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0)
邓小平接到《汇报提纲》后，十分关注。早在8月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谈话时，就曾谈到科技与人才等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京大学有个搞半导体的专家，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通过抓好对中国科学院的整顿，来指导和推动对整个中国科学技术系统、教育、文化等各系统整顿的全局，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因此，他对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和《汇报提纲》极为重视。
8月26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专门谈了如何修改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意见。邓小平指出：
汇报提纲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邓小平指示由胡乔木同胡耀邦等同志一起讨论一下修改问题，并要求由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
胡乔木不愧是大手笔。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与胡耀邦等中国科学院的负责同志商定修改方案后，以邓小平关于科技整顿的基本思想为主题，很快在原《汇报提纲》文稿的基础上，改出了新的文稿，并命名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把原来的六个部分进一步集中、概括，调整为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中，《汇报提纲》对中国科学院建立以来，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取得了很大成绩”。关于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的根本任务，《汇报提纲》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的科研任务；二是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三是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使中国科学院真正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带动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蓬勃发展。
在第二部分，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中，《汇报提纲》着重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稿从十个方面引述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目的在于以毛泽东正确的指示，作为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文稿在这一部分中，深入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提出必须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
在第三部分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中，《汇报提纲》提出了根据中央要求，对科学院进行整顿的五项内容：一、结合实际，认识学习，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四、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五、整顿机构。
邓小平看了胡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一稿后，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提到教育问题时，邓小平不无忧虑地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首肯后，《汇报提纲》即被印发，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在国务院正式讨论前夕，邓小平又让胡乔木整理一份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的语录，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胡乔木很快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编印了一份《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向会议汇报科学院的工作。胡耀邦手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边汇报，一边结合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地说明。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邓小平在听取了胡耀邦的汇报后，对于整顿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既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
会后，胡乔木等同志根据邓小平谈话中提出的意见，重新对《汇报提纲》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9月28日成稿后，报送毛泽东审定。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汇报提纲》中表示，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邓小平立即让胡乔木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出处进行核对。胡乔木一面组织核对《汇报提纲》中引用的革命导师语录，一面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选编《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随后，很快将《汇报提纲》中引用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和《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印出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审阅了《汇报提纲》以后，于10月24日将文稿退给邓小平。邓小平让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修改一次，胡乔木再次修改一遍后，将文稿交给了邓小平。但此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经开始，已经成稿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没有以中央文件形式公开下发。
从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看，自始至终倾注着邓小平的大量心血。从文件的起草、汇报、反复修改，到最后定稿，邓小平仅与胡乔木等人谈话、在会议上听取汇报、对修改《汇报提纲》提出具体意见就有近十多次。他确确实实是对整顿、振兴、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充满了关切之情，并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否，作为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作为全面整顿的关键环节去认认真真抓紧抓好的。仅仅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过程，就不难看出，邓小平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刚一恢复工作，就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技教育工作”，公开宣布自己要当好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后勤部长”了。
主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全面整顿”中，主动提出撰写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
前文中已经提到，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采用了以毛泽东当时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方法。先后在1975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和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防修反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作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其核心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旨在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对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使各项工作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
为了全面阐述和宣传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方针和全面整顿的战略部署，胡乔木感到有必要写一篇长篇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三项重要指示。特别是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后，胡乔木更感到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重要指示的文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9月18日，胡乔木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交给了邓力群，并谈了对写这篇文章的基本设想，要把邓小平关于贯彻落实三项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反映到文章中去，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清毛泽东每一项指示的意义，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9月19日，胡乔木把关于组织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文章的目的、文章的主题和基本思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表示支持说：
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了邓力群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
邓力群是湖南桂东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联执行委员，“民先”区队长，“民先”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长，中共区委干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邓力群亦前往东北，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局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辑。长期从事中共的干部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等工作。邓力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时，邓小平亲自点将，任命他为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
邓力群从胡乔木处接受了主持起草宣传三项指示重要文章的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起草提纲，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为了充分体现邓小平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思想，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国务院1975年发出的一系列进行全面整顿的文件精神，邓力群和其他同志认真研究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主要有：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关于整顿铁路工作的讲话；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75年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以及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其他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75年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作好充分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的基础上，10月7日，邓力群主持完成了胡乔木交给的起草这篇文章的初稿，并定名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以四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了新的含义，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问题，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在制造“动乱”中提出的各种谬论，矛头直指“四人帮”。
文稿出手不凡，一开始即以高屋建瓴之势，论述了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对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指出：
“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文稿指出：
必须用三项指示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最重要。”
