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21)
连续乘坐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对于他这位83岁的老人来说，已经相当疲劳了。可是，他还不能马上去驻地休息，因为，驻地还没有收拾打扫。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在候机室里等着。
对于朱德到底住在哪好，广州的那一伙子林彪的追随者们是作过慎重研究的。据说原来是准备让他住在广州市内的珠岛宾馆的，可是后来还是决定：不能让他进广州，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名义上说是来从化“疗养”的，但是天晓得这是什么样的“疗养生活”啊！
――前后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他。
――想去附近的工厂、农村搞点调查研究，人家说：“不行！”
――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想找个服务员来帮助念念报纸，有人就批评服务员：“别给他念，他自己不会看？”
这样的“疗养生活”，与其说是“疗养”，不如说是软禁。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朱德在从化“疗养”期间，林彪的一个热心追随者却在几十里外的广州一个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朱德是“老军阀”，“一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朱老总，你是红司令啊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他欺骗蒙蔽的人醒悟了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这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2年10月，忽然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视察来了。朱德一下车，就和前来欢迎他的干部和工人们亲切握手。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在厂部办公室里，厂的负责同志向朱老总汇报了全厂这几年的生产情况。每谈一个问题，朱德都要详细地询问，一直问到彻底清楚为止。在谈到厂里的人员组成情况时，他老人家特别问道：“现在厂里还有多少老工人？”
“还有300多人。”
“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多少？”
“大约百分之三十左右。”
朱德点点头说：“嗯，还不算太少。老工人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你们一定要注意发挥老工人的作用。”
接下来，朱德又问到厂里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情绪如何？工作上和生活上还有些什么困难？最后他对厂的负责干部们说：“搞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不行。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工农业生产率，要想开发石油、征服宇宙空间，要想确保祖国的……光靠镰刀、铁锤、大刀、长矛行吗？不行的！得靠科学技术。因此，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哩！你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绝不允许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听完汇报，朱德一定要到生活现场去看看。厂的负责同志考虑到他老人家已经86岁高龄，想搀扶他沿着平坦的马路视察一两个主要车间就可以了。可是，朱德坚决不肯沿马路走，也不让人搀扶，自己按照厂里的生产程序，由堆放矿石的料场，一直看到炉火熊熊的炼钢车间。在车间的电炉旁，他了解到我国生产的铝合金的品种还不够多，便说：“一定要想办法增加品种。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上应该有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的雄心壮志。”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是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毛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日久的朱德走来了。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听了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啊！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
朱德沉思了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让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送别周恩来
1976年1月，我们党和国家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全国各民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以及孩子们围坐在他的周围，想用各种各样宽慰的话使他老人家平静下来。可是，这一些都是徒劳的。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在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了。
人们频频地点着头，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话。默默之中，让思绪回到那久远的年代里去……
在54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把这两颗伟大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柏林会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同挑起了多么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多少磨难和风雨。艰难险阻中他们患难与共，惊涛骇浪里他们同舟共济。他们像手足一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更何况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国际形势由于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恩来啊，中国怎么能没有你？世界怎么能没有你？然而，病魔却不管这一切，硬是从我们身边把你夺了去。这怎么能不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和你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悲痛欲绝呢？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掉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去。
从医院回来，他恍恍惚惚，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但又知道这都是真的。
为恩来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问：“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了。可是由于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他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无尽的哀乐，呜咽的汽笛。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跟着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朱德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带着深深遗憾，含和堂主人永远地睡了
1976年春节，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同志说：“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他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罪恶行径，气愤地说：“有些人只要官做，当叛徒、特务。”揭露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揭发“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便马上转给毛主席：“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态度鲜明地给予了支持。
还是和过去一样，他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忙”字。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接见外宾……工作一项接一项，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孩子们看他老人家太累了，就劝他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朱老总不爱听这个话，便反过来说他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注意注意共产主义运动。”他的一个侄子从外地来看他，关切地说：“您都那么大岁数，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一会儿。”
朱德回答说：“休息？把党和人民委托给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松懈。你要我休息，我还要挂帅出征呢！”
“文化大革命”以来，朱德看到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非常着急和气愤，更加强了学习和传播革命理论的紧迫感。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了成仿吾寄来的一本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很高兴，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起来阅读。读完后，他连连称赞这个新译本通俗易懂，非常好。21日早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朱老总要来看他。成仿吾惶惑地回答：
“不！不！这可使不得！总司令都90高龄了，怎么还能让他老人家来看我，我应该去看望他老人家嘛！”
“不，总司令说过了，他一定要去你那里！”
上午9时，朱德果然准时来到成仿吾的住处。
话题很快就转到《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上来。朱德满意地说：
