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5)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要求：“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因为有毛泽东的指示，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手策动的“反经验主义”闹剧，便无声无息地收场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自1974年7月1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为“四人小宗派”以后，即赴武汉、长沙休养，直到1975年初才返回北京。这是他十个月来，第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同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见面。
当毛泽东进入会议室时，首先与周恩来亲切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情。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情况。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治疗情况。
随后，毛泽东一面一一与到会的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握手，一面妙语连珠，用他那凝聚着高度智慧的风趣和幽默，同政治局委员们说着话：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毛泽东与邓小平握手。
毛泽东风趣地说着话，又与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一一握手。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毛泽东与陈永贵边握手边说。
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握手说话后，毛泽东又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握手。
“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毛泽东边说边伸出一个小手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毛泽东与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一握手后，会议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
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对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接着，毛泽东讲起了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对党的严重危害。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提到教条主义，毛泽东回顾起30年代，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30年代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核心的自称“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宗派主义集团――“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等人于30年代初陆续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他们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满口经典著作上的词藻，自以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非他们莫属。而实际上，他们缺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缺乏艰苦的斗争环境的考验，缺乏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因此，刚回国时，并没有受到重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一手操纵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等旗号，提出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观点。米夫强令会议补选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王明一伙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上台以后，一方面大批提拔“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同时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夺权”。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这位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先后被撤消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统率指挥权。由于王明一伙照搬外国教条，拒绝按照中国革命的规律办事，全盘否定毛泽东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发展党和红军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损失。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损失了90%，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从危急中把中国革命挽救出来。
这段历史，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毛泽东终生难忘，经常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提起来这段往事，意在引起全党警惕，教育后人。
毛泽东在谈到王明一伙推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时，又提到“邓、毛、谢、古”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起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深恶痛绝。又说：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话，历来是深入浅出，在平凡的话语中蕴含着无穷的哲理。这是只有对人生、对世界、对哲学的认识都达到出神入化程度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这是真正的伟大智者的深邃思维的语言体现。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四人帮”，针对他们搞“四人小宗派”，指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重复了两遍“三要三不要”，然后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
“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老九不能走”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把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向科技界、教育界的负责人作了传达，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插了一句，问道。
毛泽东的谈话，中心内容就是批评“四人帮”搞“四人小宗派”；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江青一插话，毛泽东的话题就指向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的话，尖锐地指出，江青缺乏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没有参加过党的历史上同几次错误路线的斗争，没有参加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
接着，毛泽东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乱送材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十个月来养病的情况：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在谈到这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大家见面的原因时，再三强调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搞什么帮”，说：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老人家的话，显然是结合他在20年代从事工人运动时，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说明搞帮派历来不好。
毛泽东在谈了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了解的一些情况后，又背了一首当时工人中传诵的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长水无沙。
背罢，毛泽东对自己《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的含义作了解释。
也许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久未见面，也许是又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的豪迈岁月，在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谈话中，已经81岁的毛泽东怃今追昔，豪情勃发。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孙权时，又兴致勃勃地背诵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的两句话，并将其中的一句话加以改动，使其寓意更为深远：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当今惜无孙仲谋。
背了这两句词以后，毛泽东十分幽默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说：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叶剑英曾同林彪死党、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作过坚决的斗争。刘震、曹里怀在担任空军副司令员期间，也都同吴法宪作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幽默的话语里，包含着对叶剑英和刘震、曹里怀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又让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叶剑英欣然答应，朗声背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听着叶剑英十分流畅地背诵完辛弃疾的词以后，高兴地指着叶剑英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称赞道：“此人有文化！”并且再次背诵了该词的最后两句，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
最后，周恩来宣布会议结束。
根据毛泽东在5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举行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5月2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一伙搞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三个问题，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
邓小平当面质问和批评“四人帮”说：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会议的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即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笔者注），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
邓小平还说，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针对“四人帮”攻击“4月27日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义正词严地进行了批驳：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继续5月3日的议题。
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冷场。张春桥的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就在这时，叶剑英挺身而出，根据5月3日提出的会议议题，作了批评“四人帮”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要学习马列主义；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第三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在讲这三个问题时，叶剑英一一列举了“四人帮”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私自另搞一套的严重错误，严厉批评他们，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对修正主义”。大搞“四人帮”。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搞所谓“11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事先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
