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7)
将军只身一人来到山下，经过通报，刚走进十五号楼庭院，叶帅就亲自迎了出来，请入客厅，拉他坐在沙发上，首先感谢他在危难时刻救了小女儿，然后问他身体怎样，医院里有哪些老战友，外边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大家有些什么议论……傅崇碧就自己所知向老帅吐露真情。
叶帅听了，很高兴，夸奖老部下说：“好，崇碧，你没有变。你记得吗？我们是同党哟！”随后伸出两个手指，“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又成了‘杨、余、傅’的黑后台！”
傅崇碧颇有同感地说：“是我连累了首长！我差一点被他们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叶帅摆摆手说：“究竟谁有罪，鹿死谁手，还说不定，我们走着瞧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首长，大家都很关心你的健康和处境，形势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过刺刀、打天下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傅崇碧正想请示“办法”，叶帅从轮椅上俯下身来，小声地说：
“不要急，你都看到了，我很好，他们说我生病，那我就生病呗！除此之外，他们抓不住我什么把柄！”说到这里，顺手打开收音机，掰着手继续讲下去，“那几个人积怨甚多，坏事做尽，快到尽头了！但是需要斗争，还要看准时机，讲究方法。”最后叮嘱说，“记住，要提高战备观念！还是那句老话，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
傅崇碧起身作个军人立正姿态，严肃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随时听从命令，作好一切准备！”
叶帅高兴地笑了。
嫣红的夕阳隐入群山的背后，晚霞映红了山，映红了楼舍，映红了元帅和将军的脸膛……
傅崇碧谢绝叶帅共进晚餐的挽留，在301医院开晚饭前赶回了病房，顺利地“销”了假。从此，叶帅那三句“眼、耳、嘴”的箴言在老同志中间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这一时期，叶剑英不仅约进来，也不断走出去，主动向一些靠得住的同志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叶帅家里，会见过叶剑英。三总部的杨成武、韦国清、吴克华、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吴忠、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机会、各种途径同叶帅接触，有的利用湖边垂钓（如倪志福等），有的相约北海品茶（如黄华等），有的利用住院治疗（如张爱萍等），向老首长倾诉，一抒己见。
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属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所在单位的驻地毗邻西山，老帅那红枫翠柏的“二号楼”就在他们的管辖圈里，更重要的是两位将军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需要随时请教并保护老帅。
不用多费笔墨来介绍，人们大都知道粟裕和宋时轮是闻名中外的战将。1958年叶剑英创办全军的科研中心――军事科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特意选拔这两位名将来担任副手。林彪叛逃和自我爆炸以后，叶帅忙于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就把“军科”的领导重担压在他俩的肩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危难岁月，他们和叶帅同命运，一齐被“火烧”，被“打倒”，然后又先后被起用、复出。将军和元帅，患难与共，互相保护，结下了“生死缘”。此刻在“四人帮”闹腾最厉害的节骨眼上，将军们怎能不关心老帅，向老帅讨教呢？
“叶帅，上边有什么新精神吗？”
“你们听到什么反映？”
三位将帅见面总是这样开头。他们议论的话题已经根据事态的发展转移到“加强战备”上了。
“你们在首都附近还有什么老部下吗？”
“有！”将军齐声回答，掐着指头算起来。
“那好。要个别打招呼，提高战备观念！”
“一定照办！”
两位将军虽然不便多问，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和肩负的使命。
从“牛棚”里出来不久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又到301住院的刘志坚，多么想拜望日夜思念的叶老帅啊！
这位当年的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与叶剑英相识，尤其在长征路上，叶剑英截获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后，立即给在红30军执行任务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志坚发电报，要他迅速返回总部。从此，他们建立了战斗友谊。“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志坚当了七个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三副组长、四个多月的第二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曾多次参加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活动，并经常就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亲自向叶剑英元帅和其他老帅请示汇报。他协助几位老帅和总政党委，为保持军队稳定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军队该怎么办？刘志坚请示叶剑英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总政治部（66）32号文件下发部队。这个通知，明确指出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下进行。“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对于要点名批判的，包括报刊上公开批判和在内部批判，都应经党委批准。有的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凡属全军范围有影响的人物要经总政党委批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乱揪乱斗的行为。
1966年6月20日，刘志坚又同“全军文革”的同志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这个指示由叶帅批准下发。7月8日，叶帅又在刘志坚批报的《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军队院校“文化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1966年冬，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有些来京“造反派”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昼夜地轮番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揪到国防部大门外，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在这种形势下，叶帅在西山召开各大单位领导同志汇报会。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同志纷纷反映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11月6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组织“全军文革”前后起草过五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最紧张的阶段，叶帅让刘志坚搬进西山“保护区”，后来“四人帮”怪罪他离开中央文革，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由于刘志坚靠拢叶帅，敢于和林彪、江青一伙“对着干”，最终被他们以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细”等罪名所打倒，被关押审讯，残酷迫害。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夕，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监护审查”，并参加国庆活动。