“你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哩！你搞的新译本很通俗，很好，没有倒装句子，读起来很流畅，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把这本书翻译好，是一件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本经典著作里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还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共产党宣言》是怎么讲的。这就得有个好译本哟！”
接着，朱德又问他现在有多少助手？翻译这个新本子共花了多长时间？告诉他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还说，今后要把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然而，遗憾的是，朱德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还要去接见一批外宾。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工作日程里，次日上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他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恶化，他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了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乏了，也该睡一会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面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悒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眼睛。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不安。几十年来他们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了。过去，他也常常失眠，半夜半夜睡不着觉，那多半是在考虑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大事。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成堆，满目疮痍，他怎么能静下心来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的声音轻极了。
护士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微笑着朝康大姐点了点头。
趁朱德酣睡的这段时间，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他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她越来越觉得意味深长，至关重要：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我们的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赶到医院来看望他时，朱德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远永远地睡了。几十年来，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风里雨里，没日没夜地冲啊，杀啊，忙啊，累啊，从来也不肯安安静静休息一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朱老总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
康克清松开了他的手，把一块宽大的白色罩单，轻轻地盖在他那刚毅的脸上。而后站起来，看了看他的周身。猛然间，她想起了不久前他亲手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一连串晶莹闪亮的泪珠又噗噗簌簌地滴落在她胸前的衣襟上。
忆亲人忧国事，康克清飞车驰西山
“四人帮”庆幸朱德去世，他们在走向篡党夺权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块“绊脚石”。于是，趁热打铁，紧锣密鼓，表演大乱中华的丑剧，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公布朱德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同时，在第一版发表《发扬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介绍解放军驻井冈山地区某团指战员“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一是学习当年红军战士同反动派斗争的坚定性，树立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地主武装“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历史教训，提高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觉性……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除了利用舆论阵地，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批邓恶浪之外，他们还利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之机，唆使上海、辽宁等地的“亲信”和“骨干”炮制了20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黑材料，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追查所谓“风源”，向中央领导发动攻击。
叶剑英没有出席这次计划工作会议，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这位老革命家，凭自己的政治嗅觉，已经预感到“四人帮”在发动新的攻势，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帮”经过密议，拟定了一个以王洪文名义提出的全面篡夺党政军权的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就要抛出来。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为了配合这个“计划”的实施，王洪文在这期间还口授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让秘书班子代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老一辈革命家提高了警觉，加紧了串连活动。朱德逝世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号的住宅，乘车向西疾驶而去。
人们熟知的这位著名的红军“女司令”，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以后，拼杀在井冈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义勇队，在一次次的枪林弹雨中，唤醒了无数个同胞姐妹，使她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挣脱出来，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女战士和共和国的栋梁。在长期的作战与革命斗争中，她与朱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迫害的那些苦难岁月，她支持朱德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其分担忧愁，给以朱德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成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后盾。
这位伟大、坚强的中国女性，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送走了亲人后，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愿和最后嘱托迅速转告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7月，天气闷燥。她冒着酷暑，坐在车上，满面愁容，一颗带伤的心早已飞上了西山。
叶剑英走出门外，亲自迎接客人，他带着康克清走进客厅里边的小办公室里。
两个人坐定以后，叶剑英顺手打开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剑英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这才会意，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诉叶剑英：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克清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朱德还是说：“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剑英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德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康克清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朱德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剑英，离开15号楼，转向1号楼，去看望聂荣臻，又向他表达了朱德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充满斗争胜利的信心。
两位老战友正在深谈的时候，叶剑英也急匆匆地过来了。康克清看出两位老帅有机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间同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话“家常”去了。
灾难降临唐山
历史将永远深深地铭记着这一时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53点8秒。夜幕笼罩下的唐山市，万籁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蓝色闪光刺破夜空，紧接着，天穹旋转，大地抖动。随之，街道、铁路、楼房，在强烈的摇撼之中错位、变形、倒塌……
23秒钟内，一座年产值约占全国百分之一、拥有百万人口的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幸存者惊慌的脚步声，沉重的喘吁声，和遍布残垣断壁中的具具尸体！
不久，新华通讯社报道，这次地震震级为MS7.8级，死亡24万（其中市区人口14万），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亿。外电宣称：“中国唐山将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七二八”大地震！这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当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紧接着派出了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帮助灾区奋起抗灾，重建家园。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在候机室里等着。
