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8)
华国锋还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转弯子”会议。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首先排除在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对于“批邓”的阻力，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排除思想上的“障碍”，转好关于“批邓”的思想弯子。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江青于会议期间，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拉开架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放厥词，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的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了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翻案，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的批评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愤怒地斥责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同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从此“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了。
就在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诬蔑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章不点名（但实际上已经点了名）地攻击邓小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来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词，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报刊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邓小平。成为一种“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这篇文章以极大的疯狂，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说什么：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相。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作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理论观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根据。文章说：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的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
与这篇毒汁四溅、暗藏杀机的黑文相呼应，“四人帮”还相继抛出了一大批长篇理论文章。
3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2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同期的《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本报记者名义写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文章。
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同期的《红旗》杂志还发表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在这些文章中，“四人帮”除了肆意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诬蔑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以外，还提出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根据江青关于“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的旨意，公然论证道：“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四人帮”一伙还公开明目张胆地叫嚷：“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等，妄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肆意攻击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做出了巨大成绩的邓小平，在报刊上影射诽谤周恩来，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四五”霹雳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整倒邓小平，整倒党的一批老干部，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在1976年2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3月10日，毛泽东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12省谈话。”
为了大造舆论，江青一伙授意并亲自审定发表了一大批文章。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学校和教育说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关于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的荒谬主张。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意见提出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文艺界的“黑风”的风源，为17年修正主义黑线和旧文化部“扬幡招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今后25年内的一个根本任务批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攻击一大批老干部，江青一伙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私自召见上海亲信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2月底3月初，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经姚文元审定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也在3月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文章从分析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按指邓小平）所走过的道路吗？”把民主派（即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说成是普遍规律，是“20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理论是极端荒谬的。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党的斗争历史，丑化了党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形象。
江青等人还向文艺界布置赶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2月1日，江青对于会泳等人说，现在演的戏，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这怎么行？要他们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紧密配合“当前的斗争”。2月6日，张春桥又向于会泳下达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他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写这种题材，概括的广度大些，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征。2月16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该书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种会议加以落实。3月2日，反党影片《反击》由迟群筹建班子开始炮制（6月4日正式开拍，9月完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且布置了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8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12部。6月，反党影片《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开始拍摄。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传单：
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
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全国各地愤怒的人群起来了，投入战斗了！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挑战。
祖国大地在燃烧。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立刻变成巨大火球，燃烧爆炸。
这种引爆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四句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至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经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3月25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好像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
在江苏省哺育过一代伟人周恩来成长的大地上，在故都南京，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势。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在各个主要街道，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师生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员工的帮助下，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广大旅客的护卫下，将列车厢上的标语，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花圈、小字报……从天而降，一场大风暴席卷而来，遍及全国各地。
悬在太空的陨石和蕴藏在地下的岩浆同时爆发。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它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底点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程。
也就在同一时间，躲在阴沟里玩弄阴谋的“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慌恐万状，疯狂地进行反扑，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于是，反“四人帮”的斗争和“四人帮”的反扑开始了大搏斗。双方都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一方积蓄力量准备掀起更大的斗争高潮，一方调兵遣将，东堵西截，妄图阻止人民运动的兴起。
“四人帮”在钓鱼台的指挥部灯火通明，他们研究对策，紧急部署。北京公安部门指示天安门派出所将送花圈的单位、人数汇总上报；派出“便衣”，跟踪人群，观察记录。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他们关闭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祭奠用的纸张。3月30日，王洪文给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报界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疯狂地叫嚷，“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内容的群众抗议运动是取缔不了的。南京中山东路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人们在制作悼念周恩来、杨开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民族的圣地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祭坛，在人民的心中闪闪发光。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进入4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热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请看清明前后几天的大事记录：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传抄最广的小诗贴在纪念碑前：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山西的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专把它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并强调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都要坚决搞掉！”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江青于会议期间，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拉开架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放厥词，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的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了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翻案，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的批评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愤怒地斥责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同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从此“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了。
就在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诬蔑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章不点名（但实际上已经点了名）地攻击邓小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来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词，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报刊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邓小平。成为一种“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这篇文章以极大的疯狂，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说什么：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相。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作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理论观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根据。文章说：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的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
与这篇毒汁四溅、暗藏杀机的黑文相呼应，“四人帮”还相继抛出了一大批长篇理论文章。
3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2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同期的《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本报记者名义写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文章。
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同期的《红旗》杂志还发表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在这些文章中，“四人帮”除了肆意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诬蔑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以外，还提出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根据江青关于“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的旨意，公然论证道：“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四人帮”一伙还公开明目张胆地叫嚷：“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等，妄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肆意攻击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做出了巨大成绩的邓小平，在报刊上影射诽谤周恩来，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四五”霹雳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整倒邓小平，整倒党的一批老干部，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在1976年2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3月10日，毛泽东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12省谈话。”
为了大造舆论，江青一伙授意并亲自审定发表了一大批文章。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学校和教育说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关于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的荒谬主张。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意见提出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文艺界的“黑风”的风源，为17年修正主义黑线和旧文化部“扬幡招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今后25年内的一个根本任务批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攻击一大批老干部，江青一伙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私自召见上海亲信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2月底3月初，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经姚文元审定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也在3月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文章从分析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按指邓小平）所走过的道路吗？”把民主派（即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说成是普遍规律，是“20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理论是极端荒谬的。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党的斗争历史，丑化了党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形象。
江青等人还向文艺界布置赶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2月1日，江青对于会泳等人说，现在演的戏，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这怎么行？要他们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紧密配合“当前的斗争”。2月6日，张春桥又向于会泳下达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他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写这种题材，概括的广度大些，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征。2月16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该书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种会议加以落实。3月2日，反党影片《反击》由迟群筹建班子开始炮制（6月4日正式开拍，9月完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且布置了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8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12部。6月，反党影片《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开始拍摄。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传单：
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
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全国各地愤怒的人群起来了，投入战斗了！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挑战。
祖国大地在燃烧。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立刻变成巨大火球，燃烧爆炸。
这种引爆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四句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至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经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3月25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好像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
在江苏省哺育过一代伟人周恩来成长的大地上，在故都南京，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势。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在各个主要街道，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师生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员工的帮助下，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广大旅客的护卫下，将列车厢上的标语，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花圈、小字报……从天而降，一场大风暴席卷而来，遍及全国各地。
悬在太空的陨石和蕴藏在地下的岩浆同时爆发。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它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底点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程。
也就在同一时间，躲在阴沟里玩弄阴谋的“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慌恐万状，疯狂地进行反扑，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于是，反“四人帮”的斗争和“四人帮”的反扑开始了大搏斗。双方都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一方积蓄力量准备掀起更大的斗争高潮，一方调兵遣将，东堵西截，妄图阻止人民运动的兴起。
“四人帮”在钓鱼台的指挥部灯火通明，他们研究对策，紧急部署。北京公安部门指示天安门派出所将送花圈的单位、人数汇总上报；派出“便衣”，跟踪人群，观察记录。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他们关闭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祭奠用的纸张。3月30日，王洪文给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报界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疯狂地叫嚷，“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内容的群众抗议运动是取缔不了的。南京中山东路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人们在制作悼念周恩来、杨开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民族的圣地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祭坛，在人民的心中闪闪发光。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进入4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热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请看清明前后几天的大事记录：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传抄最广的小诗贴在纪念碑前：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山西的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专把它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并强调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都要坚决搞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