刘志坚被“解放”后，第一个见周总理，第二个见叶帅。他出席国庆宴会，第一个走过来同他握手的是叶帅。为了安排他的工作，叶帅四次找他谈话。他到昆明工作后，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叶帅。1976年爆发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以后，他对解决“四人帮”问题非常关心，曾积极提出建议。他回忆说：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我住在医院里。后来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现在能领导办这件事情的就是叶帅，因为聂老总身体也不大好，徐帅也有病。真正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胆量的还是叶帅，因为小平已被打倒了，软禁起来了。叶帅又很长时期主持军委工作，对军队的干部情况也熟悉，还能指挥动，我们是寄希望于他，希望他能够勇敢地、大胆地把这个事领导起来，搞掉“四人帮”……我后来才知道，叶帅当时这个决心早就下定了。
鲁迅曾引过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76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在艰巨复杂的斗争漩涡里，叶剑英获得了多少真挚的“知己”，能够互通心曲，共商大事啊！
他在酝酿锄奸，有意识地倾听各方面的心声。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在进行一场多层次的“民意测验”。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现代工具，如电报、电话、传真通讯之类，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广州的许世友、李坚真，以及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等同志。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曾告诉作者，他有一次来京开会，特意去看望叶帅。
这位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建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在担任南京部队军长期间，积极组织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负责组织全军军事训练的叶剑英，从报导上得知这一典型经验，亲自到部队训练现场考察，并向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从此，叶帅了解和熟悉了李德生将军，并在林彪破坏“郭兴福教学法”和全军大练兵运动中，彼此加深了信任。李德生十分钦佩文韬武略、德高望重的叶老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调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时时登门拜访，聆听叶帅的教诲。叶帅也十分支持总政的工作。这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嫉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李德生，诬蔑他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不久，李德生被迫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春桥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他调往沈阳军区。在李德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况时，叶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处处给他以关心和保护。有人提出要把他揪回北京批斗，叶帅得知后，气愤地说：“德生同志是前线的司令员，你们要把他揪回来斗，这不是要搞乱军队吗？”在“四人帮”的数次阴谋迫害中，正是由于周总理和叶帅的制止，李德生才免遭于难。因此，他在内心里十分感激这位“救苦救难”的元帅，每次从外地来京，只要有机会，总要看看这位老革命家。
叶剑英看到这位从外地来的政治局委员，分外高兴。叶帅向他介绍了中央发生的一些情况，愤慨地向他谈起“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等问题。
李德生听了深有同感。他还记得过去叶帅不止一次地向他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叶帅还几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李德生回忆不久前叶帅特意安排他去看望邓小平的情景，愤愤地说：“小平同志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永远不会被撤职的！”
接着两个人又议论起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
叶剑英沉思片刻后，突然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向客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一下子愕住了，他似乎没有听懂问话的意思。为了听清他的话，就动手关上收音机。
怎能关收音机呢？这是绝对不可的。1976年以来，从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挨批，叶剑英迫于逆境，从小翔凤到西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窃听。
果然，叶帅又故意打开了收音机，而且加大音量，让“样板戏”的高腔喊叫起来，他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并重复了刚才说过的意思。还没有等李德生开腔，他自解自答地说：“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指的是“中央”。暗示当务之急要果断解决那几个人的问题。
李德生立即表示拥护。他谨慎地说：“现在抓组织，就抓到根上了，但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这里要特别交代一笔，在同“四人帮”作最后较量的那些日子里，来看望叶帅，反映情况互通心曲的，不只是那些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即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半是叶帅从前的警卫人员、医护人员以及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即所谓“小字辈”的“忘年交”。他（她）们多半是通过叶帅的子女媒介而来。
