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3)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
“他们都不吭声呢。”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周恩来把话接过来，说有些事他也是有责任的。他讲了“一？二五”大会的情况。
“此人一触即跳。”毛泽东指的是江青。
“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一？二五”大会明明是江青的得意之作，是对周恩来的一次突然袭击。江青在这里完全是颠倒黑白。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对江青说，然后面向大家：“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大家仍不吭声。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说。她是在说他们的人不都是上海来的，而且人并不多，不是一个小宗派。
“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毛泽东说。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今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这是巴拉奇？代内什的观点。
确实如此，邓小平开始筑坝，试图堵住祸水。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作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大乱大治，只有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毛泽东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八年，并未达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健步登上天安门，向百万红卫兵挥臂致意，天摇地动。而今，步履蹒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乱了，要安定、团结。治国安邦，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不行，江青更不行。还是要靠周、邓。人大会议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开人大，要重新“组阁”。国家要走上正轨。
毛泽东的思路向着有利于周、邓的方向发展。双方力量的对比，当然随之向着不利于江青等人的方向发生变化。
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周恩来告别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论条件是中南海里比较差的。它也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
1949年，工作人员随周恩来看房子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汽车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了地颤。刚想说什么，又是一阵车轮辗过的沙沙声，接着便是一道刺耳的喇叭声。声未止，玻璃又响起来，那是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工作人员纷纷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周恩来看过房间，做个手势：“就搬这里了。”
用周恩来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到吃饭时，这个客厅便是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靠会客厅的东北角有个木质楼梯，上面也有点房间，是周恩来侄女们假期时居住的地方，孙维世来时也住在这里。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她受到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照顾，亲切地称邓颖超为“妈妈”。这里也算是女孩们的“绣楼”了。
这座清代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那青砖地面，由于年头久，到了夏天便泛潮泛碱，使墙角一圈也能看见白碱的印痕。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很快就都变成灰黑。房间里光线比较暗，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比现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严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
最不方便的是厕所，距卧室有一段路。现在一般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那时的部长们一般也有这种条件。
室内的陈设更是简朴。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办公桌，那是40年代诞生的老式桌子，已经很旧。桌前一把转椅，周恩来坐不惯，后来换成了四条腿的靠背椅。这种靠背椅现在已经不常见，在解放初还是最普通的一种样式，就是在坐椅上垫一层棉花，再包上灯芯绒布的那种直棱棱的靠背椅。
办公桌一侧，还有个长条桌，不带抽屉，铺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了烟缸和茶杯。长条桌两边各摆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子，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或各部部长来办公室，都是围了这张长条桌开小会或是谈话。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上面端端正正摆放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子。书架子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以及《辞源》《辞海》等各种工具书。
周恩来每天除开会、谈话、接见内外宾、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总要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前，伏案工作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他缝制了一副工作套袖，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和工人们使用的套袖没什么两样。每次办公前，他必要仔细戴好套袖，以免磨坏衣服肘部或被墨汁污染袖口。
周恩来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秋天，地面泛潮更为厉害。一天夜里，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周恩来坐久了，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两腿却下意识地抖动着，时而右腿压在左腿膝部，时而左腿压住右腿膝部，停笔思考时，左手便会不经意地揉揉膝头。卫士悄悄观察着，完全明白这些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了什么。他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走到周恩来身边，无声地蹲下来，将毛毯小心翼翼盖在周恩来的腿和膝部。周恩来的腿忽然停止了那种颠颤运动，接着，脚在地上搓响一下。
卫士从桌下仰起头，立刻看到俯下来的那张英俊而熟悉的面孔，那双使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浓黑的眉毛下，两只眼睛闪出温柔而深挚的光波。卫士心里一阵热，又一阵酸，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小张，谢谢你了。”周恩来扶了他一把。当卫士起身站到一边时，周恩来又说：“谢谢。太晚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当周恩来夜间办公，卫士便替他盖一块毛毯在腿上。终于，他们忍不住提了建议：“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您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您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望着卫士，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铺了浪费。”
就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更为简单。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布。开始他使用的是荞麦皮枕头，后来出国，工作人员悄悄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绵枕头，替他换了。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几，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把椅子围拱着一张床。因为周恩来连个衣服架也没有，脚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有上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自己抱一堆批阅的文件，工作人员帮他抱一叠文件，就放在床头的椅子上。周恩来上床后，必须继续办公三四个小时，批阅过的文件由卫士交机要秘书，然后他才会睡觉。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特别忙，有时上了床，继续办公五六个小时仍然处理不完工作，无法入睡。他本是白天睡觉，但上床时往往天还没亮，躺在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这是工作需要。”
见周恩来同意了，工作人员马上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就行，我们有储备。”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
“这是为工作又不是为享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要宾馆里的。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这件事按传统办。”
“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作人员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毯由于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心疼周恩来，跟邓颖超商量后，找到周恩来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同意道：“这件事你来办吧。”他看一眼何谦，特意强调说，“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周恩来到南方视察、读书时，何谦留下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从未出过什么大的差错。周恩来办什么事交到他手里都是很放心的。
