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9)
与会同志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照“两个凡是”的主张办事，许多过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就不能解决，“四人帮”搞的大批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果真这样办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谈得上什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又怎能团结全党顺利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与会同志对今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陈云就当前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1）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3）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5）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有关人事的问题。会议的六个大组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委员；认为陈云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德高望重，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同志为中央委员，等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这篇文献的产生过程，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而变成全局性拨乱反正会议的一个生动体现。曾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朱佳木回忆说：
原先，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要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待得十分详尽清楚，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2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后来，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来，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4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接着，邓小平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邓小平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最后号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本来，13日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也就应该闭幕了。由于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这样，12月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分组进行了讨论。
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中心议题与全会公报
鉴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五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因工作需要列席了会议，共290人。
12月18日，全会六个组均传达讨论了17日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好三中全会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议程、时间安排和会议开法；表示要发扬工作会议的精神，集中精力，开好全会。
18日白天，与会代表自己看文件。晚上，全会正式开幕，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很清楚，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贯穿全会的中心思想。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全会还讨论决定了许多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12月19日，代表们继续看文件。20日、21日分六个组进行讨论。22日白天继续讨论。22日晚全会闭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陈云也在闭幕会上作了简短讲话。陈云说：“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22日晚举行的闭幕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并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关于三中全会公报这一重要文献的产生，朱佳木回忆说：
工作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回去了，有的留下来休息，等着三天后开全会。因为乔木同志已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所以也留了下来。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原来，就在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同志鉴于由会议文件起草班子准备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与会议的实际结果距离太大，故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实事求是的确立
实事求是是全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方针，造成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确立起来。
与会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一方面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它。
这样，全会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既反对了“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又反对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为解放思想确立了根本的原则。
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重点转移，建设为主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最早是邓小平于1978年9月提出，随后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决定的。
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实行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同志对今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陈云就当前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1）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3）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5）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有关人事的问题。会议的六个大组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委员；认为陈云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德高望重，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同志为中央委员，等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这篇文献的产生过程，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而变成全局性拨乱反正会议的一个生动体现。曾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朱佳木回忆说：
原先，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要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待得十分详尽清楚，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2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后来，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来，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4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接着，邓小平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邓小平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最后号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本来，13日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也就应该闭幕了。由于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这样，12月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分组进行了讨论。
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中心议题与全会公报
鉴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五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因工作需要列席了会议，共290人。
12月18日，全会六个组均传达讨论了17日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好三中全会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议程、时间安排和会议开法；表示要发扬工作会议的精神，集中精力，开好全会。
18日白天，与会代表自己看文件。晚上，全会正式开幕，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很清楚，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贯穿全会的中心思想。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全会还讨论决定了许多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12月19日，代表们继续看文件。20日、21日分六个组进行讨论。22日白天继续讨论。22日晚全会闭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陈云也在闭幕会上作了简短讲话。陈云说：“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22日晚举行的闭幕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并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关于三中全会公报这一重要文献的产生，朱佳木回忆说：
工作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回去了，有的留下来休息，等着三天后开全会。因为乔木同志已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所以也留了下来。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原来，就在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同志鉴于由会议文件起草班子准备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与会议的实际结果距离太大，故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实事求是的确立
实事求是是全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方针，造成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确立起来。
与会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一方面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它。
这样，全会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既反对了“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又反对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为解放思想确立了根本的原则。
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重点转移，建设为主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最早是邓小平于1978年9月提出，随后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决定的。
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实行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