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5)
二、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在刘冰反映信上的批示，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还强调：“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
从此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拔地而起，从清华大学波及到全国，引起了一场新的全国规模的政治动乱。
自四届人大以后开始逐渐走上正常轨道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再次被打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力以赴推进的对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毁于一旦，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则乘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惟恐天下不乱。
中华大地，再度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出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
12月30日，张春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华访问的客人。在谈到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时，这个“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介绍说：
“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
张春桥认为：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张春桥在谈话中，还肆意诬蔑了一心一意抓好教育整顿，为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极大成绩的周荣鑫一通。说什么“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12月1日，经过“四人帮”的一番精心策划以后，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抛出的第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上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仅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背景很硬，根子很粗，口气很大，来势凶猛，咄咄逼人。真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在中央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重头文章，也是“四人帮”射向在全面整顿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发“重磅炮弹”，是“四人帮”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攻势的“第一炮”。
此文于12月4日被《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进行了广播。
许多经历过那段大动乱岁月的人们至今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首先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概括地集中描述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教育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后，笔锋一转，对在全面整顿中进行的教育整顿大加挞伐：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接着，这篇文章用典型的“文革笔法”，一一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给教育界带来的所谓“巨大变化”，“教育革命”取得的所谓“巨大成就”。然后，又一一批驳了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系统介绍了清华大学以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两封信为“靶子”，在全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并认为刘冰等人“诬告”迟群和谢静宜，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报告》还说：
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报告》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教育系统进行的全面整顿进行了点名攻击，说：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
《报告》认为：
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许多极“左”语言，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基调。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公开发表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被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为标志，全国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爆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贴满了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领导机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度遭到揪斗，铁路运输重新瘫痪，大批工厂停工停产。许多省、地（市）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被弄得开不成会，办不成公。许多领导干部不断遭到围攻和无理纠缠，被弄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无法履行工作职责。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2）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全面整顿中发出的大批机密文件，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些领导同志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讲话、报告、指示、批示，加以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印成没有文件标志、没有印发机关的所谓“白头材料”，大量向全国广泛散发，供各地帮派体系进行批判。
“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全面否定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全面整顿的全部成果，把自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为治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一概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下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全面整顿，一律诬蔑为是“复辟”“倒退”“开历史的倒车”。把反对“派性”，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律诬蔑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有关方面一起起草、修改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篇文章，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总之，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主持的、支持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迎的事物，“四人帮”一概全盘否定，口诛笔伐，必欲“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批评的、反对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四人帮”一律加以支持、吹捧和赞扬。他们并把这叫作所谓“对着干”。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戴上“邓小平的黑干将”“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又回来了”的帽子，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四位在全面整顿中呕心沥血、冲锋陷阵，为铁道整顿、科技界整顿、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整顿、教育界整顿立下了大功的先锋人物，被“四人帮”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四条汉子”，分别受到点名批判，停止了领导工作，再度成为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靠边站”人物。
周荣鑫在全面整顿中态度坚决，对教育界的整顿行动积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得力，深受全国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好评。由于他曾支持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揭发、反映迟群的问题，被“四人帮”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11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一开始，他就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力”集中攻击之下。
11月8日，“四人帮”中的头面人物张春桥以分管教育的副总理的名义，找周荣鑫谈对教育界形势的看法。
周荣鑫坚持对教育进行整顿的正确方针，认为当前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培养和造就大批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张春桥对周荣鑫的看法大为不满，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并认为这是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
接着，张春桥又说出了一番令人震惊的“文革高论”。他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
随即，张春桥又自问自答，“语出惊人”地说：“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这是什么逻辑？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论加胡说八道。
难道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的学校里，教师向学生教授一些文化知识，学生认真学习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本领，反倒成了“罪过”，反倒成了“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了。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混蛋逻辑，蛮不讲理到了极点。既然周荣鑫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这么不好，你张春桥为何还让自己的子女上学？为何不把你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从小就送到农村去、送到工厂去劳动呢？
周荣鑫理所当然地不同意张春桥的说法，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张春桥恼羞成怒，以势压人，责令周荣鑫就“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作出检查。他还为迟群大唱赞歌，说什么：迟群1968年带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清华大学以来，路线是正确的，等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起来后，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周荣鑫先后被追查、批斗50多次，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1976年4月12日上午，在一次批斗、追查会上，周荣鑫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当场昏倒在地。当天晚上含愤辞世，终年59岁。
周荣鑫，这位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着周恩来总理的期望，忠心耿耿，赤胆忠心，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整顿教育，希望为国家培养大批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的教育部长，就这样以身殉职，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吞没了。
