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5)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华国锋主张出版“毛选”第五卷，他们偏偏“对着干”，竭力破坏。张春桥说：“现在出毛选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则说是华国锋“捞到了稻草”。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是否有必要出版毛选五卷，那是另一个问题，而问题在于“四人帮”是以反对出版为由，反对华国锋。在处理保定闹事问题上，他们也唱对台戏。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支持，下决心派部队去缴了枪，处理了闹事之徒，稳定了保定的局势，从而也保证了首都的安定。“四人帮”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会议上，公开发难，攻击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每次开会前，他们都事先密谋，定下调子，分头串连，待到开会时，他们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个拥护，强迫华国锋和其他委员表态。散会以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外会”。有一次，政治局开完会，姚文元先走了，另外三个人一直追到钓鱼台门口，追上了，又开会。密谋之后，在下次会议上再发起攻击，挑起争论。他们的“诡辩术”中有一个经常用的手法，叫“摆平”。凡是对他们不利时，就大叫“摆平”。摆来摆去，就是要摆在“四人帮”一边。叶剑英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坚持正确的主张，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
叶剑英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的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生前谈论周勃的故事，曾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说，“周勃厚重少文”，“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评价华国锋时，也说他“厚重少文”，又说他“办事不蠢”。毛泽东不仅选了华国锋，还交代要宣传华国锋，让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叶剑英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从保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稳定出发，从党的事业出发来宣传和拥护华国锋的领袖地位的。他多次说过，毛主席为什么提出安定团结为好呢？就因为首先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安定，才能把国家建设好。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经常挑拨我们党中央的关系，就是制造混乱，把思想搞乱，生产搞乱，工作搞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安定团结，首先就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毛泽东在世时，他照办；毛泽东去世了，他便拥护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希望他能主持政治局与“四人帮”斗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曾向人说：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是第一；第二华国锋同志年轻，人也还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第三，还有许多老同志在，可以帮助他。当然，要像“周公辅成王”，可不能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我们党里有许多周公嘛！他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要三个桩。”
叶剑英当时确实是想“周公辅成王”，诚心帮助华国锋的。对于华国锋，叶剑英过去知之甚少，交往不多。大概是1970年的时候，叶剑英这个所谓“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被流放到湖南长沙、湘潭、岳阳等地，大有“屈原放逐”的味道，含辛茹苦，颠沛流离。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华国锋，站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尽管他对叶剑英这样的老帅、尚未明令“罢官”的中央领导人，内心里是敬佩的，爱戴的，也想给以更多的关照，但毕竟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保持“距离”。就是在这种悲剧式的境遇中，叶剑英在公开场合，会过一两次华国锋，没有机会促膝交谈。
后来，华国锋调到北京，开始一段也没有机会更多地与叶帅接触。只是华国锋到了中央，到了毛泽东身边，叶剑英才开始与他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的机会，有意识地接近他，逐渐了解他的为人和才干。
还在周恩来逝世、华国锋当上国务院总理不久，叶剑英经过一番考察、试探，提出要去看望新总理。华国锋知道了，表示要先去看他。叶剑英说：“你住的远，你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晚就驱车来到了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帅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
叶剑英很尊重华国锋。他打量一下眼前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说：“我老了，身体又不好，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忙。”
华国锋谦虚地说：“你是八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听说身体欠安，不敢去打搅，今后请多指点。”
叶剑英最关心的是中央人事安排问题，不知华国锋在“组阁”方面有什么打算，会不会重用江青、张春桥这帮人，于是开门见山问道：“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不知中央和国务院人事问题有什么考虑没有？”
华国锋回答：“没有新的考虑，一概不动！”接着，他反问叶剑英军队的情况怎么样。这也是叶剑英想要谈的问题，便把军队的情况大致向华国锋作了汇报，请他放心。随后试探地问道：“你对民兵有什么看法？”
“这方面，我没有经验，请叶帅指点！”华国锋很谨慎，只是不停地请叶剑英喝茶。
叶剑英看得明白，现在还不便于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耐心地说：“我们还是要按照主席的一贯教导办，要坚持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要紧紧依靠解放军，不能搞什么‘第二武装’！”
华国锋点点头，表示赞同。
叶剑英看到他听进去了，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其他问题，同他交换了一些意见。从这次交谈中，华国锋给叶剑英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加深了叶帅的这种印象。大概是在7月初，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毛泽东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一份经过“四人帮”炮制的“通报”竟然说，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
叶剑英坚决反对这样写。他说：“这不是事实，在主席健康问题上应持郑重的态度。”
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激烈反对，一定要坚持原样发出。
汪东兴等人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华国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
会后，他在签署这份通报时，毅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
