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13)
时值金秋季节，天高气爽，玉泉山碧障云岩，清波荡漾，鸟声高唱，景色更加迷人。但是叶剑英此番前来，身受重托，心事重重，已无意留恋于山水之间。他轻装简从，来去无踪，时而去西山，时而去二号楼和小翔凤，真像他自己说的“狡兔三窟”，同“四人帮”打起“游击战”来了。
且说王洪文一觉醒来，发现叶剑英在西山上消失了，大为吃惊。一打听，知道元帅搬到玉泉山，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只好向江青、张春桥报告。此时“四人帮”在活动方式上也注意“隐蔽”。江青自毛泽东逝世后，又搬回中南海。张春桥在钓鱼台坐镇，汇总情报，出谋划策，与王洪文、姚文元商量之后，再由他进中南海报告江青。
这一天，张春桥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王、姚碰头，王洪文谈了在西山、玉泉山所见所闻，“军师”发现“草包”受了骗，大为光火。三个“男臣”经过一番研究，密报“女皇”，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凌厉攻势。他们一方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拉不动。
与此同时，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他所说的“集体领导”，就是“四人帮”领导；“接班人”条件就是“四人帮”上台的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不放心，又派肖×送口信给上海市委领导人，说：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徐××认真传达贯彻，并且下了两个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下面是徐××亲笔记录的肖×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达的张春桥的“指示”：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是个阴阳怪气、善于“正话反说”的大阴谋家。在这里隐晦地告诉上海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要准备“打仗”。他提出“问题是谁挂帅”，就是暗示解决“挂帅”问题，就要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张春桥的这个“口信”，实际上是“四人帮”要武装夺权的信号，也是给上海同党下达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这一天，江青从昌平某地返回，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到中南海。
这一天晚间，张春桥悄悄窜到中南海江青住处201号。在这个古色古香和洋里洋气设备结合的高级“逍遥宫”里，当年上海滩的一男一女又窃窃私语，酝酿发动一个新的“夺权战役”。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
9月29日，这个“战役”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委员。午夜，时钟敲过11响。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想通过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会议在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之后，她气哼哼地发难：“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良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多数委员心目中，过去碍于“投鼠忌器”，关照并谅解江青，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毛泽东选定了第一副主席以后，江青等人继续无理取闹，毛泽东逝世20余天，越闹腾越厉害，使人再也无法忍受了。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这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整人有经验，搞阴谋有经验，她什么本事也没有，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怎么能让她当党中央主席呢？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要横生枝节。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立即表示这次会议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会议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工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四人帮”也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说什么毛远新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已经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如果有事，他可以留下。这封信是个“问路石”，想试探华国锋，让他表态。其真实意图是要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烂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一听，气得“三尸神蹦跳”，连声叫嚷：“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强调说：“毛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也不示弱：“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
江青一听，被抓住了把柄，马上摆出泼妇姿态，大声狡辩，极力否认。但江青忘记了她说此话时，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都在场，而她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讲”。
在会上，汪东兴出面作证，王、张一声不吭！江青立刻大哭大闹，撒泼地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会议陷入冷场。
过了一会儿，善于“揩P股”的张春桥又摆出调解的姿态，开腔了：“还是这样吧，要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自知理亏，擦干眼泪，放弃对峙，来个鹦鹉学舌：“对！还是把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
叶剑英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一直在观察“四人帮”的表演。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四人帮”想把他留下，一起闹事，这怎么得了？何况毛泽东生前就叮嘱过毛远新，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而他又偏偏同她搞在一起！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有几位委员也都附议，支持华国锋。
“四人帮”继续纠缠，摆出种种“理由”，坚持要毛远新留下。
会议僵持不下，从头一天的午夜已经跨入第二天凌晨了。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使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这时江青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接着，几个男臣随着“女皇”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王洪文使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权威，也跟着喊：“无关的都走！”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且已宣布他退席，如果坚持不走，将影响华国锋的威信，又势必和江青一伙发生正面冲突。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好结果，再参加下去，将毫无意义。他从大局出发，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会场上只剩下六七个人。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
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有的委员在会议室外面等了一会儿，看没有结果，又走进会场，说华国锋身体不好，会开长了不好，建议休会。
“四人帮”坚持不散会。
江青一看叶剑英和一些委员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毛远新帮助整理文件档案，所有文件应该统归她保管，一会儿又说要召开三中全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随着江青的调子，一呼一应，帮腔作势，起哄助威。华国锋、汪东兴等刚一插话，就被她强词夺理，从中打断。后来，他们以沉默相对，索性听对方讲，不吭声了。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的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有关三中全会问题“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一次中央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由江青发难，唇枪舌剑，短兵相接，通宵达旦，纠缠不休，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叶剑英在会后知道了结局，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最后态度，鼓励他坚持斗争下去。江青无理取闹，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泽东主席的文件手稿。汪东兴请示叶剑英怎么办？叶帅回答说：坚决顶住！并且一再叮嘱他，要提高警惕，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国庆“批判会”
