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9)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议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方式，不搞游园活动。讨论结果，会议认为，“五一”节活动可以改革，但今年改变不利，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并建议邓小平不出席。会后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发出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并要彻底追查“谣言”。
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这一天晚间的政治局会议。这一天，叶剑英像往常一样十分关注天安门的动态。办公室人员悄悄去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看小字报，听演讲，抄录诗词，叶帅看到传抄回来的“扬眉剑出鞘”这首诗，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用四辆大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游行队伍高擎着诗牌，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还胡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警告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成立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采取措施，制止悼念活动，并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
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的警告和阻拦，置若罔闻，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碑、挽联、传单有增无减。诗词内容也不断升格。“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野心家”“阴谋家”等等以及许多谐音词，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和专用语。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卖力地贯彻中央电话通知，开始驱赶镇压革命群众。南京人民群众不理这一套，继续抬着花圈游行。虹桥、兰桥等地出现了反对张春桥、捣毁《文汇报》的标语传单，南京大学出现了“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迎着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天津、湖北、安徽、陕西、沈阳、哈尔滨等地的人群，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清的悼词、诗文、传单，有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在诗山词海中，出现了驳斥“四人帮”谬论的篇章：“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许多人当众朗诵长篇悼词，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
“四人帮”加紧了反扑。这一天凌晨，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回去后，他给在公安局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要他们赶快到天安门去拍照“反动诗词”，以备将来好“破案”。姚文元把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果然“四人帮”就要杀人了，他们部署“便衣”人员紧急出动，拍照、跟踪、绑架、逮捕。到夜里，被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一天首都天色灰蒙蒙，气候乍暖还寒。一排排树木，瑟瑟地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一座座高楼，孤寂地耸入寒风翻卷的高空。“路上行人欲断魂”。宽阔的长安街道上，人们低着头，默默地前进，一切都是那样沉寂。不在沉寂中逝去，就要在沉寂中爆发！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首都各界群众，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涌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到达这个庄严圣地的人数总计达200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许多老将军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过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
关于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童怀周所著《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作过生动的描述：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巍然耸立在万花丛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许多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耀眼的大字下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条用大朵白花装饰着的黑布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民族英魂”四个大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皑皑白雪；系在铁链上的白花像一条白色的素带，环绕着纪念碑。
在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写的诗文。纪念碑上花圈挨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面都挂着巨大的横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的国旗杆下。国旗旗杆的基石上，放着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着金丝绒台布的金属制的小桌子上。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在广场中央，放着一个东风电视机厂敬献的盛着巨大万年青的花篮，上面系着的挽联上写着：“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
广场的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
广场上空，迎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几个青年带来的。气球上面悬挂的白色飘带上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真实写照。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涌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人。北京不愧是文化古都，中国不愧为是诗人之国。“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笼，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被争相传抄，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童怀周先后编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文选》等书收录了几乎所有的诗文。这是丙辰清明的忠实纪录。作者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述：
“愤怒出诗人”。愤怒的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流氓、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一首诗词是一把火炬，使人们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天安门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有些马前卒被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惊呆了，预感到末日就要来临了。江青一伙及其死硬派并不服输。他们极力给下面压惊打气，妄图挽回败局。这伙黑帮借助手中的权力，施展淫威，进行疯狂的反扑和镇压。在这场“扼杀战”中，“金棍子”姚文元特别卖力。他和张春桥通过《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等渠道，制造“理论根据”，出谋划策，为天安门事件定性，提出“制服”群众的紧急措施。姚文元笔杆一摇，多次批道：“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四人帮”不但继续指使在公安部的党羽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揭撕诗词，跟踪群众，还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联合指挥部”总指挥下达指示：“要注意是否有开大会或冲击什么地方的苗头”，“要研究战术”，把“力量穿插进去，分割开，然后抓他，声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奉“四人帮”之命，紧急部署公安部门，准备好车辆、拘留所、收容所。北京公安部门还召开会议布置，要有目标地打击反革命坏分子，查出下落，搞好材料，报请处理，准备捉人。于是，民兵的棒子马上派上用场，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扔进事先备好的囚车。
