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1)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周恩来回答。
然后，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纪登奎对毛泽东说。
“吴德有德呀。”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毛泽东与陈永贵握手时说。
接着是吴桂贤：“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我不认识你啊。”毛泽东握着吴桂贤的手说。
“我六四年见过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我不知道。”毛泽东没有印象。
“延安儿女问候你。”吴桂贤说。
“你是延安人哪？”毛泽东问。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最近到延安去看了。”周恩来在一旁解释。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毛泽东与谢静宜握手时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谢静宜对毛泽东说。
“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泽东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大家坐下来，会议开始，主要是毛泽东谈话。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开门见山，把今天谈话的主题端出来。毛泽东这里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又说。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作品。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归到修正主义里头。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
“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讲党的历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话幽默风趣，这是他的风格。他说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举一例：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毛泽东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又重复两遍“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再次说他犯了错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事先纠正。他说：
“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见过面。”张春桥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是吴冷西。”张春桥回答。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毛泽东说。
1958年“大跃进”时，张春桥就主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许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的“所以他有气”即指此事。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在一旁问道。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进来后，没有同毛泽东握手问候。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江青也来了。江青的一句问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工作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乱发号施令非常不满。他已多次批评过江青，这次又旧话重提。
毛泽东又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是1974年7月离京去外地的。临走前，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了一次。十个月后，他回到北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接着讲到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顺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治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念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对“四人帮”的反击
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所作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对反经验主义问题做了结论。周恩来考虑，应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批示向毛泽东做一报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
周恩来提起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时间是5月21日。这封信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晚。王洪文传达毛泽东指示，说《红旗》第五期发了文章，毛泽东4月23日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这个批示的精神）。于是，周恩来等人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
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周信的这段内容主题很明显：要把毛泽东4月23日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因毛泽东说既然《红旗》已写了文章，批示就不传达了。周恩来就考虑发个中央文件，否则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很难消除。要搞文件，自然是张春桥管的事。但张又说需要时间，这实质是想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
周信的第二段，先是说明了一下，《红旗》第五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对此做了说明之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的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泽东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泽东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周恩来已请王洪文向政治局会议将这些情况说明。
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这段内容，是为了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这封信的抬头是：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信先到了王洪文那里。5月22日王批道：
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5月2日在这封信上批：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5月24日批：
许多情况我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5月24日批：
常委会讨论情况不了解。如还讨论个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5月24日批：
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这封信几经传阅，又回到了周恩来这里。是否报毛泽东的问题，张表示不反对，但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姚没有表示态度；王也没拿出意见，让周定；倒是江青表态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她很了解。
“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是主要人物，而且他是政治局常委。
5月27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27日当天，张春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于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
呈主席批阅。
5月27日，初夏的季节，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绿了。这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就各位。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坐座位也是阵线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互相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坐在另一边。仅在座位上，便摆出两军对垒的阵势。
与会者，不论是哪一方，都面无笑容。所有的脑子几乎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思考。
邓小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这句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可就难了。他意识到，这样做无疑是去捅马蜂窝，但他一想到祸国殃民的江青等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几乎使国家毁于一旦，他便下了决心，要压一下对方的邪气。
江青心里明白，光和邓小平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蛮不讲理，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泽东授意，不能李逵式地蛮干了，要讲究点策略。
张春桥这些日子心情沉甸甸的。可以说，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被动、最感压抑的一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常有低烧。进入1975年，形势愈加令他忧心忡忡，前途莫测啊！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处于接班人的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毛泽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对张春桥来说，确也是惊涛骇浪、奋力拼搏、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九年。1966年8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那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这些“革命的笔杆子”和林彪这些人的“革命的枪杆子”紧密配合，实行了一场文斗加武斗的改朝换代的大革命。顺王者昌，逆王者亡，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九大以后，“笔杆子”和“枪杆子”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笔杆子”，导致了林彪的垮台，为此，他与江青、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反刘、林有功”――毛泽东常常这样说他们。但历史常常很难捉摸，十大以后，他们这几个人似乎是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11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尤其是这个“四人帮”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马横刀，步步紧逼，今天又是吉凶难卜。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5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11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的事实进一步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邓小平的讲话没有转弯抹角，虽然远没有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这一些已经很有份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一开始是无言僵局。张春桥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打破僵局的叶剑英，他讲了三个问题。先讲反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指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的话是够让那几个人难受的）。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他说，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指九届二中全会），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是讲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叶剑英说，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11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6月3日的会，王洪文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的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王洪文有两个保留，一是认为确实有干扰（即“四人帮”的错误），但形势总的是好的（换句话说，王的意思是对“四人帮”不能全面否定）；二是说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周恩来回答。