叶剑英的担心完全是有根据的。“四人帮”在大闹政治局的前后，还以纪念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为名，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工厂与工人共同学习劳动，并召开座谈会深入“批邓”。叶帅被点名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其他领导人也都一一分配到另外的工厂。叶帅知道后，认为这是个阴谋，“四人帮”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搞鬼，马上给汪东兴打电话，要他更改计划。后来北京市委一个领导人又来邀请叶帅去工厂同“工人见面”，叶帅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张春桥的意见。叶帅气愤地说：“他想搞什么？我哪里也不去！”
由于叶剑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四人帮”虽然改变了强迫中央领导人分头下工厂的阴谋，但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举行了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9月30日凌晨3时，姚文元给新华社打电话，通知这个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这一年的国庆，因为一连失去三颗巨星，连续的天灾人祸，使这个节日黯然失色。秋风劲吹，落叶飘零。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瑟，观礼台上空空荡荡。共和国在冷漠中度过了自己第27个生日。没有贵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各式各样的集会和游行，也没有喜庆跳跃的欢呼声……
然而，传统老人不肯退走，人们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光辉节日。9月30日晚7时，天安门广场突然华灯初放。400多名群众代表在暮霭浓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列着队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身着中山装，仪态大方，步履稳重，紧跟着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个年仅41岁、随时都梦想当“第一号人物”的“第二号人物”，今天的小分头梳得油光锃亮，在高级领导层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帅气。他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此刻他多么想超前一步，走在最前面啊！第三个走过的是叶剑英，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压根儿不想出席今天的会议，但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最后通知，知道华国锋和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与会，只好顾全大局，奉命前来。他依然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看不出一点“病态”，步履稳健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紧跟他后面的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三个黑帮领袖，踌躇满志，各怀鬼胎，盛气凌人，得意洋洋，暗自庆幸华国锋、叶剑英终于被逼着开这个“座谈会”（不，按照“四人帮”的语言，应该是“批判会”），但是一想到今天的会议还轮不到他们讲话，又觉得心情沮丧。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代表们按照“四人帮”定调准备的稿子，一个一个“批判”发言。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中学生代表发言，她以稚气的尖锐声音，猛烈地批判“师道尊严”……
叶剑英微闭双目，神态庄严，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这些一个调子的“传声筒”在讲些什么。
最后是第一副主席讲话：
且说王洪文一觉醒来，发现叶剑英在西山上消失了，大为吃惊。一打听，知道元帅搬到玉泉山，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只好向江青、张春桥报告。此时“四人帮”在活动方式上也注意“隐蔽”。江青自毛泽东逝世后，又搬回中南海。张春桥在钓鱼台坐镇，汇总情报，出谋划策，与王洪文、姚文元商量之后，再由他进中南海报告江青。
这一天，张春桥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王、姚碰头，王洪文谈了在西山、玉泉山所见所闻，“军师”发现“草包”受了骗，大为光火。三个“男臣”经过一番研究，密报“女皇”，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凌厉攻势。他们一方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拉不动。
与此同时，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他所说的“集体领导”，就是“四人帮”领导；“接班人”条件就是“四人帮”上台的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不放心，又派肖×送口信给上海市委领导人，说：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徐××认真传达贯彻，并且下了两个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下面是徐××亲笔记录的肖×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达的张春桥的“指示”：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是个阴阳怪气、善于“正话反说”的大阴谋家。在这里隐晦地告诉上海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要准备“打仗”。他提出“问题是谁挂帅”，就是暗示解决“挂帅”问题，就要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张春桥的这个“口信”，实际上是“四人帮”要武装夺权的信号，也是给上海同党下达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这一天，江青从昌平某地返回，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到中南海。
这一天晚间，张春桥悄悄窜到中南海江青住处201号。在这个古色古香和洋里洋气设备结合的高级“逍遥宫”里，当年上海滩的一男一女又窃窃私语，酝酿发动一个新的“夺权战役”。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
9月29日，这个“战役”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委员。午夜，时钟敲过11响。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想通过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会议在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之后，她气哼哼地发难：“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良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多数委员心目中，过去碍于“投鼠忌器”，关照并谅解江青，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毛泽东选定了第一副主席以后，江青等人继续无理取闹，毛泽东逝世20余天，越闹腾越厉害，使人再也无法忍受了。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这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整人有经验，搞阴谋有经验，她什么本事也没有，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怎么能让她当党中央主席呢？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要横生枝节。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立即表示这次会议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会议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工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四人帮”也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说什么毛远新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已经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如果有事，他可以留下。这封信是个“问路石”，想试探华国锋，让他表态。其真实意图是要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烂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一听，气得“三尸神蹦跳”，连声叫嚷：“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强调说：“毛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也不示弱：“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