对于朱德到底住在哪好，广州的那一伙子林彪的追随者们是作过慎重研究的。据说原来是准备让他住在广州市内的珠岛宾馆的，可是后来还是决定：不能让他进广州，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名义上说是来从化“疗养”的，但是天晓得这是什么样的“疗养生活”啊！
――前后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他。
――想去附近的工厂、农村搞点调查研究，人家说：“不行！”
――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想找个服务员来帮助念念报纸，有人就批评服务员：“别给他念，他自己不会看？”
这样的“疗养生活”，与其说是“疗养”，不如说是软禁。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朱德在从化“疗养”期间，林彪的一个热心追随者却在几十里外的广州一个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朱德是“老军阀”，“一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朱老总，你是红司令啊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他欺骗蒙蔽的人醒悟了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这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2年10月，忽然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视察来了。朱德一下车，就和前来欢迎他的干部和工人们亲切握手。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在厂部办公室里，厂的负责同志向朱老总汇报了全厂这几年的生产情况。每谈一个问题，朱德都要详细地询问，一直问到彻底清楚为止。在谈到厂里的人员组成情况时，他老人家特别问道：“现在厂里还有多少老工人？”
“还有300多人。”
“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多少？”
“大约百分之三十左右。”
朱德点点头说：“嗯，还不算太少。老工人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你们一定要注意发挥老工人的作用。”
接下来，朱德又问到厂里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情绪如何？工作上和生活上还有些什么困难？最后他对厂的负责干部们说：“搞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不行。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工农业生产率，要想开发石油、征服宇宙空间，要想确保祖国的……光靠镰刀、铁锤、大刀、长矛行吗？不行的！得靠科学技术。因此，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哩！你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绝不允许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听完汇报，朱德一定要到生活现场去看看。厂的负责同志考虑到他老人家已经86岁高龄，想搀扶他沿着平坦的马路视察一两个主要车间就可以了。可是，朱德坚决不肯沿马路走，也不让人搀扶，自己按照厂里的生产程序，由堆放矿石的料场，一直看到炉火熊熊的炼钢车间。在车间的电炉旁，他了解到我国生产的铝合金的品种还不够多，便说：“一定要想办法增加品种。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上应该有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的雄心壮志。”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是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毛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日久的朱德走来了。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听了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啊！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
朱德沉思了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让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送别周恩来
1976年1月，我们党和国家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全国各民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以及孩子们围坐在他的周围，想用各种各样宽慰的话使他老人家平静下来。可是，这一些都是徒劳的。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在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了。
人们频频地点着头，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话。默默之中，让思绪回到那久远的年代里去……
在54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把这两颗伟大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柏林会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同挑起了多么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多少磨难和风雨。艰难险阻中他们患难与共，惊涛骇浪里他们同舟共济。他们像手足一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更何况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国际形势由于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恩来啊，中国怎么能没有你？世界怎么能没有你？然而，病魔却不管这一切，硬是从我们身边把你夺了去。这怎么能不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和你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悲痛欲绝呢？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掉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去。
从医院回来，他恍恍惚惚，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但又知道这都是真的。
为恩来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问：“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了。可是由于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他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无尽的哀乐，呜咽的汽笛。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跟着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朱德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带着深深遗憾，含和堂主人永远地睡了
1976年春节，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同志说：“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他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罪恶行径，气愤地说：“有些人只要官做，当叛徒、特务。”揭露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揭发“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便马上转给毛主席：“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态度鲜明地给予了支持。
还是和过去一样，他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忙”字。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接见外宾……工作一项接一项，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孩子们看他老人家太累了，就劝他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朱老总不爱听这个话，便反过来说他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注意注意共产主义运动。”他的一个侄子从外地来看他，关切地说：“您都那么大岁数，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一会儿。”
朱德回答说：“休息？把党和人民委托给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松懈。你要我休息，我还要挂帅出征呢！”
“文化大革命”以来，朱德看到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非常着急和气愤，更加强了学习和传播革命理论的紧迫感。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了成仿吾寄来的一本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很高兴，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起来阅读。读完后，他连连称赞这个新译本通俗易懂，非常好。21日早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朱老总要来看他。成仿吾惶惑地回答：
“不！不！这可使不得！总司令都90高龄了，怎么还能让他老人家来看我，我应该去看望他老人家嘛！”
“不，总司令说过了，他一定要去你那里！”
上午9时，朱德果然准时来到成仿吾的住处。
话题很快就转到《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上来。朱德满意地说：
“你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哩！你搞的新译本很通俗，很好，没有倒装句子，读起来很流畅，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把这本书翻译好，是一件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本经典著作里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还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共产党宣言》是怎么讲的。这就得有个好译本哟！”
