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1）
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讲话了。“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是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全国科学大会规模空前，邓小平3月18日的讲话犹如春风，令人精神振奋。
301医院特殊病号的笑容
“四人帮”垮台之时，邓小平正在301医院治病。
邓小平为粉碎“四人帮”而兴奋，但也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着急。这一天，他将目光投向李维信。
李维信每周来301医院两次，探望邓小平，看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他从1952年进中南海，就一直为中央首长做服务工作，善于从一瞥目光、一个微笑或是一声轻咳里察知首长的想法和意图。当他的眼睛和邓小平的目光相遇时，立即走到这位老革命家面前。
“首长有什么事吩咐？”
“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吧？”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马上汇报。”
邓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虽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然夹着烟。他不慌不忙地将材料举在面前望一眼，然后朝李维信点一点头。李维信退到一边，邓小平开始看文件。他看得认真，可以说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蠕动，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犀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当他的目光自上渐渐扫到下时，有时又跳到上面，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
他翻页时，神色凝重，一丝不苟，仿佛不是翻材料，而是在翻动历史，容不得那“历史的一页”留下任何一点折痕。
他终于读完了材料，放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重新将目光投向李维信：“坐这里，坐过来。”
李维信坐到邓小平身边。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邓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烟，略有屏息，痛快地将烟喷出。长长的烟柱直撞到茶几上才翻卷着朝四周弥漫开。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没错，‘四人帮’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早恨透他们了。”李维信说着，朝门口瞟一眼，忙起身让开一边。专家和医生们来查房，为邓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疗情况。他们脸上带了轻松的笑容。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舒一口气。
“小李，不要走。”邓小平招呼站到门口的李维信，“你也进来听听。”
李维信回到病房，听专家介绍病情和治病结果。愉快轻松的笑声贯穿了检查和研究的全过程。
送走医生，邓小平两眼闪闪发亮，情绪很高。他将医生劝说少吸烟的话搁置一边，又吸燃一支香烟，兴致勃勃地问李维信：“再谈谈，外面还有什么新闻？”
李维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声。他生得肌厚肉重，开心时，圆胖胖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来，带着鼻音瓮声瓮气说：“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呢。”
“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了？”邓小平的一双大眼闪烁出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维信做着手势说了那条“爆炸性新闻”。那是邓小平的女婿，骑了一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气缸爆炸了。金属碎片炸飞出去，炸到了哨兵。
“伤人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没伤。”李维信摇头，“气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腿上，没多大劲。”
邓小平松口气，随即感慨道：“咱们好多事情就是质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还一个劲自己瞎吹。那个‘风庆’号远洋轮，我说质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李维信本是随声附和，下意识地点着头，听到后面几句，哪根心弦被拨动一下，眼睛顿时一亮：可不是吗？“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类，自以为最革命，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若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那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和解放？
“是这个理。”李维信相信地说：“我们老区不少地方到现在还吃不饱穿不暖。自己都没过好，还说别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解放，人家信吗？”
邓小平为这句实在话笑了，转个话题说：“我的电视机坏了，你帮忙找人修修。”
“没问题。”李维信像接受任务一般，“我找人修。”
他将电视机抱到广播电视部，找了一位管修理的熟人，说：“帮个忙，把这部电视机修修。”
“先放下吧。”
李维信把嘴贴过去，小声地：“这是小平同志的。”
“嗯？小平的！”这位熟人略一怔，马上来了热情。“邓快出来了，这是人心所向，我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电影。李维信拿来十几部解放的影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并未对这十几部电影获得解放感到满意。他说：“不止十几部好电影吧？过去许多片子都是好电影，都可以拿出来上演么。”
稍停片刻，邓小平带着回忆的神情，一字一板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多少烈士，我们活着是幸存者。老电影要解放出来，老同志更要解放出来……”
众望所归，邓小平三进中南海
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摆在华国锋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怎样对几个月前被打倒的邓小平。是当机立断，马上宣布无罪，立即启用，还是继续压制，不让他出头露面？华国锋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他没有作出前一种符合民心的选择，而是作了后一种选择。所以，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行，却仍然坚持毛泽东的错误，提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人们对华国锋的讲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终于把制造天下大乱的“四人帮”抓了起来，太平盛世有指望了。忧的是，为什么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呢？谁不知道他是被迫害者，为什么不把这位治国安邦的能人立刻解放出来，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能人，来收拾中国这个破烂不堪的乱摊子！据说，叶剑英当时就建议启用邓小平，但他的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
华国锋还讲：广大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这番话一传达下去，几千万被迫害的人，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这不是继续还要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吗！什么叫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意思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正确的？正确对待自己，岂不是叫人尽管受了天大的冤枉，也不要有任何不满情绪，要逆来顺受，学阿Q精神？如果是执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把“四人帮”抓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在心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这不是等于换汤不换药吗？
正是这时，人们普遍关心起邓小平来，他为什么不出来？是谁不让他出来？人们不由得想起1975年他执政时，尽管有“四人帮”的百般阻挠，他还是力排众议，给不少受害者平了反，申了冤。在他腹背受敌时，他都能挺身而出，不顾艰险，来搭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而今天，“四人帮”被抓起来，绊脚石被踢开了，只要他一出马，他一定会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搭救出来的。