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4月4日清明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情况。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根据“四人帮”提供的材料，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4月3日那天有20万人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日有7-8万人420个单位送450个花圈。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的（点了一些单位的名）。有的煽动、演讲，反动的实质很清楚。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已经采取措施：当场取证、拍照。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10个人。已经投入了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对外部进入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火车站刷掉。他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当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他马上告诉江青。江青借故大吵大闹，压别人表态，说什么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转走，要抓那些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在江青等人的压力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组织好首都工人民兵，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会议主持人最后说：“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3月6日、24日的文章来骗人，说是攻《文汇报》，实际上是攻中央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将中央政治局4月1日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同意”，接着又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首先列举了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然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结果被打伤。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导致战斗。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党内民主生活的极端不正常，颠倒了正常现象，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
4月5日凌晨1时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余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点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广播讲话，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增越多。
晚9时30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部熄灭，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如同白昼。“四人帮”早已组织好，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经过一番苦斗，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五”的运动。
“四五”运动，以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而载入史册。“四人帮”想抹煞这一段历史，在当天的深夜里统一调动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一伙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历史是掩盖不了的。
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出：“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决定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
凌晨3时许，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的基调与会议纪录相同，只是做了更多的渲染，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如说：“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在这句后面，特意加上“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在“内容既恶毒又隐晦”的后面，更明白地挑明“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其用意很显然在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
再如诬蔑群众是“法西斯”，加了一大段这样的文字：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毛泽东看了看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批语。
第二天早晨8时05分，毛远新继续向毛泽东汇报。
当他再次提到“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时，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
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
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早已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免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待，“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这样，就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使他再次与中南海绝缘。这也许是不久前叶剑英和邓小平谈话时，所估计的第二种可能“一批二保”。
对于这件事，一位外国传记作家曾作过这样评述：
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这一天晚间的政治局会议。这一天，叶剑英像往常一样十分关注天安门的动态。办公室人员悄悄去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看小字报，听演讲，抄录诗词，叶帅看到传抄回来的“扬眉剑出鞘”这首诗，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用四辆大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游行队伍高擎着诗牌，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还胡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警告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成立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采取措施，制止悼念活动，并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
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的警告和阻拦，置若罔闻，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碑、挽联、传单有增无减。诗词内容也不断升格。“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野心家”“阴谋家”等等以及许多谐音词，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和专用语。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卖力地贯彻中央电话通知，开始驱赶镇压革命群众。南京人民群众不理这一套，继续抬着花圈游行。虹桥、兰桥等地出现了反对张春桥、捣毁《文汇报》的标语传单，南京大学出现了“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迎着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天津、湖北、安徽、陕西、沈阳、哈尔滨等地的人群，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清的悼词、诗文、传单，有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在诗山词海中，出现了驳斥“四人帮”谬论的篇章：“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许多人当众朗诵长篇悼词，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
“四人帮”加紧了反扑。这一天凌晨，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回去后，他给在公安局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要他们赶快到天安门去拍照“反动诗词”，以备将来好“破案”。姚文元把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果然“四人帮”就要杀人了，他们部署“便衣”人员紧急出动，拍照、跟踪、绑架、逮捕。到夜里，被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一天首都天色灰蒙蒙，气候乍暖还寒。一排排树木，瑟瑟地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一座座高楼，孤寂地耸入寒风翻卷的高空。“路上行人欲断魂”。宽阔的长安街道上，人们低着头，默默地前进，一切都是那样沉寂。不在沉寂中逝去，就要在沉寂中爆发！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首都各界群众，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涌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到达这个庄严圣地的人数总计达200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许多老将军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过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
关于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童怀周所著《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作过生动的描述：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巍然耸立在万花丛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许多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耀眼的大字下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条用大朵白花装饰着的黑布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民族英魂”四个大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皑皑白雪；系在铁链上的白花像一条白色的素带，环绕着纪念碑。
