯茅台下肚,江青得意忘形了,“眼下,鹿死谁手,就看我们两家了。但是,从年龄、身体,他都不占优势,他今年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好景不长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叶剑英,也是七十六七岁了,秋后的蚂蚱,还能有几天扑腾头!他有点像诸葛亮死前的处境,后继无人。”说到这,她自信地说,“我们是兵强马壮,我的年龄算是大一点,但比起周恩来、叶剑英、还小十六七岁,至于洪文、文元,你们是属于少壮派,他们更没法和你们比!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战胜他们!”

  她忽地站了起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她带头一仰脖,一杯酒又灌了下去。

  正在江青开足马力,通宵达旦地来审查“一?二五”大会上的录音带时,一件使她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把参加大会的秘书叫来,吩咐道:“你们要开夜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用不着全文整理,把主要意思整理出来就行了,我有急用!”

  秘书们知道周恩来的用意,连夜突击,到第二天,即1月26日上午,记录便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个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他越看越生气,他大口地吸着烟,这不仅是背着政治局,也是背着我干的,已经狂妄到目空一切了。在她的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擅自行动起来。这也是夺我的权。她自以为翅膀硬了,可以一手遮天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恩来吗?”毛泽东立即拿起电话,“你通知一下政治局各委员,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道:“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1967年,你江青带头就搞乱过军队。”叶剑英也义正词严地批评了江青,“你这次是想夺权,是对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周总理搞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么大的一件事,谁也不商量,自己就干上了,你江青的胆子也够大的了。”

  “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骄横一时的江青,顷刻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她无法反驳,但心里又憋了一肚子气。她几次都想豁出去了,大吵大闹,吵它个天翻地覆;但她毕竟是在政治漩涡里滚了十年,她知道其中的利害。如果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给毛泽东下不来台,他一动怒,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这也正是对方所希望的。她忍了又忍,终于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火。“这次的事件。”她无可奈何地说,“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算是作了结论,并责令江青等“要作检查!”

  会议结束了,江青满脸铁青,驱车回到住所,一进屋,便像发了疯的野兽,发泄着不满:“你毛泽东已经不分里外了,你反复无常,一会儿支持我们,一会儿又支持周恩来,好人都让你做。”她又疯狂地攻击周恩来:“一定是他告了刁状。”她望望坐在身旁的王洪文、姚文元,“不然主席知道得怎么那样快?我们的录音带还没修改完,主席就掌握了大会的情况。这除了周恩来,谁还能干得出来!”说到这,她咬牙切齿地发着狠,“这是从背后射我一暗箭。好吧,既然你对我不仁,也就别怪我对你不义,让我们长期进行较量吧!”

  “这次我们算是败在周恩来手下了。”王洪文垂头丧气地说,“我们还得写检讨……”“败,我才不承认失败呢!”江青气呼呼地说,“咱们谁也不许泄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振作精神,重整旗鼓,下次再见高低!”

  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顿时吓得胆颤心惊,自己虽然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但这不是“永久”牌的,而是“飞鸽”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毛泽东一勃然大怒,一句话,就把自己从副主席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他一想起刘少奇、陶铸、林彪的下场,便不寒而栗。光棍不吃眼前亏,保住自己的地位要紧。说点违心话,取得主席信任再说。

  他万般无奈地拿起笔来,这支笔足有千斤重,他的手颤抖地写着……

  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江青恨之入骨。她忽地一下跳了起来,急速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叶剑英也好,周恩来也好,你们就休想安宁了,我不好受,也不能让你们舒服了。

  江青心里早有打算,眼下军队成为叶剑英的地盘了,虽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张春桥在军队里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的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江青一直忧虑这件事。

  军队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她对未来的决战,心里充满着矛盾。她看周恩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渐渐瘦削,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根据医生的情报,他的病相当严重。“好!”她高兴得一拍大腿,“这太好了。用三路向周恩来进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三、加上病。这几路夹攻,就足以使周恩来早日去阴曹地府。”到了那时,国务院这个最高的行政权力机关,自然落在自己的手里。大功告成,夺取天下,她做着今后的女皇梦。

  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几乎费尽了心血。这天,她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找来,把自己的心思向几位心腹透露了一下。

  “我虽然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执掌着全军的人事大权。”张春桥紧锁着眉头,道,“但在任命重要领导干部上,我一点权也没有。军委常委一开会,他们是多数,人又熟悉,背后还有周恩来的控制,我是光杆司令一个,怎么也抗衡不了他们。”他忧心忡忡地说,“军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手里有成千上万的造反派,但那是分散的,造反起起哄,那可以,真正到了真刀真枪决战的时候,他们哪是军队的对手?!”