文稿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进行了澄清。指出：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稿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意制造动乱的反动实质。指出：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搞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文笔犀利的语言，真是如匕首，似投枪，直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要害，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赖以存身的伪善面具撕得一干二净，从而把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真实嘴脸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稿旗帜鲜明地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基本观点。指出：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稿辛辣地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所谓“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荒唐论调。指出：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文稿最后强调指出：
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提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文稿以后又根据胡乔木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准备首先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创办的思想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由于当时全国的主要理论宣传阵地大多被控制在“四人帮”手里，所以，创办《思想战线》是与“四人帮”争夺理论宣传阵地的一个重要斗争。胡乔木于10月6日在谈到创办《思想战线》时，明确指出：现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但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思想战线》没有能够创办，《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未能发表问世。广大干部、群众真正看到文稿的强烈的战斗性和锐利的思想锋芒，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作为“批判材料”见到的。文稿不仅没有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批判，反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尽管邓小平对胡乔木组织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理论文章的创议和基本设想，表示过坚决的支持，但邓小平在当时并没有来得及看到这篇文稿。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中，《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三篇集中概括、反映邓小平决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全国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整顿，恢复和发展中共八大路线的重要文献。这三篇文稿虽然在当时均未能作为正式中央文件下达或公开发表，但在全面整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为这三篇文稿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所以，在“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以后，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舆论工具，对这三篇文稿大加挞伐。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集中火力，口诛笔伐，把三篇文稿称之为“三棵大毒草”，进行系统地“批判”。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诬蔑为“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蔑为“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诬蔑为“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编辑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三本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印刷，向全国广泛散发，妄图掀起全国范围的对三篇文稿的“大批判”，为他们一手策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服务。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主观愿望相反。三篇重要文稿一经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读了三篇文稿以后，纷纷提出：“这些文章不是写得很好吗，为什么要进行批判？”
“这三篇文章真是说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压在心头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
“什么‘三棵大毒草’，明明是‘三株大香花’嘛！”
更有一则曾在当时广泛流传的笑话说：
某工厂正在一个车间里召开批判会，批判“三株大毒草”。当发言者念到批判文章中引述的“大毒草”的内容时，恰巧一位迟到的工人进来了。听了一会儿以后，这位工人忍不住说：“今天学习的是什么文件，怎么说得这么好呵！很久没有听到传达这么好的文件了！”
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棵大毒草”的三篇文稿，却被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三株大香花”。
泾渭竟然是如此分明。
仅仅从对待三篇文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人心的向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而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而动的“四人帮”的彻底覆灭，已经是必然的了。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写马列主义的书。
这个“理论”确实很难懂，比如：八级工资制与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有什么联系？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一个月后，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做了注释。当然，张春桥、姚文元懂得“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面阐述。不过，理论毕竟是理论，张、姚这些人其实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注重现实，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虽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并不想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安宁。于是，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曾经所指哪些人。
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评得好厉害！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6）
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8月26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专门谈了如何修改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意见。邓小平指出：
汇报提纲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邓小平指示由胡乔木同胡耀邦等同志一起讨论一下修改问题，并要求由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
胡乔木不愧是大手笔。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与胡耀邦等中国科学院的负责同志商定修改方案后，以邓小平关于科技整顿的基本思想为主题，很快在原《汇报提纲》文稿的基础上，改出了新的文稿，并命名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把原来的六个部分进一步集中、概括，调整为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中，《汇报提纲》对中国科学院建立以来，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取得了很大成绩”。关于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的根本任务，《汇报提纲》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的科研任务；二是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三是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使中国科学院真正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带动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蓬勃发展。
在第二部分，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中，《汇报提纲》着重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稿从十个方面引述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目的在于以毛泽东正确的指示，作为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文稿在这一部分中，深入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提出必须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
在第三部分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中，《汇报提纲》提出了根据中央要求，对科学院进行整顿的五项内容：一、结合实际，认识学习，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四、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五、整顿机构。
邓小平看了胡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一稿后，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提到教育问题时，邓小平不无忧虑地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首肯后，《汇报提纲》即被印发，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在国务院正式讨论前夕，邓小平又让胡乔木整理一份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的语录，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胡乔木很快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编印了一份《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向会议汇报科学院的工作。胡耀邦手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边汇报，一边结合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地说明。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邓小平在听取了胡耀邦的汇报后，对于整顿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既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
会后，胡乔木等同志根据邓小平谈话中提出的意见，重新对《汇报提纲》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9月28日成稿后，报送毛泽东审定。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汇报提纲》中表示，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邓小平立即让胡乔木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出处进行核对。胡乔木一面组织核对《汇报提纲》中引用的革命导师语录，一面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选编《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随后，很快将《汇报提纲》中引用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和《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印出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审阅了《汇报提纲》以后，于10月24日将文稿退给邓小平。邓小平让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修改一次，胡乔木再次修改一遍后，将文稿交给了邓小平。但此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经开始，已经成稿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没有以中央文件形式公开下发。
从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看，自始至终倾注着邓小平的大量心血。从文件的起草、汇报、反复修改，到最后定稿，邓小平仅与胡乔木等人谈话、在会议上听取汇报、对修改《汇报提纲》提出具体意见就有近十多次。他确确实实是对整顿、振兴、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充满了关切之情，并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否，作为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作为全面整顿的关键环节去认认真真抓紧抓好的。仅仅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过程，就不难看出，邓小平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刚一恢复工作，就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技教育工作”，公开宣布自己要当好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后勤部长”了。
