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9)
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指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大学生上学还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全国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货色。并指出：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到会讲了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要争取时间，抓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讲话分析了军队的状况，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7月15日，叶剑英就国际形势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二是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会议的召开，对于消除林彪集团在部队的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次会议，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次会议的重大作用。杨成武说：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三株大香花”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面整顿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九年间，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大好形势”。
但是，当时的宣传舆论阵地还掌握在“四人帮”的舆论总管姚文元手里，整个宣传、理论、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帮”所操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负责主管宣传、理论、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当其冲，被打成“阎王殿”彻底砸烂。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落到了“中共文革小组”即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手里。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单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以后因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前往东北，中共中央组织宣传方面的大权遂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握。他们凭借窃取的这一部分权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思想，把意识形态领域折腾得不像个样子。
随着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被“四人帮”篡夺的宣传理论工作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使之真正掌握在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手里。
1975年六七月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据说，在酝酿成立这一机构时，仅仅名称是叫政治研究室还是政策研究室，邓小平就反复考虑了很久，再三斟酌。如果叫政策研究室，顾名思义是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那就很可能会被“四人帮”找个借口置于他们控制的中央组织宣传组之下。所以，邓小平最后决定叫政治研究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由国务院来领导。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高度重视。
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调查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草中央文件，整理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组织起草重要理论文章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1975年1月，邓小平就曾约胡乔木谈过一次话，要胡乔木找一些像他那样的老人马，出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写作班子那样，写一些重要理论文章，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和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等。
邓小平强调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地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邓小平要求胡乔木：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6月份，邓小平第二次同胡乔木谈话时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由你提议，邓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后，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担任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这确实正如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是一批像胡乔木一样长期从事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老人马”。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30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团委书记，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在上海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同年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西青训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长。1941年，开始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48年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国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先后起草或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中共重要文献和理论文章，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批斗和迫害，后长期“靠边站”。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才得以复出，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起草、主持起草或参与起草过许多著名的中共文献和重要理论文章，有“党内一支笔”的美誉。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和理论家，熟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领导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以后，和领导小组其他同志一道，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带领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要求，调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写理论文章，很快成为全面整顿的“智囊团”。
针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指示肆意歪曲、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进行“解释”的行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其他毛泽东文稿（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的整顿、编纂工作。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缺点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论十大关系》是预定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篇重要文章。邓小平对整理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当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以后，邓小平指定由胡乔木亲自整理这篇重要文章，以便早日公开发表，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全面整顿提供重要的理论武器。
1975年7月上旬，正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全国各个领域全面进行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最后由胡乔木主持整理成文稿。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暂时不要公开。尽管如此，《论十大关系》的文稿还是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也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配合整个工业系统的整顿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国家计委修改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对整个工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熟的文件。
1975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以及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会议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整顿、钢铁工业整顿的成功经验，对整个工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
国家计委根据会议要求的精神，于8月初很快起草了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8月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等同志谈企业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问题时，指出：
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邓小平还提出：
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这次谈话后，邓小平要求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的修改工作。
8月1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谈话。指出：
计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文件修改后，可以先拿出来讨论。
邓小平还系统谈了他对于整个中国工业整顿和发展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许多整顿和发展工业的重要意见（即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国务院8月18日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起草问题的会议。会后，文件的进一步修改工作就在胡乔木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他们根据邓小平谈话中的基本精神，对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将原稿中的14条增加到18条，增加了邓小平谈话中指出的以农业为基础，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按劳分配等内容；对原稿中的整顿企业整理，加强责任制，严格管理制度等条，也按照邓小平谈话作了进一步充实。在“整顿企业管理”这一条，根据邓小平谈话中的要求，文稿作了明确有力、旗帜鲜明的规定：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和精干的职能机构，同群众管理相结合，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应当妨碍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行使职权，相反，一定要反对无人负责，反对无政府状态。”
