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15)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和行动方案的，只有叶、华、汪三人。对于这一历史真相，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的史论以及“传记”“纪实”“报告文学”等作品中流传着种种不同说法。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是“政治局会议决定论”，认为在采取措施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如高皋、严家其在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写道：“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研究出基本对策的基础上，十月五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总参所在地西山，召开了除‘四人帮’以外的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采取果断措施，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并决定具体计划由汪东兴执行。”严家其这位一向标榜“民主、科学”的“民主斗士”，一向吹嘘“治学严谨”的学者，不知他的根据出自何处？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至今还有人说，不但开过政治局会议，而且有记录可查。可惜，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党中央正式文献里记载此事，也未发现会议记录。二是“少数中央领导决定论”，这少数人，有说是5人的，即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等5人参加的高级秘密会议讨论决定，这5人又有指名，有不指名的，如有一本“纪实”说，“五位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军委“作战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由叶帅拍板。惟独不提华国锋的名字！有说是四人决定的，如香港的一家杂志就说：“叶、李、华三人经过商量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到来以后，四个人继续商议直到东方既白，整个计划才定了下来。”有说是3人决定的，这3个人又不一样，一说是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一说是3位元帅，一说是华国锋、李先念，还有其他的什么人一起讨论定下来再通知叶帅执行；另外，还有说是一人决定的，即由华国锋单独决定，没有经过酝酿和商议，临时通知叶剑英去办，等等。这些说法，在党中央正式文献和有关的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回忆文章中找不到根据。
至于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这三个关键人物是如何商议并形成最后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和行动方案的呢？已出版的其他有关著作中记叙的又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史实，有提出来再加以探讨和商榷的必要。如有的说，10月4日汪东兴提出行动方案，与华国锋商量，华反对告诉叶剑英。这是因为华包庇吴德，贬低叶帅，抬高自己，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但又说华国锋第二天晚上和汪东兴一起带着拟定好的行动方案秘密地上了玉泉山……这里前后自相矛盾，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方案的形成和制定，排除叶帅是绝对不可能的。要除掉权势深重的“四人帮”及其庞大的党羽，没有国防部长叶剑英和他所统帅的强大解放军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事实上，华、汪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上，都与叶帅通气的。正如汪东兴回忆所说：“当时（10月5日前）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据汪后来说，不止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华国锋也证实这一点。他于1977年3月22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华国锋一直讲：叶帅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高风亮节，一心一意鼎力相助。他很敬重叶帅，关系很好，亲密无间。他在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斗争中，得到了叶帅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坚决支持。第三，10月5日晚上，华国锋、汪东兴秘密上玉泉山一事，直到现在，查无实据。据核实，正好相反，这一天叶帅离开玉泉山亲自找华、汪商议动手的（这一点本书后面要详细叙述）。当时的紧急情况，已不允许他们三个人集会了。还有的说9月的一天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南船坞”携手联盟，开会密谈，然后开小艇送华、叶到对岸，云云，这也是无实据，无有其事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有的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华国锋、汪东兴两人进餐，华要汪主动多找叶帅联系，而汪似有“难言之隐”，觉得这些年叶帅一直对他有些看法。
这也与事实相悖。据作者了解，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叶帅颇器重汪，汪对叶帅也很敬重，何来“难言之隐”！
天下怪事天天出。想不到还有更离奇的。台北有家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一本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标明原著李志绥，作者竟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三个月，汪东兴就把想除掉江青的计划透露给他，并说已得到华国锋认可，云云。这纯系子虚乌有。且不说，3个月前（即1976年7月），毛泽东还在世，连汪东兴本人也无从知道这个计划，即使知道也不会泄露，因为汪一再强调“这是一步险棋，要绝对保密”。事实上，汪东兴过去谈及“文化大革命”情况时，从未涉及该回忆录所谈的内容（连其名字也未提到）。不久前，汪东兴等已在海外某家报刊发表声明辟谣，澄清是非，揭穿谎言。一位署名辛闻笈的作者写了一篇《历史的铁证粉碎捏造的谎言――答为李志绥传谣的隐名人士》文章，于1995年10月19日发表在纽约《侨报》上。该文开头写道：
