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6)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正确指示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方法。他很快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在长沙听取李先念汇报经济工作时提出的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汇集概括在一起，加以提炼，提出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方针。在1975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和7月4日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从顺序上看，不能不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在实际上，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底否定。“三项指示为纲”，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从邓小平1975年大力坚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全面推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来看，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中，实质上已经具备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雏形。因此，“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也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纲”。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1974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出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生产下降、铁路不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重要困难，忧心如焚。他按照四届人大提出的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地着手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在较短的时间里，收到了极大的成效。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评价。全会公报明确写道：“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中共中央给予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公正评价。这是历史的结论。
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铁路开始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由于“四人帮”在铁路系统的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地铁路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到1975年2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降为42900车，比计划欠装5000车，距实际需要相差12000多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整顿铁路问题的重要讲话《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首先强调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还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三条措施：一、“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三、“反对派性”，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由铁道部统一管理。
在讲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时，邓小平讲了一段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话。他宣布：“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如果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会议期间，中央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形式下发。文件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充实、加强了各铁路局、铁路分局的领导班子，调离、撤职、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专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的秩序。
铁道部还在全国铁路系统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小平的讲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明确，措施得力，言辞犀利，针对性强，受到铁路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以后，广大领导干部挺起了腰杆，说话响了，胆气足了，魄力大了，敢抓敢管了；广大职工群众气顺了，心齐了，干劲大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到4月份，原来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局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剩下的南昌局虽然没有完成计划，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900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由上年的下降5.2%变为增长12.9%。真是“全面整顿”，一抓就灵，首战告捷，铁路先行。
“全面整顿”在铁路系统取得成效以后，邓小平又以钢铁工业为“突破口”，狠抓了对整个工业生产的整顿。
197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先后有15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和各钢铁厂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铁道部长万里到会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要求欠产比较多的几个大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势。5月29日，邓小平到会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从冶金部到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提到适当位置上。”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
邓小平在最后指出：“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全面总结、概括了铁路整顿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钢铁工业整顿（亦即整个工业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震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会议确定，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不能动，欠产要补上，几个大钢厂要限期扭转局势。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转发了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到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全国钢铁的平均日产量不仅不再欠帐，而且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钢铁工业的整顿收到了显著成效。
接着，邓小平以铁道系统和冶金工业整顿的成功经验为典型，全面推开，抓了对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为了使对整个工业的整顿，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个《工业七十条》一样，有个章程可循。邓小平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谈了对整顿和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一是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
二是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
三是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四是要整顿企业管理秩序；
五是要抓好产品质量；
六是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七是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简明扼要，思路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显然是经过较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反映了他当时对整顿和发展中国工业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看法。这个讲话，不仅对于指导文件起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业的整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经过邓小平对工业战线的大力整顿，很快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据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低级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铁的事实说明，对任何事物，抓与不抓，大不一样。对工业和各行各业，整顿与不整顿大不一样。经过1975年一年的全面整顿，同1974年比较，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15.1%；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棉纱产量由1974年下降16.4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30.5万吨。
与工业交通系统全面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军队的整顿工作也全面开始。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6月24日到7月15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对军队的整顿工作。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军队领导人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炮轰、揪斗、迫害，林彪、江青一伙又在军队内部煽动派性，拉帮结派，网罗死党，培植亲信，使军队建设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先后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全军指战员、某军防化连、海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部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写信、送材料，妄图在部队培植“个人威信”，篡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1974年1月，江青以个人名义给全军指战员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释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江青俨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个人放在中央军委之上，想对军队发号施令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还多次派人到海军、空军等单位“放火烧荒”“点火放炮”，制造动乱。王洪文、张春桥也多次攻击总参谋部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煽动一些人，在部队“放火烧荒”。“四人帮”的目的，是妄图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部队煽起动乱，以便乱中取利、乱中夺权。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军队建设带来的严重问题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消除林彪、江青一伙在军队的恶劣影响，邓小平早在刚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初，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
邓小平在这篇题为《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中，首先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
接着，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等等。
最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他要求总参谋部的所有干部，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以后，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指导方针，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与会同志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7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以他一贯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批评错误东西的独特风格，讲了五个方面。即：一、我们军队的状况；二、军队要整顿；三、军委的工作；四、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五、高级干部的责任。
在“我们军队的状况”中，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一是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二是有点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
三是有点骄。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举了个例子：“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
四是有点奢。“……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
五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
对上述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军队要整顿”中，邓小平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肿、散、骄、奢、惰”那五个字。在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在“军委的工作”中，邓小平指出，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
在“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中，邓小平指出：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好领导班子。”他要求“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他强调，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同志担任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
在“高级干部的责任”中，邓小平指出：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号召与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要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7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对于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叶剑英的重要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军委扩大会议，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什么市场。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精神在全军传达贯彻以后，受到全军指战员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军队工作迅速走上了全面整顿的轨道。