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的来访就属于这一类。
叶帅听了，很高兴，夸奖老部下说：“好，崇碧，你没有变。你记得吗？我们是同党哟！”随后伸出两个手指，“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又成了‘杨、余、傅’的黑后台！”
傅崇碧颇有同感地说：“是我连累了首长！我差一点被他们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叶帅摆摆手说：“究竟谁有罪，鹿死谁手，还说不定，我们走着瞧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首长，大家都很关心你的健康和处境，形势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过刺刀、打天下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傅崇碧正想请示“办法”，叶帅从轮椅上俯下身来，小声地说：
“不要急，你都看到了，我很好，他们说我生病，那我就生病呗！除此之外，他们抓不住我什么把柄！”说到这里，顺手打开收音机，掰着手继续讲下去，“那几个人积怨甚多，坏事做尽，快到尽头了！但是需要斗争，还要看准时机，讲究方法。”最后叮嘱说，“记住，要提高战备观念！还是那句老话，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
傅崇碧起身作个军人立正姿态，严肃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随时听从命令，作好一切准备！”
叶帅高兴地笑了。
嫣红的夕阳隐入群山的背后，晚霞映红了山，映红了楼舍，映红了元帅和将军的脸膛……
傅崇碧谢绝叶帅共进晚餐的挽留，在301医院开晚饭前赶回了病房，顺利地“销”了假。从此，叶帅那三句“眼、耳、嘴”的箴言在老同志中间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这一时期，叶剑英不仅约进来，也不断走出去，主动向一些靠得住的同志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叶帅家里，会见过叶剑英。三总部的杨成武、韦国清、吴克华、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吴忠、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机会、各种途径同叶帅接触，有的利用湖边垂钓（如倪志福等），有的相约北海品茶（如黄华等），有的利用住院治疗（如张爱萍等），向老首长倾诉，一抒己见。
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属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所在单位的驻地毗邻西山，老帅那红枫翠柏的“二号楼”就在他们的管辖圈里，更重要的是两位将军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需要随时请教并保护老帅。
不用多费笔墨来介绍，人们大都知道粟裕和宋时轮是闻名中外的战将。1958年叶剑英创办全军的科研中心――军事科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特意选拔这两位名将来担任副手。林彪叛逃和自我爆炸以后，叶帅忙于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就把“军科”的领导重担压在他俩的肩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危难岁月，他们和叶帅同命运，一齐被“火烧”，被“打倒”，然后又先后被起用、复出。将军和元帅，患难与共，互相保护，结下了“生死缘”。此刻在“四人帮”闹腾最厉害的节骨眼上，将军们怎能不关心老帅，向老帅讨教呢？
“叶帅，上边有什么新精神吗？”
“你们听到什么反映？”
三位将帅见面总是这样开头。他们议论的话题已经根据事态的发展转移到“加强战备”上了。
“你们在首都附近还有什么老部下吗？”
“有！”将军齐声回答，掐着指头算起来。
“那好。要个别打招呼，提高战备观念！”
“一定照办！”
两位将军虽然不便多问，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和肩负的使命。
从“牛棚”里出来不久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又到301住院的刘志坚，多么想拜望日夜思念的叶老帅啊！
这位当年的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与叶剑英相识，尤其在长征路上，叶剑英截获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后，立即给在红30军执行任务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志坚发电报，要他迅速返回总部。从此，他们建立了战斗友谊。“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志坚当了七个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三副组长、四个多月的第二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曾多次参加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活动，并经常就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亲自向叶剑英元帅和其他老帅请示汇报。他协助几位老帅和总政党委，为保持军队稳定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军队该怎么办？刘志坚请示叶剑英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总政治部（66）32号文件下发部队。这个通知，明确指出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下进行。“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对于要点名批判的，包括报刊上公开批判和在内部批判，都应经党委批准。有的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凡属全军范围有影响的人物要经总政党委批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乱揪乱斗的行为。
1966年6月20日，刘志坚又同“全军文革”的同志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这个指示由叶帅批准下发。7月8日，叶帅又在刘志坚批报的《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军队院校“文化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1966年冬，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有些来京“造反派”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昼夜地轮番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揪到国防部大门外，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在这种形势下，叶帅在西山召开各大单位领导同志汇报会。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同志纷纷反映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11月6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组织“全军文革”前后起草过五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最紧张的阶段，叶帅让刘志坚搬进西山“保护区”，后来“四人帮”怪罪他离开中央文革，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由于刘志坚靠拢叶帅，敢于和林彪、江青一伙“对着干”，最终被他们以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细”等罪名所打倒，被关押审讯，残酷迫害。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夕，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监护审查”，并参加国庆活动。