人们信任邓小平，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尽艰辛、饱经苦难的受害者，他亲身体验过受害者的苦辣辛酸。只要他一当权，对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决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怀念邓小平，津津乐道邓小平的好处，盼望邓小平出来工作，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不是哪一个嫉贤妒能的人所能挡住的。解放邓小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正在人们焦急地盼望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即1976年10月26日这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批“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决不能批；第四，不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这是华国锋头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次会议的精神向下边一传达，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引起了不安。为什么批判罪恶滔天的“四人帮”，还要让邓小平“陪绑”？这太不公道了，谁不知道邓小平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他究竟哪一点错了？如果是邓小平错了，那只能说是“四人帮”对了，那“四人帮”还有什么批头？
人们更忧虑不安的是：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么一来，连“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充分肯定了。谁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动，“文化大革命”中定的案，杀的人，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触及，那么，怎么解释逮捕“四人帮”呢？这不也是不合法吗？因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肯定过江青的功绩，在他向这个世界告别之前，并没有留下遗言，说让逮捕江青。可见，两个凡是的口号，不但不得人心，而且它本身就矛盾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国锋又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它像一道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人们早已领教过这个“纲”的威力了。什么“纲”？就是众所周知“以阶级斗争为纲”。自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神州大地就没安宁过，更谈不上太平盛世。它像一个阴森可怖的“法器”一样，笼罩在谁的头上，谁就会大祸临头，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时光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年春节邓小平的家里，也热闹起来，来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叶剑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人，都来看望他。
他的处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他什么时候出来工作，仍然有阻力。嫉贤妒能在某些主要领导人身上起着作用。
1977年2月，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向会议参加者作了报告。会场上座无空席。
华国锋讲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顿时，相当一批与会者，都感到惊诧莫名。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历史早已告诉人们，邓小平是众所周知的功臣，为什么把邓小平和“四人帮”平列硬压着不让他出来工作，这也太不实事求是，太不公道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道：“邓小平同志应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应该平反！”
王震也建议：“邓小平同志，是有贡献的，应该尽快地让他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为！”
华国锋对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很不高兴，这是他感到头痛、忌讳的问题。他不让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却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陈云和王震在会议上的发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样就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不论是陈云，还是王震，他们竭力促使邓小平尽早地出来工作，都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完全从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旺和人民的疾苦出发的。
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经济上面临崩溃的乱摊子，不改弦更张，中国就根本没有出路。能够担此重任，具有这种雄韬大略的，只有邓小平。力争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承担起重整山河的重任，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含蓄但却有所指地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这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5月下旬的北京，初夏季节，绿树成荫，百花盛开，百鸟争鸣，正是美好的季节。24日这天，两位中央领导人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热情地和这两位领导人握手，然后，他摆摆手，让了座。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坐定之后，关切地问候道：“小平同志近来身体怎样？”
“还好！”邓小平微笑着说：“我这人心也宽，还能经受得起打击。所以，我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没垮，一切都好！”
这两位中央领导人经过寒暄之后，又把当前的一些问题，谈了一会儿。
“前些日子。”邓小平胸有成竹地道：“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说到这，他停顿下来，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会儿，又意味深长地说道：“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
不久，邓小平同志这番谈话传了出去！一些好心人，为邓小平的直言而担着心。谁心里都明白，“两个凡是”是由华国锋提出来的。此时，华国锋是党中央的一把手，而邓小平仍然过着“隐士”生活，虽然全国的舆论，都站在他一边，可他毕竟还没有官复原职。这种矛头对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讲话，是否太早了点，会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但邓小平没有顾及这些，虽然他此时是处于无职无权的地位，该说的，不管是触犯了谁，他还是要说的。为了国家的振兴，他理当直言相告。不这样做，在他看来，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这年，7月中旬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上，终于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个消息一公布，全国人民欣喜若狂，拍手称快！他终于解放了，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振兴中华的工作上去了！
“要吃米，找万里”
