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叶帅午夜布奇兵！“四人帮”中计就擒(19)
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中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极”大典，实在是太忙碌、太亢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她穿着绸子睡衣正仰靠在法兰绒的长沙发里，一边看着进口的录像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来干什么？”
不过，此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高云江带着几名警卫已经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顿时慌了神，蓦地站起来连问：“为什么？为什么？”
“来客”回称：“你去了就知道了！”
江青马上提出一个难题：“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高云江告诉作者，这位现代“女皇”，有一个不大卫生的习惯，一紧张就要入厕，这会儿神经高度紧张，惊慌失措，自然产生出这种生理需要，但此刻她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时间，到高级厕所里冷静一下头脑，想想对策。
“来客”清楚她的旧习，也明白她的目的，不能勉为其难，只能答应她的要求，但派护士马晓先陪着她入厕。
人们只好耐心等待。室内的空气似乎冻结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故作镇静。
“来客”提出最后要求：“请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江青不答，拒绝交出。
双方对峙着，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连催几次，江青不高兴地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随后，她要了一个大信封，气鼓鼓地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行动组人员。
此时此刻，江青方感到交出了钥匙，就是交出自己称皇称霸、作威作福的豪华“宫殿”，交出自己苦心经营、抓住不放的手中大权，交出这里的一切……她抬起头来，环顾左右，期待能够得到跟随自己身边的服务人员伸出保护救援之手，哪怕是一点点同情光顾的眼光……
然而，这“美好”的愿望再也不会实现了，这个昔日的自封“女皇”，今日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成了“纸老虎”，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浑身颤抖，手脚发麻，直到此时她才感到孤立了，玩完了，没辙了！办完“交接”手续，行动组人员实在无心欣赏这场“龙床惊梦”的闹剧，还是请她快点收场，换一个地方。“女皇”不得不离开“宝座”，跟随警卫人员钻进轿车，由两辆警卫车“监护”送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平时受够“妖婆”窝囊气的服务员们，此刻扬眉吐气，送走了瘟神！
关于这位瘟神的“秘史”，中外已有几部专著，均是长篇大论，自不赘述。“四五”运动以来，倒是有些无名诗人的词，如《三宠三哭》《赠某女士》《秃儿想掘坟》《气死你》等等，写得蛮有趣味，脍炙人口，尤其那首《终身误》据说是出自名家赵朴初之手，当时争相传抄，广为流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洒洒数百言，这里只好割爱了。还有一首也广为传诵的，那便是广东省文史馆胡希明先生写的七绝：
银幕华灯迹未残，山呼万岁梦江南。
当年庆寿人如在，记得儿家旧姓蓝。
这首七绝妙在揭露了30年代蓝苹女士混迹十里洋场，为蒋介石庆寿的丑事。这是江青一大心病，为此她曾将知情者王莹、郑君里等老电影工作者置于死地。此诗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灯红酒绿的旧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这里，有一件事需要补叙一笔：在“201”室接管江青钥匙、封存文件的前后，在钓鱼台和姚文元住所，也安排专人分别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办公室取钥匙，封文件，不过此事据说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不必细说。
到此为止，“四人帮”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被关押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地下室里（因属机密故略）。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他们自然不习惯于“地下生活”，在“候审”中等得不耐烦了，未免仍然口出狂言，口出怨言，口出骂言，“地上”的人自然听不到，可惜一直陪伴他们在地下的警卫人员只好“挨骂受气”，有时不得已“回敬”几句，也是合理合法，绝无虐待之举。关于关押“四人帮”，已有许多“受审记”面世，不是本书范围，毋须多言。
这里，转引传抄的赵朴初《快刀斩麻除四害》四首诗，为“王、张、江、姚”的覆灭作个小结吧：
王八乌龟梦发财，
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面鼠辈大流氓，
绞尽脑汁想上台。
张牙舞爪阴气露，
春风作面容狼豺。
桥上抽板设陷阱，
杀尽忠良心太坏。
江湖巫婆臭戏子，
青从蛇口毒牙栽。
碎骨吸髓欲称王，
尸落黄泉鬼不睬。
姚士叭狗爬得快，
文过饰非两面派。
元凶恶鬼徒遮日，
焚作骨灰粪中埋。
大江南北齐愤慨，
快刀斩麻除四害。
人民欢呼新胜利，
心花怒放乐开怀。
最后胜利的喜悦
闲话少叙，再说10月6日晚8时后发生在中南海这场“特殊战斗”的另外一幕。
时间：在处置江青之前。
地点：颐年堂后院。
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一座主体建筑，清朝最初称崇雅殿，后改名颐年殿，到民国初年改为颐年堂。上刻横匾“红彩碧滋”，右联是：“榴花照耀菖蒲岸”，左联是：“竹影扶疏翡翠亭”。院内东西房上至今保留着慈禧太后书写的“云山画”“烟雨图”悬匾。颐年堂，康熙初年为儒臣给皇帝进讲之处。新中国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颐年堂一直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党和国家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集体作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常在这里会见党内外知名人士和外宾。“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搬到新建的“游泳池”，丰泽园便逐渐冷落下来。小小院落，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仍旧保持着当年陈设的原貌。苍松香菊，幽雅宜人。现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远新。此刻这位“联络员”已经无事可以“联络”，外间纷纷传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阳。其实，他并没有走。一来“母后”不让走；二来，他自己也觉得重任在身，走不开。他的妻子远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原来给江青女儿看过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看得入神。
