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6)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份的痛苦表情。医务人员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医务人员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医务人员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他虽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能够为他人用心良苦。他是不想让同志们替他分担痛楚，他宁肯独自去承担一切……
“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邓颖超看不下去，声音颤抖对卞医生说：
“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剑英也是这么说的。
人民离不开总理。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基本上是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陈医生定时将配制好的高蛋白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的胃中。病房里清洁，但是也有一种不祥的阴森气氛笼罩。身边医务人员的泪早已流尽，只觉得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在周恩来病况日渐加重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秘书张玉凤还能听懂毛泽东的话。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毛泽东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十几小时内，他的病情报告不断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方案、抢救方案。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得知周恩来逝世噩耗，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大厅，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一沉痛消息，纸条放在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纸条叠起来，放进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读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毛泽东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小孟泣不成声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始终不说一句话。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秘书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她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在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她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她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张玉凤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接着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张玉凤后来回忆时解析，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她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毛泽东听着，不再默默地，而是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丧心病狂的“四人帮”预知悼念的风暴就要来临，抢先在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文。这伙黑帮妄图以此筑起阻挡泪海大潮的堤坝。人们被激怒了，用双手把它撕得粉碎。一个又一个抗议电话，接二连三地飞进了报社。愤怒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恶毒诽谤，再也不能允许对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横加阻挠。他们擦干了默默的眼泪，收起了无言的青纱，发出了“民心不可悔，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
1月15日下午3时，5000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作悼词，还有一个斗争的小“插曲”，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也只好作罢。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不其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他们多么希望从此邓小平能接替总理，领导大家干下去啊！
然而，人们的善良愿望，常常受到恶人的挑衅。人民群众越是爱戴邓小平，“四人帮”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劲地要把他拉下来。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对当时的形势，有一个估计。他写道：
邓小平的悼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次是他以后几年里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四人帮”的宣传机器立即急忙开动起来。它宣称，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计划。
就是这样，“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一天也不能让他再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右政局了。他们在打击邓小平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仍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这两个人是在周恩来逝世后阻挡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被他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妖风”。与此同时，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四人帮”继续在他们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在上海的一小撮死党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则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月23日到2月3日先后印了三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要登几个整版！
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局风云发生骤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他们时而交谈几句，时而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边走边谈。这个宽敞的四合院，同样显得空落落的。灰色的围墙，绿色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外面的街道名曰“宽街”实际并不宽，在它通往地安门的马路上，时时传来嘈杂的声音，更使他们心烦意乱。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提出了同一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叶剑英。这是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过生死考验建立起深度信任感的两位老战友。邓小平多年以来十分爱戴叶剑英，尤其在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危难时刻，更觉得需要倚重这位对党忠诚、才智过人的老帅。叶剑英虽然比邓小平年长七岁，年近八旬，但他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和才干，非常尊重这位几起几落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两位老革命，眼看急剧恶化的形势，感到太突然了，简直不可理解。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叶剑英也许不相信。就在近两年，他还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求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以致“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怎么办呢？”叶剑英商量着问，“要不要我们再去找主席呢？”
“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斗下去，义无反顾。他坚定地回答：“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力争！”
“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叶剑英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如果真正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停下来，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老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两位老革命家重新陷落在怀念周恩来的思潮里。
华国锋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当中华大地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国舆论界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整整进行了十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联着一个。利用“两报一刊”的社论指导运动的方向，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从“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判定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失控的列车，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就在这时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长期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
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为周恩来逝世发出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1972年得病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周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周恩来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消息，将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使党和国家领导权不落到“四人帮”手里，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费尽了大量心血，耗尽了全部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完全是累死的。
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曾说过：
“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历史贡献和他伟大的人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人们寄托着希望、理想和正义的象征，成为一种高尚无暇的人格力量，成为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副主席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以沉重的语气说：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份的痛苦表情。医务人员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医务人员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医务人员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他虽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能够为他人用心良苦。他是不想让同志们替他分担痛楚，他宁肯独自去承担一切……
“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邓颖超看不下去，声音颤抖对卞医生说：
“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剑英也是这么说的。
人民离不开总理。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基本上是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陈医生定时将配制好的高蛋白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的胃中。病房里清洁，但是也有一种不祥的阴森气氛笼罩。身边医务人员的泪早已流尽，只觉得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在周恩来病况日渐加重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秘书张玉凤还能听懂毛泽东的话。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毛泽东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十几小时内，他的病情报告不断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方案、抢救方案。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得知周恩来逝世噩耗，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大厅，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一沉痛消息，纸条放在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纸条叠起来，放进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读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毛泽东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小孟泣不成声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始终不说一句话。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秘书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她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在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她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她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张玉凤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接着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张玉凤后来回忆时解析，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她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毛泽东听着，不再默默地，而是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丧心病狂的“四人帮”预知悼念的风暴就要来临，抢先在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文。这伙黑帮妄图以此筑起阻挡泪海大潮的堤坝。人们被激怒了，用双手把它撕得粉碎。一个又一个抗议电话，接二连三地飞进了报社。愤怒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恶毒诽谤，再也不能允许对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横加阻挠。他们擦干了默默的眼泪，收起了无言的青纱，发出了“民心不可悔，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
1月15日下午3时，5000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作悼词，还有一个斗争的小“插曲”，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也只好作罢。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不其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他们多么希望从此邓小平能接替总理，领导大家干下去啊！
然而，人们的善良愿望，常常受到恶人的挑衅。人民群众越是爱戴邓小平，“四人帮”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劲地要把他拉下来。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对当时的形势，有一个估计。他写道：
邓小平的悼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次是他以后几年里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四人帮”的宣传机器立即急忙开动起来。它宣称，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计划。
就是这样，“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一天也不能让他再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右政局了。他们在打击邓小平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仍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这两个人是在周恩来逝世后阻挡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被他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妖风”。与此同时，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四人帮”继续在他们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在上海的一小撮死党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则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月23日到2月3日先后印了三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要登几个整版！
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局风云发生骤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他们时而交谈几句，时而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边走边谈。这个宽敞的四合院，同样显得空落落的。灰色的围墙，绿色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外面的街道名曰“宽街”实际并不宽，在它通往地安门的马路上，时时传来嘈杂的声音，更使他们心烦意乱。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提出了同一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叶剑英。这是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过生死考验建立起深度信任感的两位老战友。邓小平多年以来十分爱戴叶剑英，尤其在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危难时刻，更觉得需要倚重这位对党忠诚、才智过人的老帅。叶剑英虽然比邓小平年长七岁，年近八旬，但他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和才干，非常尊重这位几起几落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两位老革命，眼看急剧恶化的形势，感到太突然了，简直不可理解。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叶剑英也许不相信。就在近两年，他还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求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以致“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怎么办呢？”叶剑英商量着问，“要不要我们再去找主席呢？”
“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斗下去，义无反顾。他坚定地回答：“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力争！”
“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叶剑英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如果真正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停下来，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老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两位老革命家重新陷落在怀念周恩来的思潮里。
华国锋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当中华大地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国舆论界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整整进行了十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联着一个。利用“两报一刊”的社论指导运动的方向，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从“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判定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失控的列车，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就在这时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长期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
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为周恩来逝世发出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1972年得病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周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周恩来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消息，将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使党和国家领导权不落到“四人帮”手里，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费尽了大量心血，耗尽了全部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完全是累死的。
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曾说过：
“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历史贡献和他伟大的人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人们寄托着希望、理想和正义的象征，成为一种高尚无暇的人格力量，成为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副主席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以沉重的语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