主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全面整顿”中，主动提出撰写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
前文中已经提到，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采用了以毛泽东当时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方法。先后在1975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和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防修反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作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其核心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旨在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对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使各项工作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
为了全面阐述和宣传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方针和全面整顿的战略部署，胡乔木感到有必要写一篇长篇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三项重要指示。特别是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后，胡乔木更感到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重要指示的文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9月18日，胡乔木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交给了邓力群，并谈了对写这篇文章的基本设想，要把邓小平关于贯彻落实三项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反映到文章中去，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清毛泽东每一项指示的意义，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9月19日，胡乔木把关于组织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文章的目的、文章的主题和基本思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表示支持说：
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了邓力群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
邓力群是湖南桂东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联执行委员，“民先”区队长，“民先”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长，中共区委干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邓力群亦前往东北，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局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辑。长期从事中共的干部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等工作。邓力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时，邓小平亲自点将，任命他为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
邓力群从胡乔木处接受了主持起草宣传三项指示重要文章的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起草提纲，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为了充分体现邓小平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思想，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国务院1975年发出的一系列进行全面整顿的文件精神，邓力群和其他同志认真研究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主要有：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关于整顿铁路工作的讲话；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75年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以及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其他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75年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作好充分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的基础上，10月7日，邓力群主持完成了胡乔木交给的起草这篇文章的初稿，并定名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以四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了新的含义，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问题，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在制造“动乱”中提出的各种谬论，矛头直指“四人帮”。
文稿出手不凡，一开始即以高屋建瓴之势，论述了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对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指出：
“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文稿指出：
必须用三项指示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最重要。”
文稿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进行了澄清。指出：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稿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意制造动乱的反动实质。指出：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搞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文笔犀利的语言，真是如匕首，似投枪，直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要害，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赖以存身的伪善面具撕得一干二净，从而把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真实嘴脸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稿旗帜鲜明地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基本观点。指出：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稿辛辣地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所谓“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荒唐论调。指出：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文稿最后强调指出：
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提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文稿以后又根据胡乔木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准备首先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创办的思想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由于当时全国的主要理论宣传阵地大多被控制在“四人帮”手里，所以，创办《思想战线》是与“四人帮”争夺理论宣传阵地的一个重要斗争。胡乔木于10月6日在谈到创办《思想战线》时，明确指出：现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但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思想战线》没有能够创办，《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未能发表问世。广大干部、群众真正看到文稿的强烈的战斗性和锐利的思想锋芒，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作为“批判材料”见到的。文稿不仅没有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批判，反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尽管邓小平对胡乔木组织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理论文章的创议和基本设想，表示过坚决的支持，但邓小平在当时并没有来得及看到这篇文稿。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中，《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三篇集中概括、反映邓小平决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全国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整顿，恢复和发展中共八大路线的重要文献。这三篇文稿虽然在当时均未能作为正式中央文件下达或公开发表，但在全面整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为这三篇文稿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所以，在“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以后，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舆论工具，对这三篇文稿大加挞伐。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集中火力，口诛笔伐，把三篇文稿称之为“三棵大毒草”，进行系统地“批判”。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诬蔑为“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蔑为“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诬蔑为“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编辑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三本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印刷，向全国广泛散发，妄图掀起全国范围的对三篇文稿的“大批判”，为他们一手策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服务。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主观愿望相反。三篇重要文稿一经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读了三篇文稿以后，纷纷提出：“这些文章不是写得很好吗，为什么要进行批判？”
“这三篇文章真是说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压在心头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
“什么‘三棵大毒草’，明明是‘三株大香花’嘛！”
更有一则曾在当时广泛流传的笑话说：
某工厂正在一个车间里召开批判会，批判“三株大毒草”。当发言者念到批判文章中引述的“大毒草”的内容时，恰巧一位迟到的工人进来了。听了一会儿以后，这位工人忍不住说：“今天学习的是什么文件，怎么说得这么好呵！很久没有听到传达这么好的文件了！”
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棵大毒草”的三篇文稿，却被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三株大香花”。
泾渭竟然是如此分明。
仅仅从对待三篇文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人心的向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而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而动的“四人帮”的彻底覆灭，已经是必然的了。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写马列主义的书。
这个“理论”确实很难懂，比如：八级工资制与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有什么联系？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一个月后，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做了注释。当然，张春桥、姚文元懂得“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面阐述。不过，理论毕竟是理论，张、姚这些人其实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注重现实，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虽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并不想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安宁。于是，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曾经所指哪些人。
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评得好厉害！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6）
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