叶剑英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
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正气凛然。
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也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在6月3日的会议上作了一点很不深刻的“自我批评”，但在实质上，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是坚持错误，为自己和江青开脱。
在6月3日的会议上，迫于毛泽东的指示，迫于会议上形成的批评“四人帮”错误的强大压力，江青也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一点名曰“自我批评”，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的发言。江青在发言中说，自己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4）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结束了。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两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会议以批评“四人帮”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质问。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来所未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文化大革命”九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狠狠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使他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会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批评了“四人帮”的严重错误，使他们不得不低首检讨，作“自我批评”；会议是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有力反击，维护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确原则。
在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集体批评下，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书面检讨：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28/61975
中央政治局5月27日、6月3日两次会议开过以后，毛泽东很快知悉了详细内容，听说会议批评了江青，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5月27日、6月3日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敢于坚持原则、批评“四人帮”的作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进行了鼓励和赞扬。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都摆开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找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对“四人帮”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刘少奇是肯定的。庄则栋原来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在国务院领导成员分工中，国家体委的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负责。陈锡联担任副总理是毛泽东亲自提的名。但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有事却不找陈锡联请示、汇报，专门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看来，毛泽东对这一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专门在这里提了出来。后来，邓小平专门召见庄则栋，对庄则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欣慰地说。语气中包含着对邓小平的赞扬和肯定。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毛泽东对邓小平充满信任地说。
听完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满意地对邓小平鼓励说：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
“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古语，对邓小平表示支持。
“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邓小平说。
毛泽东表示，这是我赞成的。对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和充分信任的态度。
全面整顿
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75年，已经整整搞了九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党心、军心、民心，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的所谓“政治大革命”。人心思安，人心思治。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宏伟目标，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四届人大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希望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几年“天下大乱”以后，逐步走向“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轨道。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天下大治的希望。
四届人大闭幕以后，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由邓小平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广大群众。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要求：“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因为有毛泽东的指示，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手策动的“反经验主义”闹剧，便无声无息地收场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自1974年7月1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为“四人小宗派”以后，即赴武汉、长沙休养，直到1975年初才返回北京。这是他十个月来，第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同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见面。
当毛泽东进入会议室时，首先与周恩来亲切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情。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情况。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治疗情况。
随后，毛泽东一面一一与到会的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握手，一面妙语连珠，用他那凝聚着高度智慧的风趣和幽默，同政治局委员们说着话：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毛泽东与邓小平握手。
毛泽东风趣地说着话，又与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一一握手。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毛泽东与陈永贵边握手边说。
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握手说话后，毛泽东又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握手。
“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毛泽东边说边伸出一个小手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毛泽东与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一握手后，会议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
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对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接着，毛泽东讲起了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对党的严重危害。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提到教条主义，毛泽东回顾起30年代，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30年代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核心的自称“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宗派主义集团――“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等人于30年代初陆续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他们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满口经典著作上的词藻，自以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非他们莫属。而实际上，他们缺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缺乏艰苦的斗争环境的考验，缺乏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因此，刚回国时，并没有受到重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一手操纵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等旗号，提出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观点。米夫强令会议补选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王明一伙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上台以后，一方面大批提拔“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同时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夺权”。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这位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先后被撤消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统率指挥权。由于王明一伙照搬外国教条，拒绝按照中国革命的规律办事，全盘否定毛泽东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发展党和红军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损失。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损失了90%，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从危急中把中国革命挽救出来。
这段历史，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毛泽东终生难忘，经常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提起来这段往事，意在引起全党警惕，教育后人。
毛泽东在谈到王明一伙推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时，又提到“邓、毛、谢、古”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起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深恶痛绝。又说：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话，历来是深入浅出，在平凡的话语中蕴含着无穷的哲理。这是只有对人生、对世界、对哲学的认识都达到出神入化程度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这是真正的伟大智者的深邃思维的语言体现。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四人帮”，针对他们搞“四人小宗派”，指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重复了两遍“三要三不要”，然后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