1995年8月6日《世界日报》发表记者魏碧洲从纽约报导的消息说，据对李志绥生平了解极为清楚的一名隐名人士5日表示，“公开信”（引者按：指135人的《看法》）质疑李志绥怎么可能在“四人帮”被捕的3个月前就被告知机密计划，事实上看书（引者按：指李志绥所谓《回忆录》就知道，当时泄密的就是汪东兴本人……
这位隐名人士为什么要隐名？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你既然要作证，就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好了，谁也不能把你给吃了，怕个什么呢？何况你又生活在世界有名的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里！现在，你连个姓名都不敢公开，你能作什么证呢？说白了，这位隐名人士也只能自诩“对李志绥生平了解极为清楚”，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的社会和生活，可以说是毫无所知，一窍不通。如果要了解“四人帮”之被解决的详细经过，至少有一篇文章他是应该读一读的。
该文接下去引用本书作者《运筹帷幄，剪除“四凶”――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叶剑英》一文中列举的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隐名人士”的卑劣谣言。
该文最后写道：
“阴冥”先生，读完了上述“文摘”，你难道不觉得你“了解极为清楚的”一个不见经传保健医生李志绥要比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王震还要高明还要伟大吗？李志绥“在四人帮被捕的三个月前就被告知机密计划”的可能性存在吗……
除了辛闻笈的文章外，国内还有林克（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英文老师）和徐涛、吴旭君夫妇（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与李志绥长期共事）合著《历史的真实》一书，将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该书中以个人亲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李志绥编造的离奇荒诞的谎言。
由此可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自我标榜，自吹自擂，制造谎言，耸人听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相信，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会被大洋彼岸巫医刮来的妖风吹转向的。
马克思在50多年前就说过：“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时至80年代后期，我们更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而不应当再用“迷信”和谣传来说明历史了。自然，更不能任意编造历史，篡改历史。
图穷匕首现
十月，惊心动魄的10月。
10月，在中国是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概念。这个月份常常带来电闪雷鸣，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
不信吗？请回溯一下中国近代史每隔10年的10月的历史吧：
1926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伐军攻克武昌城；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946年10月，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反击，在各个战场发生激战；
19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一个新的起点；
1966年10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这50年间，还有许多个10月发生过包括“开国大典”那样的伟大事件。这难道完全是历史的巧合吗？作者的战友将军诗人姚成友写道：“不知是历史选择了十月，还是十月选择了历史？”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反思题目。正如诗人回答的：“反正，在中国，十月是一声惊雷，一片闪电，一个奇迹，一道昭示！”
那末，1976年的10月将“昭示”什么，会发生什么大事，又是怎样的一个10月呢？
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10月、剑拔弩张的10月。
在这个10月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上海精选十万民兵，每人发给四十发子弹。”
“四人帮”通过四条线把“帮精神”传到上海，与上海的余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几个月来，上海余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通电话）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丑恶表演。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上帝要那些人死亡，必先使他们发狂！”即将覆灭的“四人帮”完全疯狂了！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宣扬“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吹嘘自己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对“三分不足”有所认识，污蔑刘少奇、邓小平“迫害毛主席”，“邓小平是自己跳出来的”，“天安门事件给他作了总结”，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相、办公相，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相，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相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记者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这是骗人的鬼话！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掎角夹攻之势。
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拍照。这个一向穿着时髦、妖里妖气的“演员”，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了中山装，一本正经地照了17张标准相。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匆匆要走。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放下“四人帮”这一切，让我们把镜头移向玉泉山。
胜似闲庭信步
九号楼，灯光暗淡。
已经是子夜时分，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元帅依然正襟落座在写字台前。他在干什么呢？冷静地思索。这是一位统帅进行战役部署后的思索。平静而深远。他似乎一切都放心了，又似乎一切都放心不下。