这一次，何谦是带着一种感情接受这项任务的。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连走路都要算计好时间。案头上的文件总是几大沓。周恩来都要亲自批示，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要亲自落实解决。何谦有次曾好意地劝周恩来：“总理，您这么劳累，会累坏自己身体的！”周恩来说：“我只不过是做了些具体的事，干革命哪能怕苦怕累呢？”
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中，无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然而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对此，何谦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这样的心情，周恩来走后，他在征得邓颖超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之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做了改建，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颖超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都没有。他便为邓颖超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账，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何况，全国不就是一个总理吗？只搞这样一点“基本建设”，叫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万没料到何谦的这些想法与周恩来的想法全扭劲了。
周恩来从南方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怔住了。他皱起眉毛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手寻找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漆粉刷过的房屋，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何谦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
“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声音低沉，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周恩来始终用“小超”来称呼邓颖超。
“是我的主意。”何谦主动承担责任。
“你要作检查！”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声色俱厉。
“房子潮，夜里你办公……”何谦深深叹口气，接着解释说，“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他了解周恩来的习性：你错了，不解释，痛快认错，他一般不生气，你越解释他反而会越生气。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愿意作出检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实？”周恩来把手一摆，表示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发脾气的时候从来不骂人，但是说话语气激烈，声色俱厉。他发过脾气后，接着必要放缓声音说几句柔和的话，决不会让同志下不来台。这次不然，他气得厉害，没说柔和的话，拒绝进家，住到钓鱼台五号楼去了。那是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何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虽然不合周恩来的想法，但也算不得过分，已经是很注意节俭。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家也不肯进了，他们都很焦急，便去找陈毅。他们觉得陈毅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还会来点幽默，他一定能劝说周恩来消消气，接受现实，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是住在钓鱼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员都以为陈毅会马到成功，谁料想，陈毅不曾把周恩来劝回家，倒是周恩来把陈毅带到国务院会议上。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大会小会上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和自我批评。开始大家是认为有点小题大作了，但很快便理解了周恩来。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国务会议。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再次检查这件事：“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作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于周恩来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工作人员把周恩来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无不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周恩来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也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检查之后，难过地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现在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我挨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他把何谦叫到办公室去，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花费这么大精力处理这件事，止住了别人可能发生的效仿。
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他们向周恩来汇报：“总理，能搬的我们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总不能硬拆吧？油漆总不能再刮掉吧？那样还得造成更大的浪费……”接着，陈毅也来劝说，至此，周恩来才勉强搬回家住。
这一次给工作人员的教训太深了，都懂得了在周恩来面前是来不得“既成事实”“下不为例”这一套的。此后，直到周恩来逝世，他的房间再没有大修过。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1964年、1965年，工作人员心思又曾活跃过一次。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工作人员种试验田的地方。那条长廊更是旧烂得不成样子，木料上的漆都脱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这些木建筑也该刷漆维修，这样才能起到保护效果。”
周恩来点头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都很高兴，忙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一算账，需要2万元。
“什么？两万元！”工作人员愣住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全部存款只有两千元，差了一位数。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两万元呢……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
“差一位数，只有两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直到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修过。
自1949年周恩来走进西花厅，这所古老的房子无言地陪伴了他25年，感情自在极深处。如今，就要向这里告别，主人的依恋之情更是难以言喻。
位于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在另一套房子里，1974年6月1日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周恩来。
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走出中南海西花厅。刚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两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这世纪小屋。
他的秘书悄声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
305医院。躺在手术床上包扎伤口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关心手术结果？还是要感谢为他竭尽心智做手术的专家……
医务人员把头俯下去，于是，听到了一阵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刚出手术室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医生李冰，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
“李冰。”周恩来的嘴唇翕动着。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并且飞快地眨动眼睛，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让壅塞的喉咙能顺畅一些透口气。于是，压抑已久的泪水如决堤的小河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正像人们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次手术后，回到病房便又开始工作，让工作人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颖超来了，就由邓颖超为他念。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让别人看的就绝不扩散一点，对邓颖超也不例外。邓颖超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面帮他拆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就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组阁”风波