在全国农村改革中，以万里担任省委书记的安徽省和以赵紫阳担任省委书记的四川省先走一步，对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因而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1987年6月，邓小平在跟外宾谈话时也说：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农业合作化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出现过几次，但每次刚一出现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一亿多。广大农民急待休养生息，安徽、四川显得尤为迫切。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农委经过反复调查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以省委文件的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被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2）加速生产发展；（3）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4）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6）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出现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份红头文件。这为后来安徽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赵紫阳和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有：（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地；（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对于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和上述两个文件，《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别作了报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本已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除长江、淮河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树叶凋落。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灾民离家乞讨，一片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议上动情地提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策，是给广大农民下的一场及时雨。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特别是这一“借”，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因。
小岗18户农民的秘密协议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出名。而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后，凤阳人民讨饭就同凤阳花鼓一样，闻名全国。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灾荒后，凤阳人“走四方”更是达到了高峰。
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斗胆“包产到户”，哪怕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饥饿中求生的办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终于迈出艰难的一步，闯入了禁区：“包”。1978年冬，“包产到组”的办法已在小岗实行。小岗全队共20户人家（包括两户单身），共115人，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又划分为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三户，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个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齐。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要按他们达成的三条保证办。这封保证书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
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
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20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或图章（17个指印，3个图章）。这份保证书的标点符号不规范，都是打上一个点，可以说是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几个错别字。而这正是农民写的协议。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分完了。
小岗的秘密还是很快就被外面知道了。但小岗顶住了巨大压力，并得以幸存下来。是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一斤粮食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讲话了。“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是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全国科学大会规模空前，邓小平3月18日的讲话犹如春风，令人精神振奋。
301医院特殊病号的笑容
“四人帮”垮台之时，邓小平正在301医院治病。
邓小平为粉碎“四人帮”而兴奋，但也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着急。这一天，他将目光投向李维信。
李维信每周来301医院两次，探望邓小平，看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他从1952年进中南海，就一直为中央首长做服务工作，善于从一瞥目光、一个微笑或是一声轻咳里察知首长的想法和意图。当他的眼睛和邓小平的目光相遇时，立即走到这位老革命家面前。
“首长有什么事吩咐？”
“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吧？”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马上汇报。”
邓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虽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然夹着烟。他不慌不忙地将材料举在面前望一眼，然后朝李维信点一点头。李维信退到一边，邓小平开始看文件。他看得认真，可以说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蠕动，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犀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当他的目光自上渐渐扫到下时，有时又跳到上面，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
他翻页时，神色凝重，一丝不苟，仿佛不是翻材料，而是在翻动历史，容不得那“历史的一页”留下任何一点折痕。
他终于读完了材料，放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重新将目光投向李维信：“坐这里，坐过来。”
李维信坐到邓小平身边。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邓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烟，略有屏息，痛快地将烟喷出。长长的烟柱直撞到茶几上才翻卷着朝四周弥漫开。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没错，‘四人帮’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早恨透他们了。”李维信说着，朝门口瞟一眼，忙起身让开一边。专家和医生们来查房，为邓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疗情况。他们脸上带了轻松的笑容。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舒一口气。
“小李，不要走。”邓小平招呼站到门口的李维信，“你也进来听听。”
李维信回到病房，听专家介绍病情和治病结果。愉快轻松的笑声贯穿了检查和研究的全过程。
送走医生，邓小平两眼闪闪发亮，情绪很高。他将医生劝说少吸烟的话搁置一边，又吸燃一支香烟，兴致勃勃地问李维信：“再谈谈，外面还有什么新闻？”
李维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声。他生得肌厚肉重，开心时，圆胖胖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来，带着鼻音瓮声瓮气说：“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呢。”
“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了？”邓小平的一双大眼闪烁出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维信做着手势说了那条“爆炸性新闻”。那是邓小平的女婿，骑了一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气缸爆炸了。金属碎片炸飞出去，炸到了哨兵。
“伤人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没伤。”李维信摇头，“气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腿上，没多大劲。”
