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和十二日上午,我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1976年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中办:米××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
在李瑞山接到这样电话的同一时间,在9月11日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的电话。米接电话后报廖,廖再报告王洪文。这在1976年12月中央印发的王、张、江、姚专案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有专门记载。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华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道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是非,并发出通知: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了,“四人帮”另一招还管用。他们把北大、清华和上海的华东师大、复旦当作“窗口”,大搞特务活动,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直接给她送材料。她俨然以“党中央主席”自居,凡是给中央的信件,都要送她过目,再作处理。正如汪东兴所说,当时有三个中央办公厅:一个是真正的,由汪主持的,另一个是米××的,再一个是清华大学。
“上书劝进”,是“四人帮”玩弄的又一个花招。他们首先利用毛泽东“夫人”的招牌,妄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高位。迟群、谢静宜等从9日12日起就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同时向各地打招呼,姚文元亲自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效忠信”。于是“效忠信”“劝进表”,雪片般飞来。上海的余党一个个表忠,肉麻地说:“以战士的身份”,要“统帅保重身体”,“指挥战斗”。有一个自称“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却完全违反毛泽东的本意,在“效忠信”中写道: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类似这样的数不清的信件,说出了江青一伙的“心里话”,使他们心头发痒,陷入陶醉之中。
其实,“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要大树特树江青,已不是从今日始。为了政治需要,他们早就大造舆论,甚至篡改党史、私自编造党史,吹捧江青,为毛泽东传位给夫人作准备。在他们编的所谓“党史”中写到江青有18处之多,并将这个伪造的“党史”编成教材,在大中小学的学生中进行灌输,流毒甚广。为了编写这部“党史”,掩盖江青的丑恶历史,曾经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仅在上海市公安局,因工作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就达1700人之多,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上海音乐学院部分师生,由于揭了江青、张春桥30年代的丑史,就被指责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全院700多人,受审查的有110多人,被逼死逼疯的25人。还有一起著名的“抄家案”:经过江青和叶群一手密谋,30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的郑君里、赵丹、孙维世、王莹、顾而已以至唐纳的挚友夏其言等人,多次被抄家,将搜出的“材料”送到北京,付之一炬。有的人因此而锒铛入狱,横遭杀身之祸。连30年代曾经照顾过江青生活的保姆“阿桂”(秦桂贞)也不能幸免。她被骗到北京,横加罪名,关押达七年之久……
而所有这一切罪恶,只不过为了给江青伪造一段历史,为她登上“女皇”宝座扫清道路。有这样一桩怪事:以“红都女皇”自居的江青曾在钓鱼台的十七号楼召集七名政治局委员,作过这样的“自我介绍”:“我生长在一个贫农家庭,以后到济南的学校旁听,参加革命工作。30年代到上海搞文艺工作,和鲁迅站在一边……”
多么奇怪的逻辑:既然30年代与鲁迅“站在一边”,为何在30年后,又要兴师问罪,将这段“光荣历史”的记录,“焚尸灭迹”呢?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马,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了达到目的,还送钱送物,特意请她到钓鱼台吃饭,甚至有时一天请几次。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同意给。叶帅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如林彪叛逃时企图带走的江青提级报告,就是一个。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四人帮”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用死人压活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以任意歪曲篡改“最高指示”,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根据;可以任意销毁他们的罪证,摇身一变,成为毛泽东的代身,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汪东兴照办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准备,自然忘不了抓武装力量,这是夺权的关键一着。早就奉命窜到上海的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的姿态,亲自检查落实,返回北京后,抓紧遥控指挥。南京军区司令员听说毛泽东病危,以摇羽毛扇的“军师”身份,特意到上海向马、徐、王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徐、王听了此人的话以后,很紧张,第二天王就到民兵指挥部,要他们提高警惕,有所准备,把几个大厂武装好。经过此人催促,马××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这个指挥部8月31日向市委、市革委会报告说:“根据市委领导指示精神,8月11日和13日,我们分别召开了武器发放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安排,重点是加强边防和反空降地区。