突然，李联青（作者尊重本人意见改用化名）出现在门口。李联青是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常来常往。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联络员”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仔细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脱掉往常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觉得有点异样。
“老李，有什么事吗？”“联络员”有点坐不住了。
“准备给你另外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还要带点东西。”
“不要了，什么也别带，现在就走！”
直到此时，“联络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你来抓我？”他霍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质问老熟人。
老熟人开始不客气了，只好实话实说：“你说得不完全对，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来奉命向你传达一件事情。”于是把中央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当时区别于王、张、江、姚，叫“保护审查”）的决定复述了一遍。
“联络员”还算懂事，没有任何抗拒。接着，军人们搜出了他的手枪，然后将他带上汽车，送到候审的地方。
解决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正厅。
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叶剑英元帅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他和华国锋、汪东兴及全部参加这次特殊“会议”的警卫人员，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配合下，由吴德、吴忠等主持，以召开市委紧急会议的形式，召来了“四人帮”的亲信迟×、谢××、金××等人，宣布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采取了其他相应措施，保证了北京市局势的稳定。一向消息灵通的人士迟×，这两天竟害了“政治感冒”。前一天，他还在清华大学大肆吹捧江青，并带着挑衅的口吻大讲特讲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更迭的历史，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他断言：“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个原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扯着江青的“布拉吉”飞黄腾达，一跃而当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还嫌不足，正在梦想“二次革命”，乘机青云直上。他的梦幻彻底破灭了！
遥望太空，乌云退去，银河迢迢，星光闪闪，这是多么喜人的夜晚啊！
这样的胜利是人们所期望，但却是出乎意料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过去了；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说要解决的“四人帮”，两年时间又过去了。谁能料到今天10月6日晚8时至9时，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这个反党集团，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是历史的偶然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智慧战胜愚顽、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胜利，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坚持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一道，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永远载入史册。
关于对“四人帮”采取紧急措施，实行“隔离审查”依法处置的问题，中外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和传记作者，在论著和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记叙和评述。有说是叶帅下令“逮捕”的；有说是传讯“扣押”的；有说是“软禁”的。至于最后解决“四人帮”的地点，更是“五花八门”。或说是在西山“军委作战室”，或说在钓鱼台，或说是分头在办公室或家里抓的，等等。如严家其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写道：“六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这自然是靠他们天才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
还有一本名为《七十八天》的小册子，先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后又由湖南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流传甚广。这本书竟这样写道：
10月6日。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三的午夜，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同时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命令；
立即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钓鱼台某号楼（梁效写作组所在地）。
中央警卫团赵营长听到汪东兴传达这个命令后，十分镇定，立即赶回营区，下令紧急“集合”。
部队全副武装拉出营房，在操场上列队待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由于篇幅有限，恕不再引下去。这位作者在后面接着写这个曾是朱德卫士的“赵营长”，如何一个一个向王、张、江、姚宣读“逮捕令”，实行武装逮捕的。
对于这个显然失实的“纪实”，许多知情的读者和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1986年第4期《文献与研究》上，曾发表陈一非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应当尊重历史真实》的文章，提出批评：