邓小平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从顺序上看，不能不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在实际上，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底否定。“三项指示为纲”，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从邓小平1975年大力坚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全面推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来看，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中，实质上已经具备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雏形。因此，“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也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纲”。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1974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出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生产下降、铁路不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重要困难，忧心如焚。他按照四届人大提出的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地着手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在较短的时间里，收到了极大的成效。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评价。全会公报明确写道：“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中共中央给予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公正评价。这是历史的结论。
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铁路开始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由于“四人帮”在铁路系统的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地铁路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到1975年2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降为42900车，比计划欠装5000车，距实际需要相差12000多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整顿铁路问题的重要讲话《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首先强调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还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三条措施：一、“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三、“反对派性”，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由铁道部统一管理。
在讲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时，邓小平讲了一段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话。他宣布：“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如果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会议期间，中央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形式下发。文件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充实、加强了各铁路局、铁路分局的领导班子，调离、撤职、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专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的秩序。
铁道部还在全国铁路系统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小平的讲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明确，措施得力，言辞犀利，针对性强，受到铁路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以后，广大领导干部挺起了腰杆，说话响了，胆气足了，魄力大了，敢抓敢管了；广大职工群众气顺了，心齐了，干劲大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到4月份，原来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局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剩下的南昌局虽然没有完成计划，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900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由上年的下降5.2%变为增长12.9%。真是“全面整顿”，一抓就灵，首战告捷，铁路先行。
“全面整顿”在铁路系统取得成效以后，邓小平又以钢铁工业为“突破口”，狠抓了对整个工业生产的整顿。
197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先后有15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和各钢铁厂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铁道部长万里到会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要求欠产比较多的几个大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势。5月29日，邓小平到会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从冶金部到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提到适当位置上。”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
邓小平在最后指出：“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全面总结、概括了铁路整顿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钢铁工业整顿（亦即整个工业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震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会议确定，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不能动，欠产要补上，几个大钢厂要限期扭转局势。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转发了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到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全国钢铁的平均日产量不仅不再欠帐，而且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钢铁工业的整顿收到了显著成效。
接着，邓小平以铁道系统和冶金工业整顿的成功经验为典型，全面推开，抓了对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为了使对整个工业的整顿，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个《工业七十条》一样，有个章程可循。邓小平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谈了对整顿和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一是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
二是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
三是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四是要整顿企业管理秩序；
五是要抓好产品质量；
六是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七是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简明扼要，思路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显然是经过较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反映了他当时对整顿和发展中国工业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看法。这个讲话，不仅对于指导文件起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业的整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经过邓小平对工业战线的大力整顿，很快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据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低级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铁的事实说明，对任何事物，抓与不抓，大不一样。对工业和各行各业，整顿与不整顿大不一样。经过1975年一年的全面整顿，同1974年比较，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15.1%；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棉纱产量由1974年下降16.4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30.5万吨。
与工业交通系统全面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军队的整顿工作也全面开始。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6月24日到7月15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对军队的整顿工作。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军队领导人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炮轰、揪斗、迫害，林彪、江青一伙又在军队内部煽动派性，拉帮结派，网罗死党，培植亲信，使军队建设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先后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全军指战员、某军防化连、海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部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写信、送材料，妄图在部队培植“个人威信”，篡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1974年1月，江青以个人名义给全军指战员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释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江青俨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个人放在中央军委之上，想对军队发号施令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还多次派人到海军、空军等单位“放火烧荒”“点火放炮”，制造动乱。王洪文、张春桥也多次攻击总参谋部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煽动一些人，在部队“放火烧荒”。“四人帮”的目的，是妄图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部队煽起动乱，以便乱中取利、乱中夺权。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军队建设带来的严重问题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消除林彪、江青一伙在军队的恶劣影响，邓小平早在刚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初，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
邓小平在这篇题为《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中，首先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
接着，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等等。
最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他要求总参谋部的所有干部，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以后，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指导方针，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与会同志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7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以他一贯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批评错误东西的独特风格，讲了五个方面。即：一、我们军队的状况；二、军队要整顿；三、军委的工作；四、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五、高级干部的责任。
在“我们军队的状况”中，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一是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二是有点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
三是有点骄。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举了个例子：“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
四是有点奢。“……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
五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
对上述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军队要整顿”中，邓小平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肿、散、骄、奢、惰”那五个字。在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在“军委的工作”中，邓小平指出，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
在“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中，邓小平指出：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好领导班子。”他要求“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他强调，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同志担任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
在“高级干部的责任”中，邓小平指出：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号召与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要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7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对于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叶剑英的重要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军委扩大会议，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什么市场。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精神在全军传达贯彻以后，受到全军指战员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军队工作迅速走上了全面整顿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