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7)
10月11日霍士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0月12日赵紫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4日陈丕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7日陈伟达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杰刚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10月21日许家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0月23日乔晓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0月26日马力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日白如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月3日王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5日宋平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11月7日彭冲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11月13日王恩茂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5日任荣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1月22日段君毅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2月6日毛致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9年：
6月14日万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林乎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0月9日李德生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10月19日许世友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向仲华广州部队党委书记
10月30日萧华兰州部队第一政委
韩先楚兰州部队司令员
11月10日廖汉生南京部队第一政委
聂凤智南京部队司令员
杜平南京部队政委
11月22日吴克华成都部队司令员
孔石泉成都部队第二政委
11月22日刘志坚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委
李克忠昆明部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
11月23日刘震新疆部队司令员
由《光明日报》拨起的一颗认识的火星，此刻，已在遍洒着泪水与血水的中国大地上，燃成一片智慧、勇气与信心的燎原大火。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于1978年11月开到12月，历时一个多月。会议期间，根据中央的决定，北京市委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实际上，也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接着，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日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紧接着召开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一周时间，会议就结束了。
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由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十年“文革”的迷雾，走上了阳光明媚的大路。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
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职务。
邓小平讲话，有力支持大讨论
《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对于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罗瑞卿明确指出：《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在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讲话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加了勇气。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指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顶住高压，胡耀邦再次出击
面对高压政策和对《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胡耀邦没有退却，并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写文章进行反驳。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一文。在当时的形势下，文章已不适宜再先由《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当然登载是可以的，但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恰当的方式。于是，《原则》一文送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报》表示完全赞同，并愿意马上发表。该文的发表还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当时在《解放军报》工作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
全军政工会议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吴江等同志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章，我们准备作为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从理论上参与并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修改。他连夜打电话说，文章他初看了一遍，印象很好。并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地发表，要再充实提高一步。他还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此后，他又两次来电话，再三对文章的修改提出意见，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本本主义的思想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反映到文章里去，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几经修改，文章基本定稿。尚未发表，罗瑞卿同志就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临上飞机前，他还惦记着评论员文章，对我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地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没想到，这竟是罗瑞卿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原则》一文，罗瑞卿直接跟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并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五十大板”。
6月24日，《原则》一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了全文。
《原则》一文分三个部分：（1）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2）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3）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原则》一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如果说《标准》一文还只是在中央高层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的话，那么《原则》一文则把对《标准》一文的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了。
继《标准》和《原则》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政治上的表态
在《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7月，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华国锋、汪东兴的意见，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这本身就表明《红旗》杂志是采取的消极抵制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因为不表态而受到群众责难的为难处境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跟他讲了，然后向这位部长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但是，这位部长没有听邓小平的告诫。他于1978年8月到东北，在大庆、吉林、辽宁等地，地方同志请他讲真理标准问题。但他却说，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的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还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只好在11月16日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说，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这样《红旗》只好刊登谭震林文章，从而也“卷入”进来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顶住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与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从邓小平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特别是9月份在东北发表重要谈话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其实，这已不是一个对学术理论观点的看法问题，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这种表态在当时是起作用的，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给予了有力支持，同时削弱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的力量，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
华国锋：“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10月12日赵紫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4日陈丕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7日陈伟达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杰刚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10月21日许家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0月23日乔晓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0月26日马力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日白如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月3日王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5日宋平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11月7日彭冲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11月13日王恩茂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5日任荣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1月22日段君毅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2月6日毛致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9年：
6月14日万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林乎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0月9日李德生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10月19日许世友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向仲华广州部队党委书记
10月30日萧华兰州部队第一政委
韩先楚兰州部队司令员
11月10日廖汉生南京部队第一政委
聂凤智南京部队司令员
杜平南京部队政委
11月22日吴克华成都部队司令员
孔石泉成都部队第二政委
11月22日刘志坚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委
李克忠昆明部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
11月23日刘震新疆部队司令员
由《光明日报》拨起的一颗认识的火星，此刻，已在遍洒着泪水与血水的中国大地上，燃成一片智慧、勇气与信心的燎原大火。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于1978年11月开到12月，历时一个多月。会议期间，根据中央的决定，北京市委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实际上，也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接着，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日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紧接着召开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一周时间，会议就结束了。
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由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十年“文革”的迷雾，走上了阳光明媚的大路。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
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职务。
邓小平讲话，有力支持大讨论
《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对于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罗瑞卿明确指出：《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在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讲话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加了勇气。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指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顶住高压，胡耀邦再次出击
面对高压政策和对《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胡耀邦没有退却，并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写文章进行反驳。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一文。在当时的形势下，文章已不适宜再先由《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当然登载是可以的，但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恰当的方式。于是，《原则》一文送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报》表示完全赞同，并愿意马上发表。该文的发表还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当时在《解放军报》工作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
全军政工会议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吴江等同志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章，我们准备作为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从理论上参与并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修改。他连夜打电话说，文章他初看了一遍，印象很好。并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地发表，要再充实提高一步。他还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此后，他又两次来电话，再三对文章的修改提出意见，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本本主义的思想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反映到文章里去，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几经修改，文章基本定稿。尚未发表，罗瑞卿同志就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临上飞机前，他还惦记着评论员文章，对我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地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没想到，这竟是罗瑞卿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原则》一文，罗瑞卿直接跟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并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五十大板”。
6月24日，《原则》一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了全文。
《原则》一文分三个部分：（1）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2）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3）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原则》一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如果说《标准》一文还只是在中央高层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的话，那么《原则》一文则把对《标准》一文的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了。
继《标准》和《原则》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政治上的表态
在《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7月，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华国锋、汪东兴的意见，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这本身就表明《红旗》杂志是采取的消极抵制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因为不表态而受到群众责难的为难处境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跟他讲了，然后向这位部长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但是，这位部长没有听邓小平的告诫。他于1978年8月到东北，在大庆、吉林、辽宁等地，地方同志请他讲真理标准问题。但他却说，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的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还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只好在11月16日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说，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这样《红旗》只好刊登谭震林文章，从而也“卷入”进来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顶住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与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从邓小平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特别是9月份在东北发表重要谈话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其实，这已不是一个对学术理论观点的看法问题，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这种表态在当时是起作用的，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给予了有力支持，同时削弱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的力量，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
华国锋：“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