《中国》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登载了×××写的纪实小说《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纪实》。以后，不少报刊纷纷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篇作品所以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同它自称的“纪实”有关。作品里描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有时间，有地点，用的是真实姓名，还有许多刻画入微的细节。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所叙述的基本情节，都是真实的、可信的。读者之所以对它有兴趣，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里来的。作者在接受《南方周末》编辑部采访时曾表示：“我认为，纪实性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者应该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反映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及其背景，不能胡乱虚构。”（见《南方周末》第121期）可惜的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却违背了这一原则，这篇作品描述的历史事件中的许多重要情节或是作者任意虚构的，或是真假掺杂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读过这篇作品的人都会记得，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活龙活现地描绘了毛泽东主持2月14日的怀仁堂碰头会这一情节。这大概要算是作品中的关键性章节之一了吧！这里不仅写下了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当时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以后又说他会后离京到南京中山陵小住，直到2月28日才回来，等等。可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毛泽东当时根本不参加这一类的会议，在此期间也并未离开过北京。所以，作品着力渲染的会议中的许多情况是否“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反映”，实在是不言自明的。至于作品把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许多内容挪到了2月14日来写，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作者在杜撰了毛泽东去南京小住后，接着又引出江青在他回到北京时向他告状这一段情节。这段对话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可惜，也全是凭作者想象虚构出来的。实际上，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整理出会议记录，在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江青密谋后，于16日当晚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并没有去。
据该“回忆录”作者交待，“逮捕”（“四人帮”）行动发生时，他并不在场，第二天听一位“朋友”告诉他的。可见，又是道听途说，生编硬造！问题不在于他本人及其“造谣公司”的写作班子胡说八道，而在于大陆上居然有人对这位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点现代迷信，所以，这里不惜笔墨把这一段有关“回忆”端出来曝曝光。如此而已。
鉴于该书作者及其他“传记”作者都多次引用汪东兴的回忆，现将经过汪东兴本人审阅过的一段有关“怀仁堂会议”的回忆摘录如后，以供研究参考：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来干什么？”
不过，此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高云江带着几名警卫已经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顿时慌了神，蓦地站起来连问：“为什么？为什么？”
“来客”回称：“你去了就知道了！”
江青马上提出一个难题：“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高云江告诉作者，这位现代“女皇”，有一个不大卫生的习惯，一紧张就要入厕，这会儿神经高度紧张，惊慌失措，自然产生出这种生理需要，但此刻她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时间，到高级厕所里冷静一下头脑，想想对策。
“来客”清楚她的旧习，也明白她的目的，不能勉为其难，只能答应她的要求，但派护士马晓先陪着她入厕。
人们只好耐心等待。室内的空气似乎冻结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故作镇静。
“来客”提出最后要求：“请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江青不答，拒绝交出。
双方对峙着，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连催几次，江青不高兴地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随后，她要了一个大信封，气鼓鼓地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行动组人员。
此时此刻，江青方感到交出了钥匙，就是交出自己称皇称霸、作威作福的豪华“宫殿”，交出自己苦心经营、抓住不放的手中大权，交出这里的一切……她抬起头来，环顾左右，期待能够得到跟随自己身边的服务人员伸出保护救援之手，哪怕是一点点同情光顾的眼光……
然而，这“美好”的愿望再也不会实现了，这个昔日的自封“女皇”，今日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成了“纸老虎”，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浑身颤抖，手脚发麻，直到此时她才感到孤立了，玩完了，没辙了！办完“交接”手续，行动组人员实在无心欣赏这场“龙床惊梦”的闹剧，还是请她快点收场，换一个地方。“女皇”不得不离开“宝座”，跟随警卫人员钻进轿车，由两辆警卫车“监护”送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平时受够“妖婆”窝囊气的服务员们，此刻扬眉吐气，送走了瘟神！
关于这位瘟神的“秘史”，中外已有几部专著，均是长篇大论，自不赘述。“四五”运动以来，倒是有些无名诗人的词，如《三宠三哭》《赠某女士》《秃儿想掘坟》《气死你》等等，写得蛮有趣味，脍炙人口，尤其那首《终身误》据说是出自名家赵朴初之手，当时争相传抄，广为流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洒洒数百言，这里只好割爱了。还有一首也广为传诵的，那便是广东省文史馆胡希明先生写的七绝：
银幕华灯迹未残，山呼万岁梦江南。
当年庆寿人如在，记得儿家旧姓蓝。
