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3)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之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
更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就深切关注着教育和科技。他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把以上几个好像是偶然发生的点连接起来，于是构成了1977年中国教育史上那次伟大的、必然的时代转折。
在座谈会上，邓小平倾听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有人讲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3年就毕业。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现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在8月6日下午的发言中，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衍、上海有机所汪犭酉等科学家都发了言。发言过程中，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在查全性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话音未落，掌声――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科学家和教育家们不由得生出万端感慨来：多少年没有这么舒畅、这么诚心诚意地鼓掌了。他们亲身参与了一个推动时代向前发展的重要时刻，更要紧的是，他们毕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科学事业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希望一旦走出这间会议厅，就得准备付出艰辛和曲折的代价。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由于是游泳旺季，代表们中间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直至送走“秋老虎”，迎接了金秋。这造成了后来77级的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44天，每一天都交织着是和非，进与退，得与失的人生辩证法，在黎明降临前，没有谁能够超越黑夜的过滤。
8月12日，也就是这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一个必然要对本次会议发生重大影响的大会――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会议从8月12日至8月18日。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妨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
正因如此，招生制度要改革的认识，千辛万苦获得的觉醒，又一下子回到了当初的零点：教育要上去，就必须改革现有的高校招生体制，而改革就必须首先搬开那只拦路虎――“两个估计”。否定“两个估计”势必会触犯“两个凡是”的天条――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弄不好可是要粉身碎骨，遗臭几年、几十年。冲破思想的桎梏真难，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大秧歌，进两步，退两步，锣鼓喧天步履雀跃的表象下，覆盖着卓越的稳健。
还是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已鲜明地阐明了观点：“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后，对建国后全国教育界十七年的工作，邓小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既然邓小平已经指明了方向并且亲手打破了第一块坚冰，我们为什么没有胆量破浪前进？大多数与会者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他们在酝酿，在积蓄勇气；也有的人在动摇、犹豫、徘徊。他们的确有理由胆怯，这岂止是一个高校招生改革问题啊，它分明就是一个突破口，从这里，要开始把过去的错误纠正过来，在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呵！冲击在前怎能不掂一掂分量，想一想是非！真理和谬误都在大气里酝酿着、碰撞着，两条路线，两种选择在相持。“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这首打油之作，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渴望解放的心情。
终于，有人不甘心让真理再次从鼻尖下滑过，他要让邓小平尽快了解大多数与会者焦急的心情，让他了解历史在前进的关头又遇到了多么大的阻力。此人就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穆扬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并要求把不同的意见向上反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于是，9月3日，穆扬邀请了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同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他们是：文鉴白（陕西）、刘龙祥（河北）、陈惠滋（浙江）、王野平（吉林）、张惠中（福建）、于文达（石化部）。
座谈会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为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座谈会一结束，穆扬趁热打铁，连夜赶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之后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他们深知，邓小平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是，他们又不得不再次送上这道难题。邓小平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关注着这场关系着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搏斗，这篇内参很快就得到了他的肯定。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9月19日，邓小平为此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他说：“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同志的顾虑与裹足不前：“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是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历史的质变于是在瞬间发生了。
“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代表们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一位招生会议的参加者回忆当时听到邓小平这个谈话的感想时，仍然激动不已。大家像过节似的欣喜若狂，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或者复写、转抄、写信……总之，想尽各种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本部门。
接着，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了这个得之不易的新的招生工作意见。比如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他认为太繁琐，改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这就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眼泪的机遇……