第二稿成稿后，曾经请在北京出席20个企业座谈会的各地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也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同时，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对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使文件的内容达到了二十条。因此，该文件也被简称为《工业二十条》。
在文件讨论、修改过程中，胡乔木不仅强调要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文件修改中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在10月29日国务院开会讨论该文件以后，胡乔木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亲自动手修改，使文件终于成为一个能够反映中央对工业整顿和发展基本要求的定稿。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一共论述了加快中国工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二十个问题：
一、加快工业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三、加强党的领导；
四、依靠工人阶级；
五、整顿企业管理；
六、工业学大庆；
七、统一计划；
八、发挥两个积极性；
九、以农业为基础；
十、以钢为纲；
十一、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
十二、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
十三、增加积累，厉行节约；
十四、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
十五、加强社会主义协作；
十六、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十七、又红又专；
十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十九、关心职工生活；
二十、工作方法。
文件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整顿和发展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工业战线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整个工业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
文件提出了要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坚决整顿，把被“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篡夺走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的任务。文件指出，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即造反组织头头）当权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画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一类帽子，压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文件严厉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破坏生产、胡作非为的种种行为。指出：有些企业“坏人掌权”，“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胡作非为，一方面拉拢腐蚀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特别要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
文件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文件提出了恢复和建立企业规章制度的问题。指出：“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需要”，“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
文件强调了制定统一计划的重要性。指出：“不搞统一计划，或者破坏统一计划，就会出现盲目性，就会给资本主义泛滥造成可乘之机，其结果，是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文件正确论述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文件还对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文件集中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总结了铁路、钢铁等领域进行整顿的成功经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系列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谬论，鲜明地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一个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中国工业进行全面整顿、加快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虽然最后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爆发，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其主要精神，早已通过在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上征求意见而在工业系统广泛传播开来。因而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产生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胡乔木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承担的邓小平交给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1975年7月，胡耀邦等同志受命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后，根据中央要求他们尽快提出整顿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很快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于8月17日由胡耀邦等署名上报。《汇报提纲》共分为六个部分：
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
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
三、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
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
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到会讲了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要争取时间，抓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讲话分析了军队的状况，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7月15日，叶剑英就国际形势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二是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会议的召开，对于消除林彪集团在部队的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次会议，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次会议的重大作用。杨成武说：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三株大香花”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面整顿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九年间，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大好形势”。
但是，当时的宣传舆论阵地还掌握在“四人帮”的舆论总管姚文元手里，整个宣传、理论、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帮”所操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负责主管宣传、理论、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当其冲，被打成“阎王殿”彻底砸烂。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落到了“中共文革小组”即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手里。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单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以后因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前往东北，中共中央组织宣传方面的大权遂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握。他们凭借窃取的这一部分权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思想，把意识形态领域折腾得不像个样子。
随着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被“四人帮”篡夺的宣传理论工作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使之真正掌握在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手里。
1975年六七月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据说，在酝酿成立这一机构时，仅仅名称是叫政治研究室还是政策研究室，邓小平就反复考虑了很久，再三斟酌。如果叫政策研究室，顾名思义是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那就很可能会被“四人帮”找个借口置于他们控制的中央组织宣传组之下。所以，邓小平最后决定叫政治研究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由国务院来领导。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高度重视。
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调查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草中央文件，整理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组织起草重要理论文章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1975年1月，邓小平就曾约胡乔木谈过一次话，要胡乔木找一些像他那样的老人马，出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写作班子那样，写一些重要理论文章，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和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等。
邓小平强调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地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邓小平要求胡乔木：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6月份，邓小平第二次同胡乔木谈话时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由你提议，邓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后，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担任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这确实正如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是一批像胡乔木一样长期从事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老人马”。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30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团委书记，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在上海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同年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西青训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长。1941年，开始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48年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国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先后起草或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中共重要文献和理论文章，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批斗和迫害，后长期“靠边站”。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才得以复出，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起草、主持起草或参与起草过许多著名的中共文献和重要理论文章，有“党内一支笔”的美誉。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和理论家，熟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领导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以后，和领导小组其他同志一道，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带领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要求，调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写理论文章，很快成为全面整顿的“智囊团”。