从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逐渐加深了对华国锋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经过一段亲自交往，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
当然，认识一个人是不容易的，需要一个过程，有时需要很长的过程。由于对华国锋缺乏长时间的全面的了解，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叶剑英在以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曾坦露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且作过自我批评。
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这说明，叶剑英确实是光明磊落的，同时也说明，他是人，一个伟人，又是一个凡人，并不是“神”。他头脑里也确有“封建思想”存在，因为他也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过来的人，一点也不足怪！人的大脑是个复杂的光怪陆离的综合体。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头脑里同时残存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几种不同的思想经常在脑海里摆开战场，互相撞击着，又互相补充着，有时相反而相成。用毛泽东的术语来说，这就叫“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叶剑英既然是个凡人，也不能脱离凡人的常规。在他的头脑里也确实保留着中国几千年的道德观念，如他自己说过的“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忠恕”之道一类，其中自然也不乏传统的美德。尤其是对于诸葛亮、岳飞等古人的言行，他是赞赏多于贬斥。有过这样一件事，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叶剑英当时是粤军二师参谋长。他率部打进海丰城陈炯明的帅府。陈炯明仓皇出走，留下来许多金银财宝。叶剑英什么也未相中，分文不取，偏偏看中了岳飞的诸葛亮《前出师表》。他甘冒军纪，携文以归，一直珍藏着。他常常向人称道诸葛亮。直到晚年谈起这位“羽扇纶巾”的军师，犹然津津有味。当然，叶剑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完全赞同诸葛亮式的“忠”和岳飞式的“孝”，但他自己确是一位为人忠厚、和善友爱的人，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叶帅生前多次谈过，他没有“山头”，没有“嫡系”，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跟着毛主席走，所以尽管常常受到排挤，也曾忽升忽降，被委以“收拾残局”，竟能不计前嫌，泰然处之。这也许是他能够成为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能够保持晚节的原因之一吧。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按照一些外国评论家分析，在以邓小平、叶剑英等务实派与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极左派之间，出现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专家认为：“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受到双方的信任”，“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他这样写道：“在北京，他（华国锋）成功地在对立派别的矛盾斗争中开辟了自己的航道，人们很难把他从哪一派中清楚地区别开来……1976年他开始在文职与军职干部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悄悄地进行着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毫不困难地得到那些受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左派冲击的干部的支持，也争取到汪东兴、吴德的支持……”
很显然这位“专家”的分析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华国锋究竟是不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历史会作出结论；第二，说他“得到双方的信任”，不是事实。“四人帮”并不信任他，而是想拉拢他，利用他为他们建立“帮天下”效力，及至发现他并不是理想的“同盟者”，便一脚踢开他，要取而代之；第三，华国锋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自己的“权威”。说得不全面，当时叶剑英等人执行毛泽东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指示，曾树立领袖权威。
华国锋的地位变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新形势下，这位新领袖的意向如何？叶剑英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惟一结论。
然而，华国锋究竟是怎样想的呢？能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挺身而出，战而胜之吗？这需要继续观察和试探，需要做工作，并耐心等待。在同“四人帮”进行夺权与反夺权这场激烈斗争中，一定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但又不能操之过急。
基于这样的考虑，叶剑英从毛泽东病重时候开始，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老帅。叶帅从各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参与繁复的治丧后事中，在与“四人帮”的紧张周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接触和交谈。一天晚间，他又特意乘车登门拜访。华国锋听说叶帅来了，赶忙迎进客厅。两个人的交谈自然从毛泽东治丧问题说起，由治丧而转入谈形势，从北京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民兵指挥部，“第二武装”……
从交谈中，叶剑英察觉到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在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似乎内心里还有顾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一层窗户纸虽然没有捅破，但是已经窥视到房间里的秘密，叶剑英心里有了底。
“众智积力”，“众志成城”。叶剑英想到处置“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决定的。需要在政治局内部统一认识，力争取得多数人的支持。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帅还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需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在酝酿准备阶段，接触面可以宽一点，搞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来个“民意测验”；第二步，酝酿成熟，找到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作出决策，只限极少数几个人，要绝对保密，守口如瓶。这里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将误大事。
现在最紧迫的是时间。“四人帮”在行动，“第二武装”在集结。时不我待，不能再拖延了，拖延等于任人宰割！
