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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9)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家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党的肌体遭到严重创伤的形势下,这场斗争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吗?叶剑英认为,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党的组织生活虽然停止过一段时间,但党实际上存在着,根据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和现实,相信可以依靠党内健康力量,清除毒瘤,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对政治局的状况作出这样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毛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而在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向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党内生活的这种长期不正常的状况自然为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四人帮”带来了相当困难。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客观形势有了变化,出现“投鼠不必忌器”的有利条件,将爬在玛瑙盘上偷东西吃的老鼠“打死”,不必担心打破宝贵的玛瑙盘。只要政治局多数人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

  依靠政治局多数

  叶剑英这个分析估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除了生病、逝世和江、张、王、姚之外,在位的有华国锋、叶剑英、韦国清、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11人,还有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4人,绝大多数对“四人帮”是厌恶的,态度是明朗的,即使个别人态度暖昧,在这场斗争中持观望态度,也不会死心塌地与“四人帮”为伍。但要齐心协力,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叶剑英采纳聂荣臻、邓颖超等许多老同志的建议,认为在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同意和合作,而且必须由华国锋牵头。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很强。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十分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主席逝世后,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就处处从维护党的大局出发,毅然支持华国锋的领导,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维护了大局。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华国锋,获得他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困扰而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那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去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叶帅,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许多老同志都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全力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这位红军老战士,从1947年3月转战陕北开始,在长期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期间,对毛主席和党忠心耿耿,是“有功之臣”。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太阳”信仰的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也在上升,到毛泽东卧病时,达到了高峰。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由于他主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且直接掌管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对华国锋、甚至对中央政治局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决定着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别人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有人向叶帅建议,一定要取得汪东兴合作。

  对于汪东兴,叶剑英过去直接接触不多。总的印象是个好同志。前一阵子,通过王震的摸底沟通和自己亲自接触,更加深了这个印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在保护党内核心机密、重要文件等方面,汪对“四人帮”有抵制有斗争,彼此合作得不错。但是,现在要从根本解决“四人帮”问题,他的态度会怎样呢?会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完全站到这一边来呢?

  叶剑英带着这一堆号到中南海来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很坚定:“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来找汪东兴,问他知道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看了没有,那里边透露了有人有野心,并且专门送了一套那种杂志给他。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应该先把他搞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这次谈话,对他思考如何同“四人帮”作斗争,大有帮助。在为毛泽东治丧守灵期间,还有些人向汪东兴提过类似的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一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们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

  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商量除妖大计,并取得共识,迈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重要一步。后来,叶剑英回到家里兴奋得睡不着觉,竟哼起京剧《空城计》: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循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你连得三城多侥幸,贪而无厌又夺我西城……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兵……

  对于这段“京戏轶事”,叶选平曾向作者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商议解决‘四人帮’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江青发难

  龙年的厄运终于落到了“四人帮”头上。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末日来临。他们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连台大戏,紧锣密鼓,表演的热闹非凡。

  9月19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们就敲响了第一通开台锣鼓。

  这一天,江青首先发难,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经常半夜三更打来电话,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那个要求,而且俨然是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如果稍微提出异议,她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缠就是几个小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一次又是如此,华国锋被她缠不过,就问她:“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

  电话里传来了气势汹汹的声音,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对话:

  “为什么开会,先不要说。”

  “那么,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要讨论的问题多了,十分复杂……你来中央不久,讨论你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问题。”

  一方沉默。

  “喂,你听懂没有?事情紧急,不能拖了,你要立即答复!”

  一方不答。

  沉默过了一分钟,这边的山西口音开了腔:

  “那么,既然要开会,总得通知人参加……”

  “叶帅病了,不要参加……洪文、春桥当然要参加……我和文元也要参加……还有,远新也要参加!”

  奇怪的逻辑:党中央副主席不参加常委会,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毛远新却硬要参加!这是哪一个党的党章党法规定的?

  没等这边回答,只听对方的红机子卡嚓一声撂下了。

  这就是江青向华国锋下达的一个“命令”!一个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发出的“通牒”!不,应该说,这是梦幻中的“党中央主席”向副主席作的“指示”!

  华国锋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人竟无权过问开会的缘由、开会的内容和参加人!既然他什么也“不懂”,还要他主持会议干什么呢?在江青的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有的只是一个召集开会的“御用工具”。政治局也是她的“工具”!在这里早已没有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的组织生活!

  华国锋被这位高贵的遗孀折腾得实在没有办法,当天下午来到人民大会堂躲风。他按原计划,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一起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又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华国锋无奈拿起话筒,只听里面大声责问道: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特意把电话记录给王洪文、张春桥看。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汪东兴奉命回电话给江青。只听对方问:“姚文元来不来?”

  汪东兴回答:“这个我不清楚。华总理没有交代,就说请你来。”

  江青“叭”地摔下红机子,气冲冲地来到人民大会堂。

  张春桥、王洪文像迎接“尊神”般,请她就座。

  华国锋请她谈谈意见。

  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子整理保存丈夫的文件、书籍、手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国际上也有惯例,列宁的文稿就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华国锋说:“毛主席是党中央的主席,不是谁家的问题。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毛主席的文件理应由他处理。”

  汪东兴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江青对毛主席的后事一直不参加。但她不好明说,一看华国锋不表态,就耍个花招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立即表态:“这样好,大家都放心。”

  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不同意。

  华国锋说:“主席的文件由汪东兴负责,现在先封存!”

  江青看这一招不成,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喊大叫:“啊哎!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江青给张玉凤秘书安个反动头衔之后,又给她扣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说她很不可靠,毛主席的文件处在危险之中,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江青露出了泼妇本性,信口雌黄,发疯般地向人身上倒脏水。其实,她早就无理取闹骂过汪东兴是“反党头头”,张玉凤是“日本特务”,气得毛泽东主席一度拒绝吃药。

  华国锋一看这个疯子闹得没完没了,只好宣布暂时结束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都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等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他想用叶帅的利剑来镇邪,接着说:“汪东兴同志跟主席几十年,对主席的东西非常熟悉。按党中央过去的决定,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并向中央写出报告。现在大家忙于治丧,来不及清理,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一听傻了眼,想不到华国锋还有这一手!她正想发作,张春桥站起来一摆手,给隔断了。

  到底是“军师”鬼点子多。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嘛。”

  江青一听,深深折服“军师”的高招,立即说:“我也参加。”然后吹嘘说,“毛远新来最合适,他最懂得毛泽东思想,常来找我问这问那。我相信他。”

  华国锋没有同意。

  “会议”足足争吵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汪东兴顶得好,在与“四人帮”斗争的道路上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感到忧心和气愤。“四人帮”如此嚣张,欺人太甚!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更不能容忍的,江青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哪里还有党规党纪可言呢?叶剑英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一定得想个办法收拾这伙败类。

  然而事态还在发展,“文件大战”并未收兵。

  9月21日,当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骗走的两个文件并未退回。一件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记录副本,另一件是1974年毛主席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这是两份带有重要机密性的文献,一定要追回。

  江青和毛远新赖着不给。

  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声指责:“你们搞突然袭击,主席尸骨未寒,就赶我跑?!”

  华国锋说之以理:“怎么是突然袭击?你不是说小张不可靠吗?怎么是赶你走,你有你的房子,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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