  “现在我们怎样把军队抓过来呢?”江青反剪着双手,慢慢地踱着步,道,“这应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的一步棋,现在抓都有点晚了。”

  她激动地一挥拳头:“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们搞第二武装吧。造反派还是听我们话的。把民兵组织起来,发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节骨眼时,把这批队伍拉出去,是可以跟他们较量个高低。”说到这,她望望王洪文,道,“第二武装,你在上海先搞起。那是你的根据地,人熟地也熟,又有群众基础。”

  “是!”王洪文会意地点点头,“给民兵的武器,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都应该准备齐,到真正决战时,一声令下,就能拉出来,和叶剑英的正规军决一死战!”王洪文俨然仿佛已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了。

  “我们要两路进攻。”江青接着说,“我也不能让叶剑英安静了,要放火烧荒,鼓动军队的造反派闹腾一下,给叶剑英找点麻烦,也是好的。”她望望张春桥道:“你利用总政治部主任这个地位,也要物色一些我们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没人投靠我们!不用多,在北京附近的地区,有一两个师的兵力站在我们一边,就足以夺取整个天下……”

  王洪文回到上海,花天酒地,尽情地享乐,他的铁哥们紧随鞍前马后。

  “洪文同志!”这天坐在他身旁的王秀珍迫不及待地问道,“先透露点消息吧!”

  “消息么!”王洪文端着架,眉头皱了皱,道,“根据主席和总理身体的情况,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应该早着手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席和总理的健康情况都不算佳。从八年来的较量看,在主席生前很难把周恩来打倒,主席也不是不想搞周,但他有一次流露说:‘反周必乱。’他怕搞掉周恩来,引起天下大乱,这是迟迟不敢对周恩来下手的真谛。但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主席已经81岁高龄了。周恩来也七十六七岁了。根据医生的确切报告,他们管理朝政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根据这种形势。”王洪文故意顿了顿,装腔作势地道,“如果是主席先去世,我们同周恩来要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他们无我们,有我们就无他们,这是势不两立的矛盾;肯定讲,和平接班的可能性极小,而极大可能是武力接班。除非是在主席还没去世前,就先让我们接班,罢去周恩来的一切职务。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权,肯定不是靠别人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夺取。不靠神仙和皇帝。”他望望铁哥们,意味深长地说,“就靠我们的本事了。”

  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又继续道:“如果周恩来先走一步,主席是在周恩来之后去世的,接班有两种可能,直接把党、政、军大权交给我们,这就可能和平接管。另一种可能,把大权委任别人,人为地给我们树立一个对立面,这又是一场生死搏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武装。我这次就为这件事来的。”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2)

  “这个战略部署,想得周到、及时、正确。”徐景贤沉思了一会儿,道,“要有备无患,不然的话,到了真正决战时,我们赤手空拳,只能是以卵击石,坐等待毙!”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王秀珍喝得脸有点红了,激动地说,“我们都是拎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的,也都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大风大浪的。”说到这,她一拍胸脯,打下包票,夸下了海口,“你放心,先由上海着手准备第二武装,我们有上百万工人,把忠实于我们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发给现代化武器,这是一支扭转乾坤的力量。”她一挥拳头,发誓道,“我们誓死捍卫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我们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组建第二武装。”颇有心计的徐景贤有分寸地说,“必须绝对保密,不要走漏消息,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要拉屎攥拳头,暗中使劲。”

  王洪文坐镇上海,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打着加强沿海国防的名义,开始组织民兵,加强军事训练,并分期分批地发了武器。

  毛泽东不满江青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并不是一点不管。从1973年底以来,他对江青的不满日甚,曾多次批评江青。

  1973年11月25日,毛泽东对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作了如下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允许批评。

  毛泽东

  1973.11.25

  那封信署名“一个共产党员”,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批评江青坚持“一切为样板戏让路”,并指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口号和提法是不恰当的。