接着，朱德又问他现在有多少助手？翻译这个新本子共花了多长时间？告诉他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还说，今后要把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然而，遗憾的是，朱德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还要去接见一批外宾。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工作日程里，次日上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他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恶化，他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了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乏了，也该睡一会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面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悒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眼睛。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不安。几十年来他们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了。过去，他也常常失眠，半夜半夜睡不着觉，那多半是在考虑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大事。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成堆，满目疮痍，他怎么能静下心来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的声音轻极了。
护士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微笑着朝康大姐点了点头。
趁朱德酣睡的这段时间，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他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她越来越觉得意味深长，至关重要：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我们的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赶到医院来看望他时，朱德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远永远地睡了。几十年来，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风里雨里，没日没夜地冲啊，杀啊，忙啊，累啊，从来也不肯安安静静休息一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朱老总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
康克清松开了他的手，把一块宽大的白色罩单，轻轻地盖在他那刚毅的脸上。而后站起来，看了看他的周身。猛然间，她想起了不久前他亲手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一连串晶莹闪亮的泪珠又噗噗簌簌地滴落在她胸前的衣襟上。
忆亲人忧国事，康克清飞车驰西山
“四人帮”庆幸朱德去世，他们在走向篡党夺权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块“绊脚石”。于是，趁热打铁，紧锣密鼓，表演大乱中华的丑剧，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公布朱德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同时，在第一版发表《发扬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介绍解放军驻井冈山地区某团指战员“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一是学习当年红军战士同反动派斗争的坚定性，树立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地主武装“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历史教训，提高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觉性……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除了利用舆论阵地，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批邓恶浪之外，他们还利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之机，唆使上海、辽宁等地的“亲信”和“骨干”炮制了20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黑材料，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追查所谓“风源”，向中央领导发动攻击。
叶剑英没有出席这次计划工作会议，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这位老革命家，凭自己的政治嗅觉，已经预感到“四人帮”在发动新的攻势，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帮”经过密议，拟定了一个以王洪文名义提出的全面篡夺党政军权的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就要抛出来。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为了配合这个“计划”的实施，王洪文在这期间还口授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让秘书班子代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老一辈革命家提高了警觉，加紧了串连活动。朱德逝世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号的住宅，乘车向西疾驶而去。
人们熟知的这位著名的红军“女司令”，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以后，拼杀在井冈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义勇队，在一次次的枪林弹雨中，唤醒了无数个同胞姐妹，使她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挣脱出来，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女战士和共和国的栋梁。在长期的作战与革命斗争中，她与朱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迫害的那些苦难岁月，她支持朱德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其分担忧愁，给以朱德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成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后盾。
这位伟大、坚强的中国女性，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送走了亲人后，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愿和最后嘱托迅速转告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7月，天气闷燥。她冒着酷暑，坐在车上，满面愁容，一颗带伤的心早已飞上了西山。
叶剑英走出门外，亲自迎接客人，他带着康克清走进客厅里边的小办公室里。
两个人坐定以后，叶剑英顺手打开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剑英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这才会意，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诉叶剑英：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克清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朱德还是说：“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剑英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德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康克清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朱德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剑英，离开15号楼，转向1号楼，去看望聂荣臻，又向他表达了朱德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充满斗争胜利的信心。
两位老战友正在深谈的时候，叶剑英也急匆匆地过来了。康克清看出两位老帅有机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间同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话“家常”去了。
灾难降临唐山
历史将永远深深地铭记着这一时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53点8秒。夜幕笼罩下的唐山市，万籁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蓝色闪光刺破夜空，紧接着，天穹旋转，大地抖动。随之，街道、铁路、楼房，在强烈的摇撼之中错位、变形、倒塌……
23秒钟内，一座年产值约占全国百分之一、拥有百万人口的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幸存者惊慌的脚步声，沉重的喘吁声，和遍布残垣断壁中的具具尸体！
不久，新华通讯社报道，这次地震震级为MS7.8级，死亡24万（其中市区人口14万），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亿。外电宣称：“中国唐山将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七二八”大地震！这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当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紧接着派出了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帮助灾区奋起抗灾，重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