共计下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3万支、六三式全自动步枪22642支、五六式轻机枪200挺、六三式六□炮300门。目前除了宝山、崇明因防震未领回之外,其余的均已下发完毕。各单位对此工作较重视,成立了1975年武器分发领导班子,对如何加强武器弹药管理制订了措施,使这次武器下发工作顺利进行。”就这样,7万多件武器突击发放到上海民兵手里。至于为什么这样急?马××泄露了天机。他在1976年12月15日交代的材料中说:“又批了‘立即发’,将7万条枪都发下去了。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主席病重后,我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我和徐××、王××同志也曾议论过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势,担心万一发生内战和闹乱子,手里有点力量。”这位被“四人帮”俘虏过去的“老革命”的自我招供,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北京也加快了步伐。就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迟×就奉“帮主”之命,在清华大学发出信号:“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在清华和其他地方,在“四人帮”能控制的“民兵”中也开始了动员和戒备。
有人将这一情况密报给叶剑英。
这位有着半个世纪军事生涯的战略家,以高度的警觉,密切注视着“四人帮”的一举一动,观察北京和上海“文”“武”两个方面的动向。
一场围绕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战向纵深展开了。
群妖登场,借势作乱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健康力量正在成长、凝聚和壮大。巨大的革命合力卷起的怒潮已经不可阻挡。
人们把希望的目光一齐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然而,历史已经作出裁决: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巨手,亿万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是否能担此重任呢?一些善良的人们期待着华国锋能成为“毛泽东第二”。而华自己也很快承受了别人加给他的“英明领袖”的桂冠。
但是,华国锋毕竟不是毛泽东。由于历史的原因,华国锋在“批邓”运动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后,虽然在抗震救灾以及其他方面作出许多贡献,对“四人帮”也抵制和斗争,但毕竟未能完全摆脱“四人帮”的制约,参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镇压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而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仍然继续在指导思想上执行“左”的一套,继续坚持“批邓”,未能有力地制止“四人帮”的篡权活动。
相反的,“四人帮”却得寸进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时,他们尚有所顾忌,还需要利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发号施令,那么,现在则迫不及待地要搬掉华国锋这块“绊脚石”,并取而代之,连同他的“内阁”一起轰倒。他们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群众,大肆攻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关于这一点,匈牙利写邓小平传记的作者巴拉奇?代内什写道:
8月11日,《人民日报》还把由华国锋总理亲自指挥的抗震救灾和深入批判邓小平的运动结合起来。后来,华国锋也遭到攻击。他曾是“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的同盟者,但现在却妨碍“四人帮”夺权。由姚文元控制的报刊刊登有关文章,从中国历史浩瀚的宝库中选了这样一段故事,说有个被指定的接班人辜负了统治者的信任,破坏了统治者的大业。他们曾对周恩来和邓小平使用过这种把人搞臭的伎俩,现在却明显地影射华国锋。当然这些历史巧合也反映了炮制者的弱点。他们之所以被迫使用这种手段,是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讲。当时华国锋的地位是稳固的。
当然,这个评论未必完全准确,而华国锋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稳固,就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那位“四人帮”的反潮流“英雄”就向“群众”大放厥词: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有差距。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请看,华国锋刚刚上台,这位“英雄”就攻击他“右”得不行。还特意将这份“讲话”记录抄送给毛远新。
毛远新自然将这个“宝物”转给亲爱的“母后”。
此刻“母后”和她的三个“男臣”躲在钓鱼台的密室,商量倒华的大计。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条修改毛泽东指示,颠倒黑白,混水摸鱼的“妙策”。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他汇报了全国总的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向政治局进行传达,“四人帮”都有亲笔记录,几乎全国都知道这三条“最高指示”,这也是华国锋作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四人帮”完全知道这块“通灵宝玉”的价值,因而阴谋加紧篡改,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伪称其为“临终嘱咐”。然后把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名加在华国锋头上,制造混乱,乘机夺权。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讨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而在此后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凭空塞进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这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周公辅成王”,叶帅稳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