针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指示肆意歪曲、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进行“解释”的行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其他毛泽东文稿（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的整顿、编纂工作。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缺点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论十大关系》是预定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篇重要文章。邓小平对整理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当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以后，邓小平指定由胡乔木亲自整理这篇重要文章，以便早日公开发表，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全面整顿提供重要的理论武器。
1975年7月上旬，正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全国各个领域全面进行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最后由胡乔木主持整理成文稿。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暂时不要公开。尽管如此，《论十大关系》的文稿还是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也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配合整个工业系统的整顿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国家计委修改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对整个工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熟的文件。
1975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以及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会议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整顿、钢铁工业整顿的成功经验，对整个工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
国家计委根据会议要求的精神，于8月初很快起草了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8月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等同志谈企业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问题时，指出：
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邓小平还提出：
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这次谈话后，邓小平要求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的修改工作。
8月1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谈话。指出：
计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文件修改后，可以先拿出来讨论。
邓小平还系统谈了他对于整个中国工业整顿和发展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许多整顿和发展工业的重要意见（即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国务院8月18日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起草问题的会议。会后，文件的进一步修改工作就在胡乔木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他们根据邓小平谈话中的基本精神，对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将原稿中的14条增加到18条，增加了邓小平谈话中指出的以农业为基础，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按劳分配等内容；对原稿中的整顿企业整理，加强责任制，严格管理制度等条，也按照邓小平谈话作了进一步充实。在“整顿企业管理”这一条，根据邓小平谈话中的要求，文稿作了明确有力、旗帜鲜明的规定：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和精干的职能机构，同群众管理相结合，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应当妨碍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行使职权，相反，一定要反对无人负责，反对无政府状态。”
第二稿成稿后，曾经请在北京出席20个企业座谈会的各地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也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同时，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对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使文件的内容达到了二十条。因此，该文件也被简称为《工业二十条》。
在文件讨论、修改过程中，胡乔木不仅强调要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文件修改中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在10月29日国务院开会讨论该文件以后，胡乔木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亲自动手修改，使文件终于成为一个能够反映中央对工业整顿和发展基本要求的定稿。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一共论述了加快中国工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二十个问题：
一、加快工业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三、加强党的领导；
四、依靠工人阶级；
五、整顿企业管理；
六、工业学大庆；
七、统一计划；
八、发挥两个积极性；
九、以农业为基础；
十、以钢为纲；
十一、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
十二、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
十三、增加积累，厉行节约；
十四、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
十五、加强社会主义协作；
十六、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十七、又红又专；
十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十九、关心职工生活；
二十、工作方法。
文件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整顿和发展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工业战线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整个工业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
文件提出了要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坚决整顿，把被“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篡夺走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的任务。文件指出，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即造反组织头头）当权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画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一类帽子，压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文件严厉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破坏生产、胡作非为的种种行为。指出：有些企业“坏人掌权”，“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胡作非为，一方面拉拢腐蚀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特别要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
文件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文件提出了恢复和建立企业规章制度的问题。指出：“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需要”，“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
文件强调了制定统一计划的重要性。指出：“不搞统一计划，或者破坏统一计划，就会出现盲目性，就会给资本主义泛滥造成可乘之机，其结果，是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文件正确论述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文件还对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文件集中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总结了铁路、钢铁等领域进行整顿的成功经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系列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谬论，鲜明地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一个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中国工业进行全面整顿、加快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虽然最后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爆发，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其主要精神，早已通过在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上征求意见而在工业系统广泛传播开来。因而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产生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胡乔木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承担的邓小平交给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1975年7月，胡耀邦等同志受命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后，根据中央要求他们尽快提出整顿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很快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于8月17日由胡耀邦等署名上报。《汇报提纲》共分为六个部分：
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
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
三、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
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
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