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7)
今天，我们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1972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悼词》中，全面论述了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八一南昌起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转折关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指出：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9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45年8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11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7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做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指出：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邓小平还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新中国国际事务中的重大贡献。指出：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邓小平在《悼词》中强调指出：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最后说：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邓小平致的《悼词》，语气凝重，一言九鼎，字字有千钧之力。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这位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战友、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
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中国人民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
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了《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向华南广大地区进军时，党组织曾从华北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以便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华国锋是“南下干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由于湘潭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华国锋的工作情况开始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以后，华国锋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统战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华国锋或汇报工作，或陪同视察，与毛泽东的接触日益增多，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阶段，华国锋也曾受到过一点冲击。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了“三结合”，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为集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毛泽东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准备，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在长沙对华国锋谈过关于林彪的问题，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极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知道华国锋的名字，主要始于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家乡湖南的情况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老人”，是指华国锋“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是过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当斯诺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因其中谈到中美关系和尼克松访华等极为敏感的国际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华国锋的名字亦开始被外国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后，国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几批内部文件，向党内外广大群众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即为其中之一。于是，中国人也从中知道了华国锋的名字。“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组长。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华国锋和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张春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虽然气极败坏，但是又无可奈何，联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则《有感》。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重要决策、对1975年中央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对1976年中央1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强烈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3）
张春桥这样写道：
又是一个1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样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中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丝毫也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丝毫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相反，他始终代表着“四人帮”的利益，为“四人帮”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四人帮”一边，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或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或直接指挥，对广大人民群众犯下了累累罪行。
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曾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被打断，然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逆民心而动。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举行的前一天，于1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都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信口雌黄，伪造民意。
在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不去反映中国七亿人民的悲痛心情，却又抛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止息。”
2月13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孔丘之忧》的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中国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2月份，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人民日报》2月6日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针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矛头对着邓小平和在各个领域主持整顿工作负责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一时篇篇黑文犹如滔滔浊浪翻滚而来，大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升级”。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范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这个题目为《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整理的。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于2月25日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要求与会的领导干部：
“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针对当时与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批判邓小平很不理解，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来弯子等问题，华国锋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要求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周恩来同志自1972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悼词》中，全面论述了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八一南昌起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转折关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指出：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9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45年8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11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7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做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指出：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邓小平还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新中国国际事务中的重大贡献。指出：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邓小平在《悼词》中强调指出：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最后说：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邓小平致的《悼词》，语气凝重，一言九鼎，字字有千钧之力。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这位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战友、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
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中国人民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
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了《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向华南广大地区进军时，党组织曾从华北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以便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华国锋是“南下干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由于湘潭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华国锋的工作情况开始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以后，华国锋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统战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华国锋或汇报工作，或陪同视察，与毛泽东的接触日益增多，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阶段，华国锋也曾受到过一点冲击。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了“三结合”，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为集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毛泽东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准备，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在长沙对华国锋谈过关于林彪的问题，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极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知道华国锋的名字，主要始于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家乡湖南的情况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老人”，是指华国锋“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是过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当斯诺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因其中谈到中美关系和尼克松访华等极为敏感的国际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华国锋的名字亦开始被外国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后，国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几批内部文件，向党内外广大群众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即为其中之一。于是，中国人也从中知道了华国锋的名字。“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组长。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华国锋和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张春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虽然气极败坏，但是又无可奈何，联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则《有感》。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重要决策、对1975年中央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对1976年中央1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强烈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3）
张春桥这样写道：
又是一个1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样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中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丝毫也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丝毫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相反，他始终代表着“四人帮”的利益，为“四人帮”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四人帮”一边，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或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或直接指挥，对广大人民群众犯下了累累罪行。
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曾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被打断，然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逆民心而动。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举行的前一天，于1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都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信口雌黄，伪造民意。
在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不去反映中国七亿人民的悲痛心情，却又抛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止息。”
2月13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孔丘之忧》的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中国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2月份，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人民日报》2月6日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针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矛头对着邓小平和在各个领域主持整顿工作负责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一时篇篇黑文犹如滔滔浊浪翻滚而来，大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升级”。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范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这个题目为《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整理的。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于2月25日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要求与会的领导干部：
“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针对当时与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批判邓小平很不理解，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来弯子等问题，华国锋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要求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