其他人都不说话。
“他们都不吭声呢。”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周恩来把话接过来，说有些事他也是有责任的。他讲了“一？二五”大会的情况。
“此人一触即跳。”毛泽东指的是江青。
“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一？二五”大会明明是江青的得意之作，是对周恩来的一次突然袭击。江青在这里完全是颠倒黑白。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对江青说，然后面向大家：“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大家仍不吭声。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说。她是在说他们的人不都是上海来的，而且人并不多，不是一个小宗派。
“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毛泽东说。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今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这是巴拉奇？代内什的观点。
确实如此，邓小平开始筑坝，试图堵住祸水。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作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大乱大治，只有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毛泽东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八年，并未达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健步登上天安门，向百万红卫兵挥臂致意，天摇地动。而今，步履蹒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乱了，要安定、团结。治国安邦，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不行，江青更不行。还是要靠周、邓。人大会议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开人大，要重新“组阁”。国家要走上正轨。
毛泽东的思路向着有利于周、邓的方向发展。双方力量的对比，当然随之向着不利于江青等人的方向发生变化。
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周恩来告别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论条件是中南海里比较差的。它也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
1949年，工作人员随周恩来看房子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汽车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了地颤。刚想说什么，又是一阵车轮辗过的沙沙声，接着便是一道刺耳的喇叭声。声未止，玻璃又响起来，那是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工作人员纷纷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周恩来看过房间，做个手势：“就搬这里了。”
用周恩来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到吃饭时，这个客厅便是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靠会客厅的东北角有个木质楼梯，上面也有点房间，是周恩来侄女们假期时居住的地方，孙维世来时也住在这里。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她受到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照顾，亲切地称邓颖超为“妈妈”。这里也算是女孩们的“绣楼”了。
这座清代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那青砖地面，由于年头久，到了夏天便泛潮泛碱，使墙角一圈也能看见白碱的印痕。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很快就都变成灰黑。房间里光线比较暗，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比现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严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
最不方便的是厕所，距卧室有一段路。现在一般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那时的部长们一般也有这种条件。
室内的陈设更是简朴。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办公桌，那是40年代诞生的老式桌子，已经很旧。桌前一把转椅，周恩来坐不惯，后来换成了四条腿的靠背椅。这种靠背椅现在已经不常见，在解放初还是最普通的一种样式，就是在坐椅上垫一层棉花，再包上灯芯绒布的那种直棱棱的靠背椅。
办公桌一侧，还有个长条桌，不带抽屉，铺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了烟缸和茶杯。长条桌两边各摆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子，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或各部部长来办公室，都是围了这张长条桌开小会或是谈话。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上面端端正正摆放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子。书架子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以及《辞源》《辞海》等各种工具书。
周恩来每天除开会、谈话、接见内外宾、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总要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前，伏案工作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他缝制了一副工作套袖，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和工人们使用的套袖没什么两样。每次办公前，他必要仔细戴好套袖，以免磨坏衣服肘部或被墨汁污染袖口。
周恩来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秋天，地面泛潮更为厉害。一天夜里，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周恩来坐久了，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两腿却下意识地抖动着，时而右腿压在左腿膝部，时而左腿压住右腿膝部，停笔思考时，左手便会不经意地揉揉膝头。卫士悄悄观察着，完全明白这些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了什么。他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走到周恩来身边，无声地蹲下来，将毛毯小心翼翼盖在周恩来的腿和膝部。周恩来的腿忽然停止了那种颠颤运动，接着，脚在地上搓响一下。
卫士从桌下仰起头，立刻看到俯下来的那张英俊而熟悉的面孔，那双使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浓黑的眉毛下，两只眼睛闪出温柔而深挚的光波。卫士心里一阵热，又一阵酸，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小张，谢谢你了。”周恩来扶了他一把。当卫士起身站到一边时，周恩来又说：“谢谢。太晚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当周恩来夜间办公，卫士便替他盖一块毛毯在腿上。终于，他们忍不住提了建议：“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您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您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望着卫士，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铺了浪费。”
就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更为简单。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布。开始他使用的是荞麦皮枕头，后来出国，工作人员悄悄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绵枕头，替他换了。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几，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把椅子围拱着一张床。因为周恩来连个衣服架也没有，脚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有上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自己抱一堆批阅的文件，工作人员帮他抱一叠文件，就放在床头的椅子上。周恩来上床后，必须继续办公三四个小时，批阅过的文件由卫士交机要秘书，然后他才会睡觉。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特别忙，有时上了床，继续办公五六个小时仍然处理不完工作，无法入睡。他本是白天睡觉，但上床时往往天还没亮，躺在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这是工作需要。”
见周恩来同意了，工作人员马上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就行，我们有储备。”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
“这是为工作又不是为享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要宾馆里的。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这件事按传统办。”
“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作人员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毯由于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心疼周恩来，跟邓颖超商量后，找到周恩来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同意道：“这件事你来办吧。”他看一眼何谦，特意强调说，“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周恩来到南方视察、读书时，何谦留下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从未出过什么大的差错。周恩来办什么事交到他手里都是很放心的。