邓小平松口气，随即感慨道：“咱们好多事情就是质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还一个劲自己瞎吹。那个‘风庆’号远洋轮，我说质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李维信本是随声附和，下意识地点着头，听到后面几句，哪根心弦被拨动一下，眼睛顿时一亮：可不是吗？“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类，自以为最革命，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若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那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和解放？
“是这个理。”李维信相信地说：“我们老区不少地方到现在还吃不饱穿不暖。自己都没过好，还说别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解放，人家信吗？”
邓小平为这句实在话笑了，转个话题说：“我的电视机坏了，你帮忙找人修修。”
“没问题。”李维信像接受任务一般，“我找人修。”
他将电视机抱到广播电视部，找了一位管修理的熟人，说：“帮个忙，把这部电视机修修。”
“先放下吧。”
李维信把嘴贴过去，小声地：“这是小平同志的。”
“嗯？小平的！”这位熟人略一怔，马上来了热情。“邓快出来了，这是人心所向，我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电影。李维信拿来十几部解放的影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并未对这十几部电影获得解放感到满意。他说：“不止十几部好电影吧？过去许多片子都是好电影，都可以拿出来上演么。”
稍停片刻，邓小平带着回忆的神情，一字一板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多少烈士，我们活着是幸存者。老电影要解放出来，老同志更要解放出来……”
众望所归，邓小平三进中南海
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摆在华国锋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怎样对几个月前被打倒的邓小平。是当机立断，马上宣布无罪，立即启用，还是继续压制，不让他出头露面？华国锋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他没有作出前一种符合民心的选择，而是作了后一种选择。所以，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行，却仍然坚持毛泽东的错误，提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人们对华国锋的讲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终于把制造天下大乱的“四人帮”抓了起来，太平盛世有指望了。忧的是，为什么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呢？谁不知道他是被迫害者，为什么不把这位治国安邦的能人立刻解放出来，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能人，来收拾中国这个破烂不堪的乱摊子！据说，叶剑英当时就建议启用邓小平，但他的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
华国锋还讲：广大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这番话一传达下去，几千万被迫害的人，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这不是继续还要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吗！什么叫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意思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正确的？正确对待自己，岂不是叫人尽管受了天大的冤枉，也不要有任何不满情绪，要逆来顺受，学阿Q精神？如果是执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把“四人帮”抓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在心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这不是等于换汤不换药吗？
正是这时，人们普遍关心起邓小平来，他为什么不出来？是谁不让他出来？人们不由得想起1975年他执政时，尽管有“四人帮”的百般阻挠，他还是力排众议，给不少受害者平了反，申了冤。在他腹背受敌时，他都能挺身而出，不顾艰险，来搭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而今天，“四人帮”被抓起来，绊脚石被踢开了，只要他一出马，他一定会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搭救出来的。
人们信任邓小平，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尽艰辛、饱经苦难的受害者，他亲身体验过受害者的苦辣辛酸。只要他一当权，对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决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怀念邓小平，津津乐道邓小平的好处，盼望邓小平出来工作，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不是哪一个嫉贤妒能的人所能挡住的。解放邓小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正在人们焦急地盼望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即1976年10月26日这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批“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决不能批；第四，不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这是华国锋头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次会议的精神向下边一传达，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引起了不安。为什么批判罪恶滔天的“四人帮”，还要让邓小平“陪绑”？这太不公道了，谁不知道邓小平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他究竟哪一点错了？如果是邓小平错了，那只能说是“四人帮”对了，那“四人帮”还有什么批头？
人们更忧虑不安的是：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么一来，连“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充分肯定了。谁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动，“文化大革命”中定的案，杀的人，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触及，那么，怎么解释逮捕“四人帮”呢？这不也是不合法吗？因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肯定过江青的功绩，在他向这个世界告别之前，并没有留下遗言，说让逮捕江青。可见，两个凡是的口号，不但不得人心，而且它本身就矛盾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国锋又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它像一道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人们早已领教过这个“纲”的威力了。什么“纲”？就是众所周知“以阶级斗争为纲”。自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神州大地就没安宁过，更谈不上太平盛世。它像一个阴森可怖的“法器”一样，笼罩在谁的头上，谁就会大祸临头，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时光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年春节邓小平的家里，也热闹起来，来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叶剑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人，都来看望他。
他的处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他什么时候出来工作，仍然有阻力。嫉贤妒能在某些主要领导人身上起着作用。
1977年2月，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向会议参加者作了报告。会场上座无空席。
华国锋讲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顿时，相当一批与会者，都感到惊诧莫名。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历史早已告诉人们，邓小平是众所周知的功臣，为什么把邓小平和“四人帮”平列硬压着不让他出来工作，这也太不实事求是，太不公道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道：“邓小平同志应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应该平反！”
王震也建议：“邓小平同志，是有贡献的，应该尽快地让他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为！”