刘志坚被“解放”后，第一个见周总理，第二个见叶帅。他出席国庆宴会，第一个走过来同他握手的是叶帅。为了安排他的工作，叶帅四次找他谈话。他到昆明工作后，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叶帅。1976年爆发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以后，他对解决“四人帮”问题非常关心，曾积极提出建议。他回忆说：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我住在医院里。后来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现在能领导办这件事情的就是叶帅，因为聂老总身体也不大好，徐帅也有病。真正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胆量的还是叶帅，因为小平已被打倒了，软禁起来了。叶帅又很长时期主持军委工作，对军队的干部情况也熟悉，还能指挥动，我们是寄希望于他，希望他能够勇敢地、大胆地把这个事领导起来，搞掉“四人帮”……我后来才知道，叶帅当时这个决心早就下定了。
鲁迅曾引过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76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在艰巨复杂的斗争漩涡里，叶剑英获得了多少真挚的“知己”，能够互通心曲，共商大事啊！
他在酝酿锄奸，有意识地倾听各方面的心声。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在进行一场多层次的“民意测验”。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现代工具，如电报、电话、传真通讯之类，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广州的许世友、李坚真，以及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等同志。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曾告诉作者，他有一次来京开会，特意去看望叶帅。
这位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建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在担任南京部队军长期间，积极组织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负责组织全军军事训练的叶剑英，从报导上得知这一典型经验，亲自到部队训练现场考察，并向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从此，叶帅了解和熟悉了李德生将军，并在林彪破坏“郭兴福教学法”和全军大练兵运动中，彼此加深了信任。李德生十分钦佩文韬武略、德高望重的叶老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调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时时登门拜访，聆听叶帅的教诲。叶帅也十分支持总政的工作。这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嫉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李德生，诬蔑他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不久，李德生被迫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春桥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他调往沈阳军区。在李德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况时，叶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处处给他以关心和保护。有人提出要把他揪回北京批斗，叶帅得知后，气愤地说：“德生同志是前线的司令员，你们要把他揪回来斗，这不是要搞乱军队吗？”在“四人帮”的数次阴谋迫害中，正是由于周总理和叶帅的制止，李德生才免遭于难。因此，他在内心里十分感激这位“救苦救难”的元帅，每次从外地来京，只要有机会，总要看看这位老革命家。
叶剑英看到这位从外地来的政治局委员，分外高兴。叶帅向他介绍了中央发生的一些情况，愤慨地向他谈起“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等问题。
李德生听了深有同感。他还记得过去叶帅不止一次地向他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叶帅还几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李德生回忆不久前叶帅特意安排他去看望邓小平的情景，愤愤地说：“小平同志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永远不会被撤职的！”
接着两个人又议论起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
叶剑英沉思片刻后，突然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向客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一下子愕住了，他似乎没有听懂问话的意思。为了听清他的话，就动手关上收音机。
怎能关收音机呢？这是绝对不可的。1976年以来，从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挨批，叶剑英迫于逆境，从小翔凤到西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窃听。
果然，叶帅又故意打开了收音机，而且加大音量，让“样板戏”的高腔喊叫起来，他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并重复了刚才说过的意思。还没有等李德生开腔，他自解自答地说：“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指的是“中央”。暗示当务之急要果断解决那几个人的问题。
李德生立即表示拥护。他谨慎地说：“现在抓组织，就抓到根上了，但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这里要特别交代一笔，在同“四人帮”作最后较量的那些日子里，来看望叶帅，反映情况互通心曲的，不只是那些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即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半是叶帅从前的警卫人员、医护人员以及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即所谓“小字辈”的“忘年交”。他（她）们多半是通过叶帅的子女媒介而来。
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的来访就属于这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