这一次，何谦是带着一种感情接受这项任务的。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连走路都要算计好时间。案头上的文件总是几大沓。周恩来都要亲自批示，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要亲自落实解决。何谦有次曾好意地劝周恩来：“总理，您这么劳累，会累坏自己身体的！”周恩来说：“我只不过是做了些具体的事，干革命哪能怕苦怕累呢？”
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中，无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然而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对此，何谦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这样的心情，周恩来走后，他在征得邓颖超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之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做了改建，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颖超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都没有。他便为邓颖超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账，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何况，全国不就是一个总理吗？只搞这样一点“基本建设”，叫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万没料到何谦的这些想法与周恩来的想法全扭劲了。
周恩来从南方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怔住了。他皱起眉毛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手寻找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漆粉刷过的房屋，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何谦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
“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声音低沉，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周恩来始终用“小超”来称呼邓颖超。
“是我的主意。”何谦主动承担责任。
“你要作检查！”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声色俱厉。
“房子潮，夜里你办公……”何谦深深叹口气，接着解释说，“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他了解周恩来的习性：你错了，不解释，痛快认错，他一般不生气，你越解释他反而会越生气。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愿意作出检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实？”周恩来把手一摆，表示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发脾气的时候从来不骂人，但是说话语气激烈，声色俱厉。他发过脾气后，接着必要放缓声音说几句柔和的话，决不会让同志下不来台。这次不然，他气得厉害，没说柔和的话，拒绝进家，住到钓鱼台五号楼去了。那是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何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虽然不合周恩来的想法，但也算不得过分，已经是很注意节俭。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家也不肯进了，他们都很焦急，便去找陈毅。他们觉得陈毅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还会来点幽默，他一定能劝说周恩来消消气，接受现实，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是住在钓鱼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员都以为陈毅会马到成功，谁料想，陈毅不曾把周恩来劝回家，倒是周恩来把陈毅带到国务院会议上。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大会小会上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和自我批评。开始大家是认为有点小题大作了，但很快便理解了周恩来。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国务会议。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再次检查这件事：“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作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于周恩来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工作人员把周恩来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无不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周恩来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也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检查之后，难过地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现在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我挨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他把何谦叫到办公室去，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花费这么大精力处理这件事，止住了别人可能发生的效仿。
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他们向周恩来汇报：“总理，能搬的我们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总不能硬拆吧？油漆总不能再刮掉吧？那样还得造成更大的浪费……”接着，陈毅也来劝说，至此，周恩来才勉强搬回家住。
这一次给工作人员的教训太深了，都懂得了在周恩来面前是来不得“既成事实”“下不为例”这一套的。此后，直到周恩来逝世，他的房间再没有大修过。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1964年、1965年，工作人员心思又曾活跃过一次。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工作人员种试验田的地方。那条长廊更是旧烂得不成样子，木料上的漆都脱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这些木建筑也该刷漆维修，这样才能起到保护效果。”
周恩来点头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都很高兴，忙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一算账，需要2万元。
“什么？两万元！”工作人员愣住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全部存款只有两千元，差了一位数。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两万元呢……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
“差一位数，只有两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直到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修过。
自1949年周恩来走进西花厅，这所古老的房子无言地陪伴了他25年，感情自在极深处。如今，就要向这里告别，主人的依恋之情更是难以言喻。
位于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在另一套房子里，1974年6月1日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周恩来。
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走出中南海西花厅。刚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两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这世纪小屋。
他的秘书悄声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
305医院。躺在手术床上包扎伤口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关心手术结果？还是要感谢为他竭尽心智做手术的专家……
医务人员把头俯下去，于是，听到了一阵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刚出手术室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医生李冰，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
“李冰。”周恩来的嘴唇翕动着。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并且飞快地眨动眼睛，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让壅塞的喉咙能顺畅一些透口气。于是，压抑已久的泪水如决堤的小河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正像人们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次手术后，回到病房便又开始工作，让工作人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颖超来了，就由邓颖超为他念。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让别人看的就绝不扩散一点，对邓颖超也不例外。邓颖超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面帮他拆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就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组阁”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