英雄所见尽同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每个人都作了最坏的准备。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坚如磐石，团结一心，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邓小平，这位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再次被打倒。现在，他退居在家里，但他的革命意志并没“退”，仍然时刻关注政局的发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妖风和“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叫嚣，时时飘进院内，传入他的耳朵里。对此，他倒不在乎，在党和国家遭此空前浩劫的危急关头，个人进退荣辱还算得了什么。然而，令他焦急的是，万一“四人帮”得势，中国又要千百万人头落地，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怎么得了？国外评论家艾伦？罗乌克斯在他的书中引用邓小平7月间讲的一段话：“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指党的健康力量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任其分裂党和国家，那么就会把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心血和精神建设起来的国家推入‘四人帮’设计的黑暗的深渊，历史将倒退100年。”
叶剑英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的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生前谈论周勃的故事，曾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说，“周勃厚重少文”，“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评价华国锋时，也说他“厚重少文”，又说他“办事不蠢”。毛泽东不仅选了华国锋，还交代要宣传华国锋，让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叶剑英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从保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稳定出发，从党的事业出发来宣传和拥护华国锋的领袖地位的。他多次说过，毛主席为什么提出安定团结为好呢？就因为首先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安定，才能把国家建设好。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经常挑拨我们党中央的关系，就是制造混乱，把思想搞乱，生产搞乱，工作搞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安定团结，首先就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毛泽东在世时，他照办；毛泽东去世了，他便拥护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希望他能主持政治局与“四人帮”斗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曾向人说：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是第一；第二华国锋同志年轻，人也还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第三，还有许多老同志在，可以帮助他。当然，要像“周公辅成王”，可不能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我们党里有许多周公嘛！他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要三个桩。”
叶剑英当时确实是想“周公辅成王”，诚心帮助华国锋的。对于华国锋，叶剑英过去知之甚少，交往不多。大概是1970年的时候，叶剑英这个所谓“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被流放到湖南长沙、湘潭、岳阳等地，大有“屈原放逐”的味道，含辛茹苦，颠沛流离。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华国锋，站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尽管他对叶剑英这样的老帅、尚未明令“罢官”的中央领导人，内心里是敬佩的，爱戴的，也想给以更多的关照，但毕竟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保持“距离”。就是在这种悲剧式的境遇中，叶剑英在公开场合，会过一两次华国锋，没有机会促膝交谈。
后来，华国锋调到北京，开始一段也没有机会更多地与叶帅接触。只是华国锋到了中央，到了毛泽东身边，叶剑英才开始与他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的机会，有意识地接近他，逐渐了解他的为人和才干。
还在周恩来逝世、华国锋当上国务院总理不久，叶剑英经过一番考察、试探，提出要去看望新总理。华国锋知道了，表示要先去看他。叶剑英说：“你住的远，你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晚就驱车来到了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帅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
叶剑英很尊重华国锋。他打量一下眼前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说：“我老了，身体又不好，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忙。”
华国锋谦虚地说：“你是八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听说身体欠安，不敢去打搅，今后请多指点。”
叶剑英最关心的是中央人事安排问题，不知华国锋在“组阁”方面有什么打算，会不会重用江青、张春桥这帮人，于是开门见山问道：“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不知中央和国务院人事问题有什么考虑没有？”
华国锋回答：“没有新的考虑，一概不动！”接着，他反问叶剑英军队的情况怎么样。这也是叶剑英想要谈的问题，便把军队的情况大致向华国锋作了汇报，请他放心。随后试探地问道：“你对民兵有什么看法？”
“这方面，我没有经验，请叶帅指点！”华国锋很谨慎，只是不停地请叶剑英喝茶。
叶剑英看得明白，现在还不便于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耐心地说：“我们还是要按照主席的一贯教导办，要坚持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要紧紧依靠解放军，不能搞什么‘第二武装’！”
华国锋点点头，表示赞同。
叶剑英看到他听进去了，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其他问题，同他交换了一些意见。从这次交谈中，华国锋给叶剑英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加深了叶帅的这种印象。大概是在7月初，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毛泽东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一份经过“四人帮”炮制的“通报”竟然说，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
叶剑英坚决反对这样写。他说：“这不是事实，在主席健康问题上应持郑重的态度。”
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激烈反对，一定要坚持原样发出。
汪东兴等人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华国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
会后，他在签署这份通报时，毅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
从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逐渐加深了对华国锋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经过一段亲自交往，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
当然，认识一个人是不容易的，需要一个过程，有时需要很长的过程。由于对华国锋缺乏长时间的全面的了解，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叶剑英在以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曾坦露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且作过自我批评。
