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2)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修一条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韶山。他得到红卫兵的信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很快当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毛泽东和斯诺一次谈话提及华国锋，使得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而扬名海外。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他忠于领袖的纯朴感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因此，在“接班人”林彪1971年叛逃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那时已接替病逝的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不久任国务院副总理。直到最后毛泽东几次提名他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此后，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据后来毛远新讲，毛泽东曾问他：张春桥怎样？毛远新答：阴阳怪气。又问：华国锋怎么样？答：忠厚老实。毛泽东说：重厚少文。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吕后曾问刘邦，萧何死后谁能替代。刘邦答：曹参。又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泽东以华国锋比周勃。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首先就碰到一个“批邓”的问题。1976年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要点。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国锋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他提出了“批邓”中应注意的政策界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整个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批邓”的态度是明确的、积极的，但他“批邓”的调子同“四人帮”企图把邓小平彻底批倒批臭的意图还是有所不同的。
不久，华国锋又遇到了十分棘手的天安门事件。他参与了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定性，当然要负一点责任，但操纵者是江青等人。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上午，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下午，又补充说：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加上这一头衔，表明他要以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讲到全国总的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将这三条指示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这也是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尚方宝剑”。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地区，震中地区损失惨重，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8月4日，中央派出慰问团到受灾地区慰问，华国锋是慰问团的总团长。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致悼词。
由于华国锋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因而“四人帮”把矛头对准了华国锋。在党和国家的危急关头，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一道，对“四人帮”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对这一决定予以追认。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和各方面工作的恢复和整顿，党内外一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
然而，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在客观上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确实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全党对于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主观上则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这集中表现在他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上。
“两个凡是”的方针最早是华国锋提出的。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实际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人民群众还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搜集起来，编成诗选，广为散发。华国锋、汪东兴对此是不满意的。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准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太多，说只要登三几篇就行了。他批评《人民日报》社论未定稿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把中央撇开，违反了周总理逝世时悼词提法的口径，命令删掉。当《红旗》杂志社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汪东兴时，汪东兴指示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他还责怪印天安门诗选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并警告出版印刷者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诗选是谁出版谁印刷的。
针对群众的呼声，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在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977年1月8日和25日，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习文件，不谈这些问题。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号召学好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该文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等于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而事实上，这篇社论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定稿，汪东兴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负责人均不知道这篇社论起草的情况，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事先也毫不知情。
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
在起草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这些正确的意见都未被接受。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在谈到当前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华国锋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指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在谈到邓小平的问题时，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为了论证不能急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理由，华国锋依据北京市委制造的一起假案在会上宣称：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华国锋认为，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上述讲话显示，华国锋在对两个问题的态度上已有所松动，承认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提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原因：
第一，从社会基础看，粉碎“四人帮”后，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影响一时不能马上消除，这为华国锋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提供了思想条件。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从全局看，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普遍盛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两个凡是”，还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也就是说，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第二，从华国锋的思想理论体系看，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即提出，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抓“四人帮”，不要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的专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讲话或文章中，都继续沿用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第三，从华国锋的资历、能力和学识看，他也难提出一套新的东西，只能搞“两个凡是”。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华国锋的资历是很浅的，知识和水平均有限。面对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和拥有3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华国锋提不出一整套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认识到，也缺乏能力和胆识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华国锋看来，要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决定。这样，华国锋终究只能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邓小平曾称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第四，从华国锋被提为接班人的特殊历史条件看，他必然要搞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表明他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旗帜，是毛泽东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一是出于对华国锋的信任，二是当时党内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华国锋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接班，就要标榜自己既不同于“四人帮”，也不同于邓小平，只有他能够把毛泽东晚年路线继承下来，不愧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合格的接班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迅速作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就是行动上的证明，而公然提出“两个凡是”可视为华国锋的政治宣言。
第五，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看，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和确定他为接班人，这是他的最大资本。打出毛泽东的旗帜，就能达到抬高和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打击政治对手的双重目的。因此，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后，就大搞对毛泽东和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把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看作是对他的挑战和威胁。而撤销邓小平的职务和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作出的。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政治用意，就是借助毛泽东的威望和名义，以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延缓邓小平出来工作。
