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10)
经过一番“争夺战”，江青只好交回文件，说这是一次“误会”，但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转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她写了一张条子给华国锋，提出了这个要求，华国锋没有理她，把文件扣下了。
结果，送回的文件已被江青改得一塌糊涂。她同外国人谈话记录中美化自己、攻击别人的语言文字被大段删除；另一份谈话记录则是经过伪造的。其中竟说1974年毛泽东要杨得志、王六生“帮助叶群”等等，而叶群三年前早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岂不是鬼话连篇！
最狡猾的人也是最愚蠢的。江青一伙原打算将文件骗到手经过密谋篡改，妄图借毛泽东之手，来整军队领导干部。江青就是想借那两份篡改的谈话整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后来被迫退回文件，又慌了手脚，以假乱真，竟将1974年毛泽东谈话的日期改为“1976年”，更荒唐的是江青竟在这份“记录稿”上加了注释，还签了大名。真是欲盖弥彰。
关于这场“文件大战”的始末，张玉凤秘书曾经作过如下揭露：
江青阴谋盗骗毛主席手稿和文件。主席逝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儿。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地（的）。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两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这正是江青阴谋盗骗毛泽东手稿和文件的有力罪证。
9月21日这一天
“四人帮”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在所谓“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文件大战”的同时，他们在保护毛泽东遗体方面，继续出难题，设置障碍。9月19日晚，确定转移毛泽东主席遗体。原来江青、毛远新说要参加，可是后来他们听说保存遗体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有问题，竟制造借口说，既然不让他们保管文件，保存主席遗体活动也不参加了。为什么对“文件”是那样热心，而对“遗体”又如此冷淡？这不值得深思吗？
无独有偶，就在9月21日，封存文件这一天，王洪文竟转移“战场”，悄悄返回上海。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大力督办“第二武装”的同时，又大造舆论，到处散布说：“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春桥和我对有些人的疏忽很有意见。”他说的“有些人”就指的是华国锋等人。当人们关心地问怎么办时，他把责任全推到“中央”头上，说：“下一步，你们听中央的统一安排吧！”并以此为借口，要接受处理遗体的单位拖延时间，以便一旦遗体处理不当而影响保存时，就将反毛泽东的罪名加在华国锋等领导人的头上。这是从上海战场射来的一枝毒箭，又可谓“一箭双雕”了。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深切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该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认真考虑叶剑英的意见，反复思索如何对付“四人帮”的策略。
是的，应当多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那段时间里，华国锋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他主动找过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叶剑英、邓颖超、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人都向他提出过一些建议，酝酿治国安邦的大计。
李先念当时虽然仍挂着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但也只剩下一顶好听的空头“桂冠”，时而在医院，时而在家里“休息”了。他有病，原来想到外边去治病，华国锋劝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多作些参谋，多想些办法。”他听从华总理的意见，留下来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种“巧”多半是说书人编出来的。而这里说的确实是真事。历史确有这种巧合。
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要他传话给叶帅。聂老总自从毛泽东主席病重以后，就从西山迁回城里居住。下山之前，他与叶帅依依告别，互相约好，有什么消息要多通报，多联系。他以一个政治战略家的眼光，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越来越感到“那几个东西”折腾得要翻天了。这一天，他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特意请到家里，面授机宜。
杨成武，这位出生福建长汀农村、闽西红军的老战士，中国著名的现代军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聂老总领导下战斗，是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著名将领。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军区和总部工作。不仅对聂老总有着特殊的感情，跟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逝世后，他仍然担任着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长，因为工作关系，常住在西山，与聂、叶两位老帅接近的更多，更密切。聂帅下山之后，很自然地成了两位老帅的“联络员”。
“我离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老总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将军告诉作者，那时他在西山仍住五号楼，离叶老帅的十五号楼也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帅，杨成武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蛮好的。”
聂老总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个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形踪不定。
聂帅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帅交待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帅，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帅，连夜上山，来到十五号楼。叶帅听说“联络员”有要事转告，他怕隔墙有耳，领着杨成武到房前的小花园里，听完汇报后，他高兴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
西山的夜，宁静安谧。
叶帅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望着眼前压满枝头的苹果树，暗自想到：熟了，熟了，就要成熟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