这个重要信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惊一般的反响。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做梦都想不到有这么一天。一时，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干部们顾不得休息、吃饭，热情地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连家也变成了办公室。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一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报考大学的人数，竟达空前绝后的1160万！“有旧课本吗？”一下子成了熟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地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堆、废品收购站……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顷刻间，“文化沙漠”变为学文化的沃野。
1000余万！邓小平以一双巨手拨弄起何等磅礴的春潮！它痛彻淋漓地荡涤了“不学无术靠关系”“唯成分论”“读书无用论”的污泥浊水，它向伤痕累累的中国大地吹来第一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它憋足了劲，发出了用年轻而饱经沧桑的生命铸成的回响：
“小――平――您――好！”
拯救一代人的高校之门打开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天上掉馅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感谢邓小平，要不我们都‘残废了’。”
“整整一代人得救了。”
这是真情的外溢。
“此事是邓小平对历史的贡献。当然，这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但是如果没有领袖人物的出现和铁腕的推进，历史在1977年很可能拐到别处去。”
“恢复高考是建立现代化‘黄埔军校’的第一步，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它不仅挽救了一个民族被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它也改变了我们一部分人的命运。在一生当中，纵使有一千次一万次的选择是错的，可是1978年的上大学却永远值得庆幸。”
“在平等的分数面前，我有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它使我重又找回了自信和尊严。”
这是耐人寻味的沉思。
“拨乱反正是一个令人动感情的字眼。”一位经历数十年沧桑巨变的党内高级干部如是说。
对于历经磨难才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的年轻人来说，它真是一个令人动感情的字眼。在那段日子里，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生意特别的火爆，大家纷纷相邀到此举杯表达对四川人邓小平的感激之情。还有更多的人则挤进电影院，一遍遍地看《甲午风云》，向“邓大人”鼓掌致敬。一向含蓄的中国人仿佛突然间开朗透明了许多。
同时，在任何变革面前，一定会有某种舆论代表着“习惯”出来挑剔，而且习惯势力躲在各种角落，让人防不胜防：
“没有自知之明，不掂掂自己的分量”；“考大学是成名成家，想跳出现在的工种”……1978年8月27日的《文汇报》在《闲话》一文里列举了以上闲话，作者描述了一个考生的忧虑心态：“不去报考，在厂里大小也算个人才，报考了不录取，反而出了洋相”。他第一年（1977年）没有考取，第二年更加如坐针毡，“好在今年没有去报考，否则日子更难过”。《闲话》作者还披露说：“今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考生，他们希望不要将他们的成绩单通知单位。”
习惯势力正是披着“左”的外衣，通过人害怕失败、怕失去既得利益，因而不敢打破现状的心理来拖后腿的。在机会好不容易降临的时刻，它扑灭了一些本该更杰出的人的勇气。这种情况在正常的选择机制下，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但毕竟，一个“考”字，标志着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以不学无术为耻，从愚昧无知中摆脱出来。
当时的年轻人在《祝酒歌》中欢庆豪饮，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参与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工程。
没有一位教育家在谈及高等教育时，不联想到整个民族的未来。“教育的危机意味着经济的危机。在技术时代，任何一个产业制度如果没有合格的后备力量都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我们如果缺少这种后备力量，迄今的经济发展将会骤然而止。”这是一位德国教育家在1964年，即我国的“文革”爆发的前两年发出的警告，原因是当时德国大学的入学率落后于欧美各国。这个警告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一点居安思危的味道，但它确实在那个一贯重视教育的国度引起了强烈震动。
1977年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是从负数开始。
以清华大学为例，它的实验室里曾经走出过像钱三强、周培源、茅以升那样的大科学家和数以万计的杰出工程师。可是浩劫后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暖气管冻裂，地板不翼而飞，老鼠做窝，麻雀筑巢，老教师们痛心落泪。
邓小平站在这片废墟前问在场的清华校领导，修复实验室需要多少钱，得知仅恢复仪器设备就要3000万至5000万元时，他立即推算出另一个惊人的数字：“全国就得20个亿。”
一方面是高等院校刚开始恢复元气，另一方面是十年中积压的3000余万享有权利的考生。在激烈辩论是否要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会议上，有人就是被这个数字吓住的：3000万！简直是一个巨型洪峰。于是，那场竞争就变得空前绝后的残酷，而且尤以1977年和1978年为甚：这两年的实际报考人数为1160万，实际招生人数为67.4万，入学率仅为5.8%，即每百人当中，有5.8位幸运儿；对比1993年，相对应的数字则分别为279万比80万，入学率为28.67%。再看全国普通高校在京招生情况：
每百人的录取数，“文革”前为26人；1994年高达88人；1977年和1978年则分别为4人和15人。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省份，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云集的黑龙江省，在1978年不得不实行了两次筛选。考生首先参加省内的命题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率还不到1%。这一残酷的竞争过程，到1979年基本告一段落，1977、1978、1979年，全国高校共招收88万人。这绝处逢生的88万，便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所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从1980年开始，全国高校终于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
积攒了十年的人才，硬是在三年之内完成了淘汰，仿佛被制成“压缩饼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百里挑一，无情淘汰……怎么想象都不过分。那的的确确是一场万马奔腾的厮杀――年轻人与年轻人知识积累的较量，年轻人对命运的背水一战，年轻人诀别一个几乎耗尽他们青春的极左的年代，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诀别过去的自己。神圣的分数线后面，站起了一个饱经沧桑渴求新时代所接纳的知识群体――新三级。
新三级，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代幸运的“黄埔军校”生，他们有幸最先站在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起跑点上；他们不仅经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竞争，他们也最早嗅到了空前公正、空前透明的新鲜的空气。
上山下乡步履维艰
在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几种方式中，到国营农场去曾经是比较受到欢迎的，因为尽管农场同插队一样，都是与天斗，与地斗，风里来，雨里去，是很辛苦的。但农场毕竟能够按月发工资，基本生活不用愁，生产、生活条件一般优于人民公社。插队就不一样，差别较大，少数地方收入较高，多数地方忙一年所获不多，还不得不靠外援。而插队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安置方式，问题也比较集中，成为矛盾的焦点。对知青插队几乎众口一词：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四不满意”。