尽管“四人帮”一伙于1975年11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全盘否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巨大成绩，但是，铁的事实却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国家有关方面的统计数字表明，1975年的国民经济状况与1974年“批林批孔”时造成的下降局面相比较，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显示：
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8452亿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长2.4%；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2%；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6.7%；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6%。基建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铁路货运量8.67亿吨，比上年增长12.9%。进出口贸易总额29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人民的总理鞠躬尽瘁
1976年1月9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数九寒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冷得令人忧郁，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当天空还是漆黑一片之时，一个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终年78岁。
人们震惊了。匆匆赶路的人流停止了脚步，忙碌的人们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们被惊醒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不，决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应该去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这样的擎天玉柱倒了下来，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可怎么办呀！国家栋梁邓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马的危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这“四人帮”正虎视眈眈，剑拔弩张，阴谋接管天下。在这祸不单行的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你与世长辞，太不是时候了。老天爷真瞎了眼。人们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当人们证实周恩来总理去世是千真万确时，犹如晴天霹雳，人人目瞪口呆，头晕目眩，不知所措。震惊、痛苦、悲哀，交织在一起，一个一个地身心变得空荡荡了。神州大地被悲痛、忧虑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立下了盖世之功，且不去说了。最令人怀念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当道、忠臣遭殃的黑暗岁月，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时刻，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支撑着这所将倾的大厦。这一切，人们都历历在目。
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13”是个凶数。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候，叶剑英叫工作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他向周恩来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人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着。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工作人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1976年元旦，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广播员用庄重的语调朗诵完这一首《重上井风山》之后，变换着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诗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听到广播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给买来诗词，并让护士读。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工作人员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护士将诗词放在枕边。
若干年后，有人对这件事作出种种猜测，编织出奇妙的神话。甚至有一位外国作家说，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在“编织”故事，周恩来到最后“还在演戏”。这当然是无根据的。事实上，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保持着当年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厚谊，同样也喜欢他的诗。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们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地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出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给自己一个痛快了结……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整个病痛期间，没发一声呻吟，没流一滴泪；如果你一直在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医务人员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出痛苦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颖超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在刘冰反映信上的批示，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还强调：“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
从此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拔地而起，从清华大学波及到全国，引起了一场新的全国规模的政治动乱。
自四届人大以后开始逐渐走上正常轨道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再次被打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力以赴推进的对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毁于一旦，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则乘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惟恐天下不乱。
中华大地，再度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出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
12月30日，张春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华访问的客人。在谈到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时，这个“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介绍说：
“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
张春桥认为：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张春桥在谈话中，还肆意诬蔑了一心一意抓好教育整顿，为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极大成绩的周荣鑫一通。说什么“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12月1日，经过“四人帮”的一番精心策划以后，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抛出的第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上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仅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背景很硬，根子很粗，口气很大，来势凶猛，咄咄逼人。真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在中央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重头文章，也是“四人帮”射向在全面整顿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发“重磅炮弹”，是“四人帮”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攻势的“第一炮”。
此文于12月4日被《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进行了广播。
许多经历过那段大动乱岁月的人们至今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首先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概括地集中描述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教育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后，笔锋一转，对在全面整顿中进行的教育整顿大加挞伐：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接着，这篇文章用典型的“文革笔法”，一一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给教育界带来的所谓“巨大变化”，“教育革命”取得的所谓“巨大成就”。然后，又一一批驳了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系统介绍了清华大学以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两封信为“靶子”，在全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并认为刘冰等人“诬告”迟群和谢静宜，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报告》还说：
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报告》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教育系统进行的全面整顿进行了点名攻击，说：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
《报告》认为：
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许多极“左”语言，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基调。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公开发表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被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为标志，全国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爆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贴满了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领导机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度遭到揪斗，铁路运输重新瘫痪，大批工厂停工停产。许多省、地（市）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被弄得开不成会，办不成公。许多领导干部不断遭到围攻和无理纠缠，被弄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无法履行工作职责。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2）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全面整顿中发出的大批机密文件，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些领导同志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讲话、报告、指示、批示，加以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印成没有文件标志、没有印发机关的所谓“白头材料”，大量向全国广泛散发，供各地帮派体系进行批判。