连日来，元帅表面上深居简出，闲庭漫步，读书吟诗，沉静如常，但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笔下写着“眼前近似无聊赖”的诗句，并不能遮掩他的“心潮逐浪高”。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提醒秘书加强值班，有闻必报，一事一报；提醒身边人员加强戒备，以防不测。白天，警卫参谋双枪在身，寸步不离。晚间，元帅亲自检查周围环境和门窗是否关闭上锁。他还规定除秘书一天两次送文件外，谢绝会客，包括子女在内，没事不上山，不要来打扰，以便集中精力读书思考。
夜深人静，没有人声鸟喧，没有电话铃响，耳旁只有山泉流水的淙淙细语，一切是这样的安静。然而，越是平静，元帅越是没有睡意。处理完山下送来的公文，他信手打开一部“玉泉诗钞”的手抄本，披阅起来。多年来，元帅看书读诗，养成一个习惯，喜欢边看边读，边读边批。每读一句，沿着书中的逗、顿、句用红毛笔点一点；每看完一段，写眉批、边批；一本书中圈圈点点，淋漓满纸，黑红相映，倒也鲜艳成趣。他用的红色墨汁也很特别，既不是红墨水，也不是书法家们讲究的朱砂，而是自制“桃胶墨”。他平日告诉身边人员到山上采来桃胶，再买来普通的红墨水，搅拌一起，用一个小锅细心煮熬。开始，他不放心，还要亲自把手教给“小鬼”们如何看火候，如何看稠度，熬成了备用。到玉泉山来，他就命张燕熬了几次“桃胶”，因为整天关起门来读写，还有点“入不敷出”呢！
元帅聚精会神地读着诗稿，忽然停下朱笔，肃然起敬。
至于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这三个关键人物是如何商议并形成最后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和行动方案的呢？已出版的其他有关著作中记叙的又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史实，有提出来再加以探讨和商榷的必要。如有的说，10月4日汪东兴提出行动方案，与华国锋商量，华反对告诉叶剑英。这是因为华包庇吴德，贬低叶帅，抬高自己，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但又说华国锋第二天晚上和汪东兴一起带着拟定好的行动方案秘密地上了玉泉山……这里前后自相矛盾，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方案的形成和制定，排除叶帅是绝对不可能的。要除掉权势深重的“四人帮”及其庞大的党羽，没有国防部长叶剑英和他所统帅的强大解放军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事实上，华、汪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上，都与叶帅通气的。正如汪东兴回忆所说：“当时（10月5日前）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据汪后来说，不止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华国锋也证实这一点。他于1977年3月22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华国锋一直讲：叶帅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高风亮节，一心一意鼎力相助。他很敬重叶帅，关系很好，亲密无间。他在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斗争中，得到了叶帅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坚决支持。第三，10月5日晚上，华国锋、汪东兴秘密上玉泉山一事，直到现在，查无实据。据核实，正好相反，这一天叶帅离开玉泉山亲自找华、汪商议动手的（这一点本书后面要详细叙述）。当时的紧急情况，已不允许他们三个人集会了。还有的说9月的一天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南船坞”携手联盟，开会密谈，然后开小艇送华、叶到对岸，云云，这也是无实据，无有其事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有的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华国锋、汪东兴两人进餐，华要汪主动多找叶帅联系，而汪似有“难言之隐”，觉得这些年叶帅一直对他有些看法。
这也与事实相悖。据作者了解，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叶帅颇器重汪，汪对叶帅也很敬重，何来“难言之隐”！
天下怪事天天出。想不到还有更离奇的。台北有家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一本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标明原著李志绥，作者竟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三个月，汪东兴就把想除掉江青的计划透露给他，并说已得到华国锋认可，云云。这纯系子虚乌有。且不说，3个月前（即1976年7月），毛泽东还在世，连汪东兴本人也无从知道这个计划，即使知道也不会泄露，因为汪一再强调“这是一步险棋，要绝对保密”。事实上，汪东兴过去谈及“文化大革命”情况时，从未涉及该回忆录所谈的内容（连其名字也未提到）。不久前，汪东兴等已在海外某家报刊发表声明辟谣，澄清是非，揭穿谎言。一位署名辛闻笈的作者写了一篇《历史的铁证粉碎捏造的谎言――答为李志绥传谣的隐名人士》文章，于1995年10月19日发表在纽约《侨报》上。该文开头写道：
1995年8月6日《世界日报》发表记者魏碧洲从纽约报导的消息说，据对李志绥生平了解极为清楚的一名隐名人士5日表示，“公开信”（引者按：指135人的《看法》）质疑李志绥怎么可能在“四人帮”被捕的3个月前就被告知机密计划，事实上看书（引者按：指李志绥所谓《回忆录》就知道，当时泄密的就是汪东兴本人……
这位隐名人士为什么要隐名？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你既然要作证，就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好了，谁也不能把你给吃了，怕个什么呢？何况你又生活在世界有名的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里！现在，你连个姓名都不敢公开，你能作什么证呢？说白了，这位隐名人士也只能自诩“对李志绥生平了解极为清楚”，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的社会和生活，可以说是毫无所知，一窍不通。如果要了解“四人帮”之被解决的详细经过，至少有一篇文章他是应该读一读的。
该文接下去引用本书作者《运筹帷幄，剪除“四凶”――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叶剑英》一文中列举的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隐名人士”的卑劣谣言。
该文最后写道：
“阴冥”先生，读完了上述“文摘”，你难道不觉得你“了解极为清楚的”一个不见经传保健医生李志绥要比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王震还要高明还要伟大吗？李志绥“在四人帮被捕的三个月前就被告知机密计划”的可能性存在吗……