在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写的诗文。纪念碑上花圈挨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面都挂着巨大的横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的国旗杆下。国旗旗杆的基石上，放着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着金丝绒台布的金属制的小桌子上。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在广场中央，放着一个东风电视机厂敬献的盛着巨大万年青的花篮，上面系着的挽联上写着：“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
广场的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
广场上空，迎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几个青年带来的。气球上面悬挂的白色飘带上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真实写照。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涌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人。北京不愧是文化古都，中国不愧为是诗人之国。“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笼，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被争相传抄，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童怀周先后编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文选》等书收录了几乎所有的诗文。这是丙辰清明的忠实纪录。作者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述：
“愤怒出诗人”。愤怒的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流氓、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一首诗词是一把火炬，使人们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天安门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有些马前卒被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惊呆了，预感到末日就要来临了。江青一伙及其死硬派并不服输。他们极力给下面压惊打气，妄图挽回败局。这伙黑帮借助手中的权力，施展淫威，进行疯狂的反扑和镇压。在这场“扼杀战”中，“金棍子”姚文元特别卖力。他和张春桥通过《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等渠道，制造“理论根据”，出谋划策，为天安门事件定性，提出“制服”群众的紧急措施。姚文元笔杆一摇，多次批道：“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四人帮”不但继续指使在公安部的党羽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揭撕诗词，跟踪群众，还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联合指挥部”总指挥下达指示：“要注意是否有开大会或冲击什么地方的苗头”，“要研究战术”，把“力量穿插进去，分割开，然后抓他，声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奉“四人帮”之命，紧急部署公安部门，准备好车辆、拘留所、收容所。北京公安部门还召开会议布置，要有目标地打击反革命坏分子，查出下落，搞好材料，报请处理，准备捉人。于是，民兵的棒子马上派上用场，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扔进事先备好的囚车。
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4月4日清明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情况。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根据“四人帮”提供的材料，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4月3日那天有20万人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日有7-8万人420个单位送450个花圈。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的（点了一些单位的名）。有的煽动、演讲，反动的实质很清楚。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已经采取措施：当场取证、拍照。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10个人。已经投入了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对外部进入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火车站刷掉。他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当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他马上告诉江青。江青借故大吵大闹，压别人表态，说什么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转走，要抓那些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在江青等人的压力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组织好首都工人民兵，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会议主持人最后说：“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3月6日、24日的文章来骗人，说是攻《文汇报》，实际上是攻中央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将中央政治局4月1日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同意”，接着又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首先列举了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然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结果被打伤。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导致战斗。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党内民主生活的极端不正常，颠倒了正常现象，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
4月5日凌晨1时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余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点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广播讲话，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增越多。
晚9时30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部熄灭，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如同白昼。“四人帮”早已组织好，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经过一番苦斗，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五”的运动。
“四五”运动，以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而载入史册。“四人帮”想抹煞这一段历史，在当天的深夜里统一调动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一伙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历史是掩盖不了的。
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出：“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决定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
凌晨3时许，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的基调与会议纪录相同，只是做了更多的渲染，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如说：“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在这句后面，特意加上“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在“内容既恶毒又隐晦”的后面，更明白地挑明“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其用意很显然在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
再如诬蔑群众是“法西斯”，加了一大段这样的文字：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毛泽东看了看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批语。
第二天早晨8时05分，毛远新继续向毛泽东汇报。
当他再次提到“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时，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
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
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早已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免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待，“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这样，就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使他再次与中南海绝缘。这也许是不久前叶剑英和邓小平谈话时，所估计的第二种可能“一批二保”。
对于这件事，一位外国传记作家曾作过这样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