江青一听，被抓住了把柄，马上摆出泼妇姿态，大声狡辩，极力否认。但江青忘记了她说此话时，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都在场，而她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讲”。
在会上，汪东兴出面作证，王、张一声不吭！江青立刻大哭大闹，撒泼地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会议陷入冷场。
过了一会儿，善于“揩P股”的张春桥又摆出调解的姿态，开腔了：“还是这样吧，要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自知理亏，擦干眼泪，放弃对峙，来个鹦鹉学舌：“对！还是把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
叶剑英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一直在观察“四人帮”的表演。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四人帮”想把他留下，一起闹事，这怎么得了？何况毛泽东生前就叮嘱过毛远新，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而他又偏偏同她搞在一起！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有几位委员也都附议，支持华国锋。
“四人帮”继续纠缠，摆出种种“理由”，坚持要毛远新留下。
会议僵持不下，从头一天的午夜已经跨入第二天凌晨了。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使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这时江青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接着，几个男臣随着“女皇”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王洪文使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权威，也跟着喊：“无关的都走！”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且已宣布他退席，如果坚持不走，将影响华国锋的威信，又势必和江青一伙发生正面冲突。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好结果，再参加下去，将毫无意义。他从大局出发，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会场上只剩下六七个人。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
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有的委员在会议室外面等了一会儿，看没有结果，又走进会场，说华国锋身体不好，会开长了不好，建议休会。
“四人帮”坚持不散会。
江青一看叶剑英和一些委员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毛远新帮助整理文件档案，所有文件应该统归她保管，一会儿又说要召开三中全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随着江青的调子，一呼一应，帮腔作势，起哄助威。华国锋、汪东兴等刚一插话，就被她强词夺理，从中打断。后来，他们以沉默相对，索性听对方讲，不吭声了。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的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有关三中全会问题“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一次中央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由江青发难，唇枪舌剑，短兵相接，通宵达旦，纠缠不休，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叶剑英在会后知道了结局，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最后态度，鼓励他坚持斗争下去。江青无理取闹，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泽东主席的文件手稿。汪东兴请示叶剑英怎么办？叶帅回答说：坚决顶住！并且一再叮嘱他，要提高警惕，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国庆“批判会”
叶剑英的担心完全是有根据的。“四人帮”在大闹政治局的前后，还以纪念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为名，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工厂与工人共同学习劳动，并召开座谈会深入“批邓”。叶帅被点名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其他领导人也都一一分配到另外的工厂。叶帅知道后，认为这是个阴谋，“四人帮”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搞鬼，马上给汪东兴打电话，要他更改计划。后来北京市委一个领导人又来邀请叶帅去工厂同“工人见面”，叶帅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张春桥的意见。叶帅气愤地说：“他想搞什么？我哪里也不去！”
由于叶剑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四人帮”虽然改变了强迫中央领导人分头下工厂的阴谋，但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举行了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9月30日凌晨3时，姚文元给新华社打电话，通知这个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这一年的国庆，因为一连失去三颗巨星，连续的天灾人祸，使这个节日黯然失色。秋风劲吹，落叶飘零。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瑟，观礼台上空空荡荡。共和国在冷漠中度过了自己第27个生日。没有贵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各式各样的集会和游行，也没有喜庆跳跃的欢呼声……
然而，传统老人不肯退走，人们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光辉节日。9月30日晚7时，天安门广场突然华灯初放。400多名群众代表在暮霭浓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列着队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身着中山装，仪态大方，步履稳重，紧跟着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个年仅41岁、随时都梦想当“第一号人物”的“第二号人物”，今天的小分头梳得油光锃亮，在高级领导层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帅气。他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此刻他多么想超前一步，走在最前面啊！第三个走过的是叶剑英，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压根儿不想出席今天的会议，但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最后通知，知道华国锋和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与会，只好顾全大局，奉命前来。他依然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看不出一点“病态”，步履稳健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紧跟他后面的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三个黑帮领袖，踌躇满志，各怀鬼胎，盛气凌人，得意洋洋，暗自庆幸华国锋、叶剑英终于被逼着开这个“座谈会”（不，按照“四人帮”的语言，应该是“批判会”），但是一想到今天的会议还轮不到他们讲话，又觉得心情沮丧。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代表们按照“四人帮”定调准备的稿子，一个一个“批判”发言。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中学生代表发言，她以稚气的尖锐声音，猛烈地批判“师道尊严”……
叶剑英微闭双目，神态庄严，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这些一个调子的“传声筒”在讲些什么。
最后是第一副主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