华国锋对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很不高兴，这是他感到头痛、忌讳的问题。他不让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却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陈云和王震在会议上的发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样就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不论是陈云，还是王震，他们竭力促使邓小平尽早地出来工作，都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完全从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旺和人民的疾苦出发的。
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经济上面临崩溃的乱摊子，不改弦更张，中国就根本没有出路。能够担此重任，具有这种雄韬大略的，只有邓小平。力争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承担起重整山河的重任，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含蓄但却有所指地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这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5月下旬的北京，初夏季节，绿树成荫，百花盛开，百鸟争鸣，正是美好的季节。24日这天，两位中央领导人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热情地和这两位领导人握手，然后，他摆摆手，让了座。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坐定之后，关切地问候道：“小平同志近来身体怎样？”
“还好！”邓小平微笑着说：“我这人心也宽，还能经受得起打击。所以，我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没垮，一切都好！”
这两位中央领导人经过寒暄之后，又把当前的一些问题，谈了一会儿。
“前些日子。”邓小平胸有成竹地道：“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说到这，他停顿下来，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会儿，又意味深长地说道：“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
不久，邓小平同志这番谈话传了出去！一些好心人，为邓小平的直言而担着心。谁心里都明白，“两个凡是”是由华国锋提出来的。此时，华国锋是党中央的一把手，而邓小平仍然过着“隐士”生活，虽然全国的舆论，都站在他一边，可他毕竟还没有官复原职。这种矛头对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讲话，是否太早了点，会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但邓小平没有顾及这些，虽然他此时是处于无职无权的地位，该说的，不管是触犯了谁，他还是要说的。为了国家的振兴，他理当直言相告。不这样做，在他看来，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这年，7月中旬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上，终于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个消息一公布，全国人民欣喜若狂，拍手称快！他终于解放了，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振兴中华的工作上去了！
“要吃米，找万里”
在全国农村改革中，以万里担任省委书记的安徽省和以赵紫阳担任省委书记的四川省先走一步，对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因而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1987年6月，邓小平在跟外宾谈话时也说：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农业合作化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出现过几次，但每次刚一出现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一亿多。广大农民急待休养生息，安徽、四川显得尤为迫切。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农委经过反复调查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以省委文件的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被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2）加速生产发展；（3）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4）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6）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出现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份红头文件。这为后来安徽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赵紫阳和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有：（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地；（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对于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和上述两个文件，《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别作了报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本已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除长江、淮河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树叶凋落。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灾民离家乞讨，一片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议上动情地提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策，是给广大农民下的一场及时雨。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特别是这一“借”，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因。
小岗18户农民的秘密协议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出名。而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后，凤阳人民讨饭就同凤阳花鼓一样，闻名全国。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灾荒后，凤阳人“走四方”更是达到了高峰。
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斗胆“包产到户”，哪怕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饥饿中求生的办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终于迈出艰难的一步，闯入了禁区：“包”。1978年冬，“包产到组”的办法已在小岗实行。小岗全队共20户人家（包括两户单身），共115人，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又划分为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三户，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个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齐。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要按他们达成的三条保证办。这封保证书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
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
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20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或图章（17个指印，3个图章）。这份保证书的标点符号不规范，都是打上一个点，可以说是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几个错别字。而这正是农民写的协议。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分完了。
小岗的秘密还是很快就被外面知道了。但小岗顶住了巨大压力，并得以幸存下来。是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一斤粮食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