首先，农民不满意。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形成很大的压力。我国人口80%在农村，“文革”十年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面积由2.61亩降至1.96亩。有些地方，如江、浙一带的农村，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足半亩地，有的地方人均才3分地。他们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再让他人安置城镇青年，只能增加他们的负担，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争饭吃的局面。一些边远地区，虽然土地较多，但自然条件较差，需要较多的投资，农民底子薄，资金少，靠国家拿钱也有困难。知识青年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农民接受，实在强人所难。
其次，知识青年本人及其家长不满意。知青下乡插队，生活不能自给，长期靠家长接济，知青本人觉得脸面无光，家长感到是个沉重负担。有的说：“一个子女下乡，就等于降一级工资”。下面是国务院知青办在1977年对插队知青生活安置方面情况的一份调查材料：
插队青年，在生活安置方面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一）生活不能自给
据27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插队青年生活自给标准按年收入120-150元计算，黑龙江、山东、上海农村的插队青年基本能达到自给。其他地方不能自给的比例是：
70%以上不能自给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甘肃、福建；
50%-70%不能自给的，有陕西、新疆、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内蒙古；
30%-50%不能自给的，有辽宁、吉林、山西、天津、河北、青海、江西、湖南、河南。
据上海反映，该市在外省插队的22万名青年，有13万人生活不能自给。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上海第十二毛纺厂的职工下乡子女婚后生了154个孩子，有130个送回上海靠父母抚养。家长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
（二）住房困难
据1976年底统计，全国有95万下乡青年还没有建房，特别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吉林、四川四省已婚青年有22万，未建房的有10万人。1973年以前建起的房屋，由于国家补助标准低，质量差，大多需要翻修而又无力翻修。
（三）婚姻状况
下乡青年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越来越多，黑龙江省有30万，江苏20万。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90%未婚。据7个省的统计，26、27岁以上未婚的有59万多人。这里既有思想问题，怕婚后不能招工回城；也有实际问题，主要是生活、住房困难，没有结婚安家的条件，还有些地方，由于招工、征兵、升学，男青年走的多，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年龄差距拉大，女多男少，女大男小，找对象难。有的地方出现“三八点”（指全是女青年）。
第三，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动员知识青年下乡，需要各方面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作为带队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并抽出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使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1975年，全国城镇派出的带队干部达9万多人，其中辽宁一个省就派出1.5万人。城镇企事业单位对口支援的物资全国无统计数字，仅上海市每年就拿出两百多万元。为了减轻企业职工因子女下乡所增加的负担，上海市的企业工会还给有下乡子女的职工每月补助10-15元钱。
第四，政府不满意。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每年仍要挤出一笔经费来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从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收入的1%。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基本结束上山下乡为止，国家财政累计拨款达754297万元。不仅未能把下乡青年巩固在农村，而且招致各方面的不满意。有人总结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个不满意”，得不偿失。
“文化大革命”前，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接收42万城镇知识青年，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安排230多万人。按照国家要求农场对职工子女“自行消化”的原则，每年还要安排30万农场职工子女就业。农垦系统职工人数1965年为260万人，1978年增加到514万人。人均负担耕地面积由19.2亩降至12.5亩。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整个农垦系统由盈利转为亏损。农场管理部门再三呼吁不要给农场安排城镇知识青年。因此，知识青年到农场去的路子也越来越不通了。
更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就深切关注着教育和科技。他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把以上几个好像是偶然发生的点连接起来，于是构成了1977年中国教育史上那次伟大的、必然的时代转折。
在座谈会上，邓小平倾听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有人讲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3年就毕业。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现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在8月6日下午的发言中，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衍、上海有机所汪犭酉等科学家都发了言。发言过程中，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在查全性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话音未落，掌声――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科学家和教育家们不由得生出万端感慨来：多少年没有这么舒畅、这么诚心诚意地鼓掌了。他们亲身参与了一个推动时代向前发展的重要时刻，更要紧的是，他们毕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科学事业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希望一旦走出这间会议厅，就得准备付出艰辛和曲折的代价。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由于是游泳旺季，代表们中间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直至送走“秋老虎”，迎接了金秋。这造成了后来77级的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44天，每一天都交织着是和非，进与退，得与失的人生辩证法，在黎明降临前，没有谁能够超越黑夜的过滤。
8月12日，也就是这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一个必然要对本次会议发生重大影响的大会――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会议从8月12日至8月18日。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妨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
正因如此，招生制度要改革的认识，千辛万苦获得的觉醒，又一下子回到了当初的零点：教育要上去，就必须改革现有的高校招生体制，而改革就必须首先搬开那只拦路虎――“两个估计”。否定“两个估计”势必会触犯“两个凡是”的天条――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弄不好可是要粉身碎骨，遗臭几年、几十年。冲破思想的桎梏真难，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大秧歌，进两步，退两步，锣