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11)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此，中国走上并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2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已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口头语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形成和发展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近20年的历史发展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胡绳同志指出：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
会议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更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办主任、党委书记、警卫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华国锋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跟随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华国锋本人虽未被批评，但也不得不就“两个凡是”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面对这种处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华国锋接受建议，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他说：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这段话，胡乔木作了一点发挥。他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的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华国锋同志提出以后不要讲“华主席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像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在信上划圈，但没有表态。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的一位学员于1978年12月29日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对红星养猪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把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胡耀邦看到这封信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其实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赵紫阳接任总理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
赵紫阳，1919年出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1960年至196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迫害。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4月起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10月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后，赵紫阳在四川领导推动农村改革和进行城市改革试点，取得成绩，对全国的改革起了带头作用并提供了经验。在实现伟大转折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在西南组的讨论中多次发言，赞成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批评“两个凡是”和《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态度，并对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和彭真一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和胡耀邦一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1980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赵紫阳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
华国锋在辞去总理职务后，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干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8000人了。华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同志也都在会上发了言。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大家提出，华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大家指出，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会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同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同志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一）（二）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此，中国走上并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2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已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口头语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形成和发展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近20年的历史发展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胡绳同志指出：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
会议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更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办主任、党委书记、警卫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华国锋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跟随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华国锋本人虽未被批评，但也不得不就“两个凡是”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面对这种处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华国锋接受建议，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他说：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这段话，胡乔木作了一点发挥。他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的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华国锋同志提出以后不要讲“华主席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像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在信上划圈，但没有表态。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的一位学员于1978年12月29日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对红星养猪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把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胡耀邦看到这封信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其实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赵紫阳接任总理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
赵紫阳，1919年出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1960年至196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迫害。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4月起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10月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后，赵紫阳在四川领导推动农村改革和进行城市改革试点，取得成绩，对全国的改革起了带头作用并提供了经验。在实现伟大转折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在西南组的讨论中多次发言，赞成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批评“两个凡是”和《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态度，并对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和彭真一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和胡耀邦一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1980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赵紫阳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
华国锋在辞去总理职务后，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干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8000人了。华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同志也都在会上发了言。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大家提出，华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大家指出，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会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同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同志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一）（二）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