“你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义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文战”和“武战”
此时此刻，华国锋这位身负重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处于一种临战前的准备状态，心情既紧张又焦虑。“四人帮”的问题非常复杂，毛主席在世时，说要解决都未能解决，如今能解决得了吗？特别是那个“夫人”会俯首听命吗？解决她的问题，在国内外舆论界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阿拉伯有句谚语：你想谁，谁就来。就在他为这些问题困惑着，苦苦思索的时候，那位“夫人”的电话又来了。
“文件大战”再次打响！
原来江青获悉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情报，怒火中烧，半夜2点，通过“热线”电话，向华国锋大叫大嚷，公开质问：“你为什么对我搞突然袭击？”
华国锋压住心头火，平静地说：“封存文件不是你参加讨论，我们一起谈过的吗？我也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过，这怎么叫突然袭击呢？”
江青强词夺理，硬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又大哭大闹：“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
华国锋继续耐心劝说：“东兴同志暂时查封的地方是毛主席存放文件的屋子，你早就有你自己的房子，怎么能说是赶你走呢？”这是实话。江青自从与毛泽东分居以后，自己占据了一栋很高级的房子，一直在经营未来的“宫殿”。
江青继续胡搅蛮缠，不甘罢休，闹得华国锋一夜心烦意乱，不得安睡。第二天，张春桥来到中南海，先到江青那里领了旨意，然后找华国锋来打圆场：“你要理解江青的心情，主席刚去世，她很悲痛。要安排她的工作。我们应该多关心，多体谅……”完全是骗人的假话。毛泽东去世，她没有流过一滴泪。研究保存遗体，她借故不参加。她是悲？是乐？还是忧？从这个喜怒无常、情绪多变的演员脸上，是猜不透的。
不过，叶剑英看得很清楚，他一眼就看穿了江青一伙千方百计抢夺文件是他们抢班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人帮”没有完成这个步骤，打了败仗，转而更加仇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蓄谋报复，甚至企图“杀人灭口”。此事不只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所传闻。一位美籍华人的传记作家就在他的著作中说到这个暗杀“未遂计划”。
叶剑英得悉这方面的情报，提高了警惕。他分析，“四人帮”没有群众，抓不到军队，有可能铤而走险，搞暗杀，然后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嫁祸于老同志身上，篡党夺权。他警告华国锋、汪东兴要注意安全，加强保卫工作。并想方设法从澳门进口几枝左轮手枪交给汪东兴等同志。当他后来得知汪东兴手枪子弹已经用完时，就特意派警卫参谋马西金，给他秘密送去500发子弹。并嘱咐他严防不测，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文件档案。
“文件大战”毕竟是一场文战。这只是“四人帮”夺权策略的一个部分。他们夺权的“伟大计划”的重点还是“武战”，自始至终把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力量放在“第二武装”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身兼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对小兄弟王洪文的上海之行并不放心，要亲自出马，加强“领导”和“指挥”了。9月21日，也就在中央“封存文件”、王洪文飞往上海的同一天，下午3时半，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单独接见了上海市委书记徐××，听取他与马××同南京军区司令员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对马×ד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完全默许和支持，并出谋划策，指示徐×ד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22日夜，又找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人员肖×，要他去上海把一封亲笔信交给马××，信中写道：
马××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是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上海的亲信在他的旨意下，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9月23日，王洪文匆匆从上海返回北京，还是放心不下，又给王））打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形势越来越紧。时间跨入9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这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角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决战！
除妖三“方案”
“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叶剑英对当时斗争形势作了这样的正确估计。这位战略家在这一期间，继续在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酝酿如何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和提出要求，希望果断采取行动。
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呢？
根据这一时期听到的反映和意见，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主要有三个方案：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这三个方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斗争实际，能迫使“四人帮”就范，更易于办到？还有，不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考虑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难！实在是难啊！这道难题一直萦绕在叶剑英的脑际。连日来他对这个难题百思不得其解，又不便与人公开商量，万一泄露出去，会误大事。
一天，王震来了，叶帅又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原来的主张，但又觉得没把握。
叶剑英想了一会儿说：“那样做，倒是痛快，就是容易打草惊蛇，又不合法！”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请你跑一趟！”
“找谁？”
“解铃还须系铃人。”
“联络参谋”奉命去请教陈云。
陈云这几天正在读《郑板桥集》，撇开正题，向王震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两句值得玩味的咧！”
“是啊，这两句话，用在对待个人问题，不计较名利，不纠缠身边琐事，是有启发的，但是对敌斗争就不管用了！”
“对，还是要像剑英那样，大事不糊涂！”陈云说。