“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全面否定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全面整顿的全部成果，把自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为治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一概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下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全面整顿，一律诬蔑为是“复辟”“倒退”“开历史的倒车”。把反对“派性”，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律诬蔑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有关方面一起起草、修改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篇文章，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总之，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主持的、支持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迎的事物，“四人帮”一概全盘否定，口诛笔伐，必欲“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批评的、反对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四人帮”一律加以支持、吹捧和赞扬。他们并把这叫作所谓“对着干”。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戴上“邓小平的黑干将”“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又回来了”的帽子，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四位在全面整顿中呕心沥血、冲锋陷阵，为铁道整顿、科技界整顿、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整顿、教育界整顿立下了大功的先锋人物，被“四人帮”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四条汉子”，分别受到点名批判，停止了领导工作，再度成为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靠边站”人物。
周荣鑫在全面整顿中态度坚决，对教育界的整顿行动积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得力，深受全国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好评。由于他曾支持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揭发、反映迟群的问题，被“四人帮”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11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一开始，他就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力”集中攻击之下。
11月8日，“四人帮”中的头面人物张春桥以分管教育的副总理的名义，找周荣鑫谈对教育界形势的看法。
周荣鑫坚持对教育进行整顿的正确方针，认为当前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培养和造就大批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张春桥对周荣鑫的看法大为不满，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并认为这是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
接着，张春桥又说出了一番令人震惊的“文革高论”。他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
随即，张春桥又自问自答，“语出惊人”地说：“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这是什么逻辑？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论加胡说八道。
难道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的学校里，教师向学生教授一些文化知识，学生认真学习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本领，反倒成了“罪过”，反倒成了“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了。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混蛋逻辑，蛮不讲理到了极点。既然周荣鑫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这么不好，你张春桥为何还让自己的子女上学？为何不把你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从小就送到农村去、送到工厂去劳动呢？
周荣鑫理所当然地不同意张春桥的说法，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张春桥恼羞成怒，以势压人，责令周荣鑫就“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作出检查。他还为迟群大唱赞歌，说什么：迟群1968年带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清华大学以来，路线是正确的，等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起来后，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周荣鑫先后被追查、批斗50多次，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1976年4月12日上午，在一次批斗、追查会上，周荣鑫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当场昏倒在地。当天晚上含愤辞世，终年59岁。
周荣鑫，这位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着周恩来总理的期望，忠心耿耿，赤胆忠心，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整顿教育，希望为国家培养大批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的教育部长，就这样以身殉职，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吞没了。
尽管“四人帮”一伙于1975年11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全盘否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巨大成绩，但是，铁的事实却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国家有关方面的统计数字表明，1975年的国民经济状况与1974年“批林批孔”时造成的下降局面相比较，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显示：
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8452亿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长2.4%；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2%；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6.7%；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6%。基建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铁路货运量8.67亿吨，比上年增长12.9%。进出口贸易总额29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人民的总理鞠躬尽瘁
1976年1月9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数九寒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冷得令人忧郁，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当天空还是漆黑一片之时，一个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终年78岁。
人们震惊了。匆匆赶路的人流停止了脚步，忙碌的人们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们被惊醒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不，决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应该去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这样的擎天玉柱倒了下来，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可怎么办呀！国家栋梁邓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马的危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这“四人帮”正虎视眈眈，剑拔弩张，阴谋接管天下。在这祸不单行的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你与世长辞，太不是时候了。老天爷真瞎了眼。人们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当人们证实周恩来总理去世是千真万确时，犹如晴天霹雳，人人目瞪口呆，头晕目眩，不知所措。震惊、痛苦、悲哀，交织在一起，一个一个地身心变得空荡荡了。神州大地被悲痛、忧虑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立下了盖世之功，且不去说了。最令人怀念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当道、忠臣遭殃的黑暗岁月，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时刻，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支撑着这所将倾的大厦。这一切，人们都历历在目。
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13”是个凶数。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候，叶剑英叫工作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他向周恩来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人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着。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工作人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1976年元旦，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广播员用庄重的语调朗诵完这一首《重上井风山》之后，变换着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诗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听到广播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给买来诗词，并让护士读。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工作人员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护士将诗词放在枕边。
若干年后，有人对这件事作出种种猜测，编织出奇妙的神话。甚至有一位外国作家说，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在“编织”故事，周恩来到最后“还在演戏”。这当然是无根据的。事实上，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保持着当年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厚谊，同样也喜欢他的诗。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们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地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出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给自己一个痛快了结……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整个病痛期间，没发一声呻吟，没流一滴泪；如果你一直在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医务人员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出痛苦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颖超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