然后，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纪登奎对毛泽东说。
“吴德有德呀。”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毛泽东与陈永贵握手时说。
接着是吴桂贤：“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我不认识你啊。”毛泽东握着吴桂贤的手说。
“我六四年见过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我不知道。”毛泽东没有印象。
“延安儿女问候你。”吴桂贤说。
“你是延安人哪？”毛泽东问。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最近到延安去看了。”周恩来在一旁解释。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毛泽东与谢静宜握手时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谢静宜对毛泽东说。
“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泽东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大家坐下来，会议开始，主要是毛泽东谈话。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开门见山，把今天谈话的主题端出来。毛泽东这里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又说。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作品。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归到修正主义里头。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
“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讲党的历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话幽默风趣，这是他的风格。他说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举一例：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毛泽东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又重复两遍“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再次说他犯了错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事先纠正。他说：
“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见过面。”张春桥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是吴冷西。”张春桥回答。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毛泽东说。
1958年“大跃进”时，张春桥就主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许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的“所以他有气”即指此事。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在一旁问道。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进来后，没有同毛泽东握手问候。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江青也来了。江青的一句问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工作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乱发号施令非常不满。他已多次批评过江青，这次又旧话重提。
毛泽东又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是1974年7月离京去外地的。临走前，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了一次。十个月后，他回到北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接着讲到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顺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治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念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对“四人帮”的反击
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所作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对反经验主义问题做了结论。周恩来考虑，应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批示向毛泽东做一报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
周恩来提起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时间是5月21日。这封信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晚。王洪文传达毛泽东指示，说《红旗》第五期发了文章，毛泽东4月23日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这个批示的精神）。于是，周恩来等人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
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周信的这段内容主题很明显：要把毛泽东4月23日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因毛泽东说既然《红旗》已写了文章，批示就不传达了。周恩来就考虑发个中央文件，否则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很难消除。要搞文件，自然是张春桥管的事。但张又说需要时间，这实质是想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
周信的第二段，先是说明了一下，《红旗》第五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对此做了说明之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的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泽东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泽东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周恩来已请王洪文向政治局会议将这些情况说明。
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这段内容，是为了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这封信的抬头是：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信先到了王洪文那里。5月22日王批道：
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5月2日在这封信上批：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5月24日批：
许多情况我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5月24日批：
常委会讨论情况不了解。如还讨论个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5月24日批：
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这封信几经传阅，又回到了周恩来这里。是否报毛泽东的问题，张表示不反对，但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姚没有表示态度；王也没拿出意见，让周定；倒是江青表态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她很了解。
“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是主要人物，而且他是政治局常委。
5月27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27日当天，张春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于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
呈主席批阅。
5月27日，初夏的季节，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绿了。这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就各位。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坐座位也是阵线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互相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坐在另一边。仅在座位上，便摆出两军对垒的阵势。
与会者，不论是哪一方，都面无笑容。所有的脑子几乎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思考。
邓小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这句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可就难了。他意识到，这样做无疑是去捅马蜂窝，但他一想到祸国殃民的江青等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几乎使国家毁于一旦，他便下了决心，要压一下对方的邪气。
江青心里明白，光和邓小平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蛮不讲理，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泽东授意，不能李逵式地蛮干了，要讲究点策略。
张春桥这些日子心情沉甸甸的。可以说，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被动、最感压抑的一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常有低烧。进入1975年，形势愈加令他忧心忡忡，前途莫测啊！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处于接班人的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毛泽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对张春桥来说，确也是惊涛骇浪、奋力拼搏、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九年。1966年8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那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这些“革命的笔杆子”和林彪这些人的“革命的枪杆子”紧密配合，实行了一场文斗加武斗的改朝换代的大革命。顺王者昌，逆王者亡，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九大以后，“笔杆子”和“枪杆子”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笔杆子”，导致了林彪的垮台，为此，他与江青、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反刘、林有功”――毛泽东常常这样说他们。但历史常常很难捉摸，十大以后，他们这几个人似乎是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11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尤其是这个“四人帮”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马横刀，步步紧逼，今天又是吉凶难卜。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5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11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的事实进一步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邓小平的讲话没有转弯抹角，虽然远没有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这一些已经很有份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一开始是无言僵局。张春桥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打破僵局的叶剑英，他讲了三个问题。先讲反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指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的话是够让那几个人难受的）。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他说，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指九届二中全会），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是讲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叶剑英说，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11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6月3日的会，王洪文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的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王洪文有两个保留，一是认为确实有干扰（即“四人帮”的错误），但形势总的是好的（换句话说，王的意思是对“四人帮”不能全面否定）；二是说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