“可是，对付那几个人，决心不好下呀！”
陈云说：“剑英是个‘智多星’，一贯细心谨慎，相信他会处理好的。让我再考虑考虑。”……
老革命家们为商讨锄奸大计，真是绞尽了脑汁。
“浩然正气满乾坤”
结果，送回的文件已被江青改得一塌糊涂。她同外国人谈话记录中美化自己、攻击别人的语言文字被大段删除；另一份谈话记录则是经过伪造的。其中竟说1974年毛泽东要杨得志、王六生“帮助叶群”等等，而叶群三年前早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岂不是鬼话连篇！
最狡猾的人也是最愚蠢的。江青一伙原打算将文件骗到手经过密谋篡改，妄图借毛泽东之手，来整军队领导干部。江青就是想借那两份篡改的谈话整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后来被迫退回文件，又慌了手脚，以假乱真，竟将1974年毛泽东谈话的日期改为“1976年”，更荒唐的是江青竟在这份“记录稿”上加了注释，还签了大名。真是欲盖弥彰。
关于这场“文件大战”的始末，张玉凤秘书曾经作过如下揭露：
江青阴谋盗骗毛主席手稿和文件。主席逝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儿。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地（的）。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两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这正是江青阴谋盗骗毛泽东手稿和文件的有力罪证。
9月21日这一天
“四人帮”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在所谓“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文件大战”的同时，他们在保护毛泽东遗体方面，继续出难题，设置障碍。9月19日晚，确定转移毛泽东主席遗体。原来江青、毛远新说要参加，可是后来他们听说保存遗体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有问题，竟制造借口说，既然不让他们保管文件，保存主席遗体活动也不参加了。为什么对“文件”是那样热心，而对“遗体”又如此冷淡？这不值得深思吗？
无独有偶，就在9月21日，封存文件这一天，王洪文竟转移“战场”，悄悄返回上海。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大力督办“第二武装”的同时，又大造舆论，到处散布说：“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春桥和我对有些人的疏忽很有意见。”他说的“有些人”就指的是华国锋等人。当人们关心地问怎么办时，他把责任全推到“中央”头上，说：“下一步，你们听中央的统一安排吧！”并以此为借口，要接受处理遗体的单位拖延时间，以便一旦遗体处理不当而影响保存时，就将反毛泽东的罪名加在华国锋等领导人的头上。这是从上海战场射来的一枝毒箭，又可谓“一箭双雕”了。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深切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该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认真考虑叶剑英的意见，反复思索如何对付“四人帮”的策略。
是的，应当多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那段时间里，华国锋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他主动找过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叶剑英、邓颖超、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人都向他提出过一些建议，酝酿治国安邦的大计。
李先念当时虽然仍挂着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但也只剩下一顶好听的空头“桂冠”，时而在医院，时而在家里“休息”了。他有病，原来想到外边去治病，华国锋劝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多作些参谋，多想些办法。”他听从华总理的意见，留下来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种“巧”多半是说书人编出来的。而这里说的确实是真事。历史确有这种巧合。
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要他传话给叶帅。聂老总自从毛泽东主席病重以后，就从西山迁回城里居住。下山之前，他与叶帅依依告别，互相约好，有什么消息要多通报，多联系。他以一个政治战略家的眼光，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越来越感到“那几个东西”折腾得要翻天了。这一天，他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特意请到家里，面授机宜。
杨成武，这位出生福建长汀农村、闽西红军的老战士，中国著名的现代军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聂老总领导下战斗，是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著名将领。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军区和总部工作。不仅对聂老总有着特殊的感情，跟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逝世后，他仍然担任着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长，因为工作关系，常住在西山，与聂、叶两位老帅接近的更多，更密切。聂帅下山之后，很自然地成了两位老帅的“联络员”。
“我离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老总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将军告诉作者，那时他在西山仍住五号楼，离叶老帅的十五号楼也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帅，杨成武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蛮好的。”
聂老总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个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形踪不定。
聂帅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帅交待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帅，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帅，连夜上山，来到十五号楼。叶帅听说“联络员”有要事转告，他怕隔墙有耳，领着杨成武到房前的小花园里，听完汇报后，他高兴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
西山的夜，宁静安谧。
叶帅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望着眼前压满枝头的苹果树，暗自想到：熟了，熟了，就要成熟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
“你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义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文战”和“武战”