除了辛闻笈的文章外，国内还有林克（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英文老师）和徐涛、吴旭君夫妇（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与李志绥长期共事）合著《历史的真实》一书，将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该书中以个人亲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李志绥编造的离奇荒诞的谎言。
由此可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自我标榜，自吹自擂，制造谎言，耸人听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相信，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会被大洋彼岸巫医刮来的妖风吹转向的。
马克思在50多年前就说过：“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时至80年代后期，我们更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而不应当再用“迷信”和谣传来说明历史了。自然，更不能任意编造历史，篡改历史。
图穷匕首现
十月，惊心动魄的10月。
10月，在中国是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概念。这个月份常常带来电闪雷鸣，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
不信吗？请回溯一下中国近代史每隔10年的10月的历史吧：
1926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伐军攻克武昌城；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946年10月，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反击，在各个战场发生激战；
19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一个新的起点；
1966年10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这50年间，还有许多个10月发生过包括“开国大典”那样的伟大事件。这难道完全是历史的巧合吗？作者的战友将军诗人姚成友写道：“不知是历史选择了十月，还是十月选择了历史？”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反思题目。正如诗人回答的：“反正，在中国，十月是一声惊雷，一片闪电，一个奇迹，一道昭示！”
那末，1976年的10月将“昭示”什么，会发生什么大事，又是怎样的一个10月呢？
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10月、剑拔弩张的10月。
在这个10月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上海精选十万民兵，每人发给四十发子弹。”
“四人帮”通过四条线把“帮精神”传到上海，与上海的余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几个月来，上海余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通电话）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丑恶表演。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上帝要那些人死亡，必先使他们发狂！”即将覆灭的“四人帮”完全疯狂了！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宣扬“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吹嘘自己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对“三分不足”有所认识，污蔑刘少奇、邓小平“迫害毛主席”，“邓小平是自己跳出来的”，“天安门事件给他作了总结”，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相、办公相，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相，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相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记者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这是骗人的鬼话！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掎角夹攻之势。
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拍照。这个一向穿着时髦、妖里妖气的“演员”，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了中山装，一本正经地照了17张标准相。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匆匆要走。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放下“四人帮”这一切，让我们把镜头移向玉泉山。
胜似闲庭信步
九号楼，灯光暗淡。
已经是子夜时分，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元帅依然正襟落座在写字台前。他在干什么呢？冷静地思索。这是一位统帅进行战役部署后的思索。平静而深远。他似乎一切都放心了，又似乎一切都放心不下。
连日来，元帅表面上深居简出，闲庭漫步，读书吟诗，沉静如常，但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笔下写着“眼前近似无聊赖”的诗句，并不能遮掩他的“心潮逐浪高”。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提醒秘书加强值班，有闻必报，一事一报；提醒身边人员加强戒备，以防不测。白天，警卫参谋双枪在身，寸步不离。晚间，元帅亲自检查周围环境和门窗是否关闭上锁。他还规定除秘书一天两次送文件外，谢绝会客，包括子女在内，没事不上山，不要来打扰，以便集中精力读书思考。
夜深人静，没有人声鸟喧，没有电话铃响，耳旁只有山泉流水的淙淙细语，一切是这样的安静。然而，越是平静，元帅越是没有睡意。处理完山下送来的公文，他信手打开一部“玉泉诗钞”的手抄本，披阅起来。多年来，元帅看书读诗，养成一个习惯，喜欢边看边读，边读边批。每读一句，沿着书中的逗、顿、句用红毛笔点一点；每看完一段，写眉批、边批；一本书中圈圈点点，淋漓满纸，黑红相映，倒也鲜艳成趣。他用的红色墨汁也很特别，既不是红墨水，也不是书法家们讲究的朱砂，而是自制“桃胶墨”。他平日告诉身边人员到山上采来桃胶，再买来普通的红墨水，搅拌一起，用一个小锅细心煮熬。开始，他不放心，还要亲自把手教给“小鬼”们如何看火候，如何看稠度，熬成了备用。到玉泉山来，他就命张燕熬了几次“桃胶”，因为整天关起门来读写，还有点“入不敷出”呢！
元帅聚精会神地读着诗稿，忽然停下朱笔，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