这首七绝妙在揭露了30年代蓝苹女士混迹十里洋场，为蒋介石庆寿的丑事。这是江青一大心病，为此她曾将知情者王莹、郑君里等老电影工作者置于死地。此诗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灯红酒绿的旧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这里，有一件事需要补叙一笔：在“201”室接管江青钥匙、封存文件的前后，在钓鱼台和姚文元住所，也安排专人分别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办公室取钥匙，封文件，不过此事据说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不必细说。
到此为止，“四人帮”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被关押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地下室里（因属机密故略）。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他们自然不习惯于“地下生活”，在“候审”中等得不耐烦了，未免仍然口出狂言，口出怨言，口出骂言，“地上”的人自然听不到，可惜一直陪伴他们在地下的警卫人员只好“挨骂受气”，有时不得已“回敬”几句，也是合理合法，绝无虐待之举。关于关押“四人帮”，已有许多“受审记”面世，不是本书范围，毋须多言。
这里，转引传抄的赵朴初《快刀斩麻除四害》四首诗，为“王、张、江、姚”的覆灭作个小结吧：
王八乌龟梦发财，
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面鼠辈大流氓，
绞尽脑汁想上台。
张牙舞爪阴气露，
春风作面容狼豺。
桥上抽板设陷阱，
杀尽忠良心太坏。
江湖巫婆臭戏子，
青从蛇口毒牙栽。
碎骨吸髓欲称王，
尸落黄泉鬼不睬。
姚士叭狗爬得快，
文过饰非两面派。
元凶恶鬼徒遮日，
焚作骨灰粪中埋。
大江南北齐愤慨，
快刀斩麻除四害。
人民欢呼新胜利，
心花怒放乐开怀。
最后胜利的喜悦
闲话少叙，再说10月6日晚8时后发生在中南海这场“特殊战斗”的另外一幕。
时间：在处置江青之前。
地点：颐年堂后院。
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一座主体建筑，清朝最初称崇雅殿，后改名颐年殿，到民国初年改为颐年堂。上刻横匾“红彩碧滋”，右联是：“榴花照耀菖蒲岸”，左联是：“竹影扶疏翡翠亭”。院内东西房上至今保留着慈禧太后书写的“云山画”“烟雨图”悬匾。颐年堂，康熙初年为儒臣给皇帝进讲之处。新中国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颐年堂一直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党和国家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集体作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常在这里会见党内外知名人士和外宾。“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搬到新建的“游泳池”，丰泽园便逐渐冷落下来。小小院落，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仍旧保持着当年陈设的原貌。苍松香菊，幽雅宜人。现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远新。此刻这位“联络员”已经无事可以“联络”，外间纷纷传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阳。其实，他并没有走。一来“母后”不让走；二来，他自己也觉得重任在身，走不开。他的妻子远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原来给江青女儿看过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看得入神。
突然，李联青（作者尊重本人意见改用化名）出现在门口。李联青是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常来常往。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联络员”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仔细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脱掉往常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觉得有点异样。
“老李，有什么事吗？”“联络员”有点坐不住了。
“准备给你另外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还要带点东西。”
“不要了，什么也别带，现在就走！”
直到此时，“联络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你来抓我？”他霍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质问老熟人。
老熟人开始不客气了，只好实话实说：“你说得不完全对，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来奉命向你传达一件事情。”于是把中央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当时区别于王、张、江、姚，叫“保护审查”）的决定复述了一遍。
“联络员”还算懂事，没有任何抗拒。接着，军人们搜出了他的手枪，然后将他带上汽车，送到候审的地方。
解决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正厅。
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叶剑英元帅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他和华国锋、汪东兴及全部参加这次特殊“会议”的警卫人员，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配合下，由吴德、吴忠等主持，以召开市委紧急会议的形式，召来了“四人帮”的亲信迟×、谢××、金××等人，宣布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采取了其他相应措施，保证了北京市局势的稳定。一向消息灵通的人士迟×，这两天竟害了“政治感冒”。前一天，他还在清华大学大肆吹捧江青，并带着挑衅的口吻大讲特讲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更迭的历史，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他断言：“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个原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扯着江青的“布拉吉”飞黄腾达，一跃而当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还嫌不足，正在梦想“二次革命”，乘机青云直上。他的梦幻彻底破灭了！
遥望太空，乌云退去，银河迢迢，星光闪闪，这是多么喜人的夜晚啊！