  此后,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说江青“迫不及待”。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如同对周恩来的仇恨一样,是泯灭不了的。因为她知道,周、邓等人是绝不会同她同行在一条轨道上的。邓的复出和重新崛起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这期间,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3.20

  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党的利益来说,都是不幸的婚姻。褊狭、妒忌、狂妄、狠毒,这些江青都具备,而且她还有极强的权力欲。她最缺少的是善良和对人的感情。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这次求见未被获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3万元。“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江青走后,毛泽东流了泪。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会与她彻底决裂。且不说毛泽东对她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情,那同住一间窑洞、马背上前后相随、从延河边一块来到中南海的经历,哪能一笔勾销?而更主要的是她有政治资本。江青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认为江青批刘、林有功,只要毛泽东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轻易否定江青。

  江青自恃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贡献”,常常肆无忌惮。“文化大革命”初期自不必说,1974年“批林批孔”,就很是施展了一番。她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和全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煽动打倒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随后便是以批判林彪、孔丘为名把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

  江青兴奋了。归来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面威风!

  “九一三”以后稍稍稳定的政治局势又开始混乱,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毛泽东生气了,他并没有给江青为所欲为的权力。

  1974年7月17日,骄阳似火。这天下午3时,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正在开会。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

  “批林批孔,没有深入下去,我们不是没有可批的,而是有儒,各个单位都有,还有大儒。”江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指桑骂槐,“大大小小的儒不批倒批臭,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应该再掀起一个高潮。”

  “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王洪文打了接应,道,“这次批林批孔,为什么深入不下去?”他自问自答地说,“就是因为层层都有阻力,而更大的阻力,并不是在下层,而是在上层,在领导机关,碰到了某些高级领导人。”

  “我们的某些高级领导人。”姚文元用冷似冰霜的目光瞥了不动声色的周恩来总理一眼,道,“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是绊脚石,八年多了,一路上总是跟不上,妨碍着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而他自己还不自觉,从来也不认真地检讨。”

  “也不能说这种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张春桥敲着边鼓,冷嘲热讽地挖苦说,“他也很积极,而且还很顽强,他的积极性和顽强性,不是如何支持文化大革命,而是千方百计地破坏文化大革命,阻碍文化大革命!”

  江青打了冲锋,其余三位,打接应的,打配合的,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起了进攻。

  “江青同志。”一位政治局委员早已听不下去了,这又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围攻,主攻方向是周恩来总理。这位政治局委员早已料到,迟早会发生这场短兵相接的交锋,近一段时间,报刊又充满了火药味,杀气腾腾地要揪出“大儒”。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义正词严地问道:“江青同志,请你把话挑明吧,我们在座的究竟谁是大儒?当然不会是你们几位了,自然是你们几位以外的人了。何必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呢?究竟谁是大儒,摆在桌面上不是更好吗?如果真的犯了像你们几位批评的那样的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受批判就受批判。”

  “谁是大儒谁心里明白,应该有自知之明,这还要别人说吗!难道连这么点自觉性都没有吗?”江青气得脸色铁青,说话声也大了,摆出一副要吵个天翻地覆的架式。

  “我认为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好样的。自己有错误,就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而不是装糊涂!”少壮派王洪文已经不是打接应了,而是从下面冲了上去。

  “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姚文元用献媚的目光望望坐在对面的毛泽东,道,“有人对毛主席的指示,也迟迟地按兵不动。这不是一般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紧锁着眉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这是浅碟子装水,稍微头脑清醒的人,都一眼就看到底了,这不仅使被围攻的周恩来难堪,同样也使毛泽东下不来台。江青这样胡搅蛮缠,放刁撒野,这岂不是给他脸上抹黑么?好端端地研究一些国家大事的会议,硬让江青几个人给搅得开不下去了!他脸色变了,动怒了。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江青显得很不自在,尽管表现出一副矜持的样子,但她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气派不见了。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看得出,江青说这话是极不情愿的,而且还包含着一种不满,不仅对毛,而且对邓。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退让。难怪毛泽东说他“内部是钢铁公司”。既然毛泽东这样称赞他,那就把它送给邓小平吧。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问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夫妇二人展开了对话。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这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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