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这说明，叶剑英确实是光明磊落的，同时也说明，他是人，一个伟人，又是一个凡人，并不是“神”。他头脑里也确有“封建思想”存在，因为他也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过来的人，一点也不足怪！人的大脑是个复杂的光怪陆离的综合体。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头脑里同时残存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几种不同的思想经常在脑海里摆开战场，互相撞击着，又互相补充着，有时相反而相成。用毛泽东的术语来说，这就叫“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叶剑英既然是个凡人，也不能脱离凡人的常规。在他的头脑里也确实保留着中国几千年的道德观念，如他自己说过的“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忠恕”之道一类，其中自然也不乏传统的美德。尤其是对于诸葛亮、岳飞等古人的言行，他是赞赏多于贬斥。有过这样一件事，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叶剑英当时是粤军二师参谋长。他率部打进海丰城陈炯明的帅府。陈炯明仓皇出走，留下来许多金银财宝。叶剑英什么也未相中，分文不取，偏偏看中了岳飞的诸葛亮《前出师表》。他甘冒军纪，携文以归，一直珍藏着。他常常向人称道诸葛亮。直到晚年谈起这位“羽扇纶巾”的军师，犹然津津有味。当然，叶剑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完全赞同诸葛亮式的“忠”和岳飞式的“孝”，但他自己确是一位为人忠厚、和善友爱的人，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叶帅生前多次谈过，他没有“山头”，没有“嫡系”，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跟着毛主席走，所以尽管常常受到排挤，也曾忽升忽降，被委以“收拾残局”，竟能不计前嫌，泰然处之。这也许是他能够成为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能够保持晚节的原因之一吧。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按照一些外国评论家分析，在以邓小平、叶剑英等务实派与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极左派之间，出现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专家认为：“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受到双方的信任”，“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他这样写道：“在北京，他（华国锋）成功地在对立派别的矛盾斗争中开辟了自己的航道，人们很难把他从哪一派中清楚地区别开来……1976年他开始在文职与军职干部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悄悄地进行着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毫不困难地得到那些受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左派冲击的干部的支持，也争取到汪东兴、吴德的支持……”
很显然这位“专家”的分析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华国锋究竟是不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历史会作出结论；第二，说他“得到双方的信任”，不是事实。“四人帮”并不信任他，而是想拉拢他，利用他为他们建立“帮天下”效力，及至发现他并不是理想的“同盟者”，便一脚踢开他，要取而代之；第三，华国锋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自己的“权威”。说得不全面，当时叶剑英等人执行毛泽东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指示，曾树立领袖权威。
华国锋的地位变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新形势下，这位新领袖的意向如何？叶剑英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惟一结论。
然而，华国锋究竟是怎样想的呢？能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挺身而出，战而胜之吗？这需要继续观察和试探，需要做工作，并耐心等待。在同“四人帮”进行夺权与反夺权这场激烈斗争中，一定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但又不能操之过急。
基于这样的考虑，叶剑英从毛泽东病重时候开始，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老帅。叶帅从各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参与繁复的治丧后事中，在与“四人帮”的紧张周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接触和交谈。一天晚间，他又特意乘车登门拜访。华国锋听说叶帅来了，赶忙迎进客厅。两个人的交谈自然从毛泽东治丧问题说起，由治丧而转入谈形势，从北京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民兵指挥部，“第二武装”……
从交谈中，叶剑英察觉到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在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似乎内心里还有顾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一层窗户纸虽然没有捅破，但是已经窥视到房间里的秘密，叶剑英心里有了底。
“众智积力”，“众志成城”。叶剑英想到处置“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决定的。需要在政治局内部统一认识，力争取得多数人的支持。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帅还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需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在酝酿准备阶段，接触面可以宽一点，搞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来个“民意测验”；第二步，酝酿成熟，找到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作出决策，只限极少数几个人，要绝对保密，守口如瓶。这里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将误大事。
现在最紧迫的是时间。“四人帮”在行动，“第二武装”在集结。时不我待，不能再拖延了，拖延等于任人宰割！
英雄所见尽同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每个人都作了最坏的准备。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坚如磐石，团结一心，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邓小平，这位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再次被打倒。现在，他退居在家里，但他的革命意志并没“退”，仍然时刻关注政局的发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妖风和“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叫嚣，时时飘进院内，传入他的耳朵里。对此，他倒不在乎，在党和国家遭此空前浩劫的危急关头，个人进退荣辱还算得了什么。然而，令他焦急的是，万一“四人帮”得势，中国又要千百万人头落地，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怎么得了？国外评论家艾伦？罗乌克斯在他的书中引用邓小平7月间讲的一段话：“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指党的健康力量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任其分裂党和国家，那么就会把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心血和精神建设起来的国家推入‘四人帮’设计的黑暗的深渊，历史将倒退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