这样的胜利是人们所期望，但却是出乎意料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过去了；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说要解决的“四人帮”，两年时间又过去了。谁能料到今天10月6日晚8时至9时，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这个反党集团，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是历史的偶然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智慧战胜愚顽、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胜利，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坚持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一道，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永远载入史册。
关于对“四人帮”采取紧急措施，实行“隔离审查”依法处置的问题，中外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和传记作者，在论著和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记叙和评述。有说是叶帅下令“逮捕”的；有说是传讯“扣押”的；有说是“软禁”的。至于最后解决“四人帮”的地点，更是“五花八门”。或说是在西山“军委作战室”，或说在钓鱼台，或说是分头在办公室或家里抓的，等等。如严家其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写道：“六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这自然是靠他们天才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
还有一本名为《七十八天》的小册子，先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后又由湖南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流传甚广。这本书竟这样写道：
10月6日。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三的午夜，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同时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命令；
立即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钓鱼台某号楼（梁效写作组所在地）。
中央警卫团赵营长听到汪东兴传达这个命令后，十分镇定，立即赶回营区，下令紧急“集合”。
部队全副武装拉出营房，在操场上列队待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由于篇幅有限，恕不再引下去。这位作者在后面接着写这个曾是朱德卫士的“赵营长”，如何一个一个向王、张、江、姚宣读“逮捕令”，实行武装逮捕的。
对于这个显然失实的“纪实”，许多知情的读者和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1986年第4期《文献与研究》上，曾发表陈一非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应当尊重历史真实》的文章，提出批评：
《中国》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登载了×××写的纪实小说《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纪实》。以后，不少报刊纷纷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篇作品所以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同它自称的“纪实”有关。作品里描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有时间，有地点，用的是真实姓名，还有许多刻画入微的细节。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所叙述的基本情节，都是真实的、可信的。读者之所以对它有兴趣，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里来的。作者在接受《南方周末》编辑部采访时曾表示：“我认为，纪实性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者应该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反映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及其背景，不能胡乱虚构。”（见《南方周末》第121期）可惜的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却违背了这一原则，这篇作品描述的历史事件中的许多重要情节或是作者任意虚构的，或是真假掺杂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读过这篇作品的人都会记得，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活龙活现地描绘了毛泽东主持2月14日的怀仁堂碰头会这一情节。这大概要算是作品中的关键性章节之一了吧！这里不仅写下了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当时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以后又说他会后离京到南京中山陵小住，直到2月28日才回来，等等。可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毛泽东当时根本不参加这一类的会议，在此期间也并未离开过北京。所以，作品着力渲染的会议中的许多情况是否“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反映”，实在是不言自明的。至于作品把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许多内容挪到了2月14日来写，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作者在杜撰了毛泽东去南京小住后，接着又引出江青在他回到北京时向他告状这一段情节。这段对话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可惜，也全是凭作者想象虚构出来的。实际上，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整理出会议记录，在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江青密谋后，于16日当晚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并没有去。
据该“回忆录”作者交待，“逮捕”（“四人帮”）行动发生时，他并不在场，第二天听一位“朋友”告诉他的。可见，又是道听途说，生编硬造！问题不在于他本人及其“造谣公司”的写作班子胡说八道，而在于大陆上居然有人对这位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点现代迷信，所以，这里不惜笔墨把这一段有关“回忆”端出来曝曝光。如此而已。
鉴于该书作者及其他“传记”作者都多次引用汪东兴的回忆，现将经过汪东兴本人审阅过的一段有关“怀仁堂会议”的回忆摘录如后，以供研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