关于“两个凡是”的实质，邓小平于1980年6月27日指出：“两个凡是的论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华国锋不愿邓小平三进中南海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年，他73岁。
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使他很富有传奇色彩。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他忠于领袖的纯朴感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因此，在“接班人”林彪1971年叛逃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那时已接替病逝的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不久任国务院副总理。直到最后毛泽东几次提名他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此后，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据后来毛远新讲，毛泽东曾问他：张春桥怎样？毛远新答：阴阳怪气。又问：华国锋怎么样？答：忠厚老实。毛泽东说：重厚少文。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吕后曾问刘邦，萧何死后谁能替代。刘邦答：曹参。又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泽东以华国锋比周勃。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首先就碰到一个“批邓”的问题。1976年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要点。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国锋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他提出了“批邓”中应注意的政策界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整个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批邓”的态度是明确的、积极的，但他“批邓”的调子同“四人帮”企图把邓小平彻底批倒批臭的意图还是有所不同的。
不久，华国锋又遇到了十分棘手的天安门事件。他参与了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定性，当然要负一点责任，但操纵者是江青等人。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上午，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下午，又补充说：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加上这一头衔，表明他要以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讲到全国总的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将这三条指示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这也是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尚方宝剑”。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地区，震中地区损失惨重，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8月4日，中央派出慰问团到受灾地区慰问，华国锋是慰问团的总团长。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致悼词。
由于华国锋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因而“四人帮”把矛头对准了华国锋。在党和国家的危急关头，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一道，对“四人帮”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对这一决定予以追认。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和各方面工作的恢复和整顿，党内外一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
然而，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在客观上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确实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全党对于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主观上则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这集中表现在他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上。
“两个凡是”的方针最早是华国锋提出的。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实际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人民群众还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搜集起来，编成诗选，广为散发。华国锋、汪东兴对此是不满意的。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准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太多，说只要登三几篇就行了。他批评《人民日报》社论未定稿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把中央撇开，违反了周总理逝世时悼词提法的口径，命令删掉。当《红旗》杂志社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汪东兴时，汪东兴指示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他还责怪印天安门诗选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并警告出版印刷者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诗选是谁出版谁印刷的。
针对群众的呼声，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在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977年1月8日和25日，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习文件，不谈这些问题。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号召学好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该文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等于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而事实上，这篇社论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定稿，汪东兴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负责人均不知道这篇社论起草的情况，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事先也毫不知情。
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
在起草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这些正确的意见都未被接受。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在谈到当前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华国锋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指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在谈到邓小平的问题时，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为了论证不能急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理由，华国锋依据北京市委制造的一起假案在会上宣称：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华国锋认为，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上述讲话显示，华国锋在对两个问题的态度上已有所松动，承认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提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原因：
第一，从社会基础看，粉碎“四人帮”后，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影响一时不能马上消除，这为华国锋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提供了思想条件。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从全局看，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普遍盛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两个凡是”，还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也就是说，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第二，从华国锋的思想理论体系看，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即提出，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抓“四人帮”，不要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的专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讲话或文章中，都继续沿用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第三，从华国锋的资历、能力和学识看，他也难提出一套新的东西，只能搞“两个凡是”。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华国锋的资历是很浅的，知识和水平均有限。面对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和拥有3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华国锋提不出一整套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认识到，也缺乏能力和胆识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华国锋看来，要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决定。这样，华国锋终究只能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邓小平曾称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第四，从华国锋被提为接班人的特殊历史条件看，他必然要搞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表明他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旗帜，是毛泽东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一是出于对华国锋的信任，二是当时党内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华国锋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接班，就要标榜自己既不同于“四人帮”，也不同于邓小平，只有他能够把毛泽东晚年路线继承下来，不愧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合格的接班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迅速作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就是行动上的证明，而公然提出“两个凡是”可视为华国锋的政治宣言。
第五，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看，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和确定他为接班人，这是他的最大资本。打出毛泽东的旗帜，就能达到抬高和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打击政治对手的双重目的。因此，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后，就大搞对毛泽东和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把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看作是对他的挑战和威胁。而撤销邓小平的职务和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作出的。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政治用意，就是借助毛泽东的威望和名义，以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延缓邓小平出来工作。
关于“两个凡是”的实质，邓小平于1980年6月27日指出：“两个凡是的论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华国锋不愿邓小平三进中南海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年，他73岁。
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使他很富有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