此时此刻，华国锋这位身负重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处于一种临战前的准备状态，心情既紧张又焦虑。“四人帮”的问题非常复杂，毛主席在世时，说要解决都未能解决，如今能解决得了吗？特别是那个“夫人”会俯首听命吗？解决她的问题，在国内外舆论界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阿拉伯有句谚语：你想谁，谁就来。就在他为这些问题困惑着，苦苦思索的时候，那位“夫人”的电话又来了。
“文件大战”再次打响！
原来江青获悉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情报，怒火中烧，半夜2点，通过“热线”电话，向华国锋大叫大嚷，公开质问：“你为什么对我搞突然袭击？”
华国锋压住心头火，平静地说：“封存文件不是你参加讨论，我们一起谈过的吗？我也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过，这怎么叫突然袭击呢？”
江青强词夺理，硬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又大哭大闹：“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
华国锋继续耐心劝说：“东兴同志暂时查封的地方是毛主席存放文件的屋子，你早就有你自己的房子，怎么能说是赶你走呢？”这是实话。江青自从与毛泽东分居以后，自己占据了一栋很高级的房子，一直在经营未来的“宫殿”。
江青继续胡搅蛮缠，不甘罢休，闹得华国锋一夜心烦意乱，不得安睡。第二天，张春桥来到中南海，先到江青那里领了旨意，然后找华国锋来打圆场：“你要理解江青的心情，主席刚去世，她很悲痛。要安排她的工作。我们应该多关心，多体谅……”完全是骗人的假话。毛泽东去世，她没有流过一滴泪。研究保存遗体，她借故不参加。她是悲？是乐？还是忧？从这个喜怒无常、情绪多变的演员脸上，是猜不透的。
不过，叶剑英看得很清楚，他一眼就看穿了江青一伙千方百计抢夺文件是他们抢班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人帮”没有完成这个步骤，打了败仗，转而更加仇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蓄谋报复，甚至企图“杀人灭口”。此事不只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所传闻。一位美籍华人的传记作家就在他的著作中说到这个暗杀“未遂计划”。
叶剑英得悉这方面的情报，提高了警惕。他分析，“四人帮”没有群众，抓不到军队，有可能铤而走险，搞暗杀，然后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嫁祸于老同志身上，篡党夺权。他警告华国锋、汪东兴要注意安全，加强保卫工作。并想方设法从澳门进口几枝左轮手枪交给汪东兴等同志。当他后来得知汪东兴手枪子弹已经用完时，就特意派警卫参谋马西金，给他秘密送去500发子弹。并嘱咐他严防不测，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文件档案。
“文件大战”毕竟是一场文战。这只是“四人帮”夺权策略的一个部分。他们夺权的“伟大计划”的重点还是“武战”，自始至终把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力量放在“第二武装”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身兼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对小兄弟王洪文的上海之行并不放心，要亲自出马，加强“领导”和“指挥”了。9月21日，也就在中央“封存文件”、王洪文飞往上海的同一天，下午3时半，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单独接见了上海市委书记徐××，听取他与马××同南京军区司令员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对马×ד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完全默许和支持，并出谋划策，指示徐×ד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22日夜，又找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人员肖×，要他去上海把一封亲笔信交给马××，信中写道：
马××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是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上海的亲信在他的旨意下，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9月23日，王洪文匆匆从上海返回北京，还是放心不下，又给王））打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形势越来越紧。时间跨入9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这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角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决战！
除妖三“方案”
“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叶剑英对当时斗争形势作了这样的正确估计。这位战略家在这一期间，继续在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酝酿如何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和提出要求，希望果断采取行动。
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呢？
根据这一时期听到的反映和意见，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主要有三个方案：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这三个方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斗争实际，能迫使“四人帮”就范，更易于办到？还有，不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考虑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难！实在是难啊！这道难题一直萦绕在叶剑英的脑际。连日来他对这个难题百思不得其解，又不便与人公开商量，万一泄露出去，会误大事。
一天，王震来了，叶帅又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原来的主张，但又觉得没把握。
叶剑英想了一会儿说：“那样做，倒是痛快，就是容易打草惊蛇，又不合法！”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请你跑一趟！”
“找谁？”
“解铃还须系铃人。”
“联络参谋”奉命去请教陈云。
陈云这几天正在读《郑板桥集》，撇开正题，向王震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两句值得玩味的咧！”
“是啊，这两句话，用在对待个人问题，不计较名利，不纠缠身边琐事，是有启发的，但是对敌斗争就不管用了！”
“对，还是要像剑英那样，大事不糊涂！”陈云说。
“可是，对付那几个人，决心不好下呀！”
陈云说：“剑英是个‘智多星’，一贯细心谨慎，相信他会处理好的。让我再考虑考虑。”……
老革命家们为商讨锄奸大计，真是绞尽了脑汁。
“浩然正气满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