“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老九不能走”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把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向科技界、教育界的负责人作了传达，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插了一句，问道。
毛泽东的谈话，中心内容就是批评“四人帮”搞“四人小宗派”；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江青一插话，毛泽东的话题就指向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的话，尖锐地指出，江青缺乏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没有参加过党的历史上同几次错误路线的斗争，没有参加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
接着，毛泽东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乱送材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十个月来养病的情况：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在谈到这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大家见面的原因时，再三强调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搞什么帮”，说：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老人家的话，显然是结合他在20年代从事工人运动时，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说明搞帮派历来不好。
毛泽东在谈了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了解的一些情况后，又背了一首当时工人中传诵的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长水无沙。
背罢，毛泽东对自己《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的含义作了解释。
也许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久未见面，也许是又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的豪迈岁月，在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谈话中，已经81岁的毛泽东怃今追昔，豪情勃发。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孙权时，又兴致勃勃地背诵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的两句话，并将其中的一句话加以改动，使其寓意更为深远：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当今惜无孙仲谋。
背了这两句词以后，毛泽东十分幽默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说：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叶剑英曾同林彪死党、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作过坚决的斗争。刘震、曹里怀在担任空军副司令员期间，也都同吴法宪作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幽默的话语里，包含着对叶剑英和刘震、曹里怀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又让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叶剑英欣然答应，朗声背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听着叶剑英十分流畅地背诵完辛弃疾的词以后，高兴地指着叶剑英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称赞道：“此人有文化！”并且再次背诵了该词的最后两句，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
最后，周恩来宣布会议结束。
根据毛泽东在5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举行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5月2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一伙搞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三个问题，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
邓小平当面质问和批评“四人帮”说：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会议的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即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笔者注），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
邓小平还说，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针对“四人帮”攻击“4月27日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义正词严地进行了批驳：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继续5月3日的议题。
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冷场。张春桥的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就在这时，叶剑英挺身而出，根据5月3日提出的会议议题，作了批评“四人帮”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要学习马列主义；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第三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在讲这三个问题时，叶剑英一一列举了“四人帮”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私自另搞一套的严重错误，严厉批评他们，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对修正主义”。大搞“四人帮”。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搞所谓“11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事先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
叶剑英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
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正气凛然。
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也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在6月3日的会议上作了一点很不深刻的“自我批评”，但在实质上，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是坚持错误，为自己和江青开脱。
在6月3日的会议上，迫于毛泽东的指示，迫于会议上形成的批评“四人帮”错误的强大压力，江青也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一点名曰“自我批评”，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的发言。江青在发言中说，自己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4）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结束了。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两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会议以批评“四人帮”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质问。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来所未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文化大革命”九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狠狠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使他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会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批评了“四人帮”的严重错误，使他们不得不低首检讨，作“自我批评”；会议是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有力反击，维护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确原则。
在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集体批评下，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书面检讨：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28/61975
中央政治局5月27日、6月3日两次会议开过以后，毛泽东很快知悉了详细内容，听说会议批评了江青，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5月27日、6月3日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敢于坚持原则、批评“四人帮”的作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进行了鼓励和赞扬。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都摆开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找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对“四人帮”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刘少奇是肯定的。庄则栋原来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在国务院领导成员分工中，国家体委的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负责。陈锡联担任副总理是毛泽东亲自提的名。但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有事却不找陈锡联请示、汇报，专门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看来，毛泽东对这一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专门在这里提了出来。后来，邓小平专门召见庄则栋，对庄则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欣慰地说。语气中包含着对邓小平的赞扬和肯定。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毛泽东对邓小平充满信任地说。
听完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满意地对邓小平鼓励说：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
“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古语，对邓小平表示支持。
“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邓小平说。
毛泽东表示，这是我赞成的。对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和充分信任的态度。
全面整顿
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75年，已经整整搞了九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党心、军心、民心，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的所谓“政治大革命”。人心思安，人心思治。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宏伟目标，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四届人大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希望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几年“天下大乱”以后，逐步走向“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轨道。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天下大治的希望。
四届人大闭幕以后，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由邓小平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广大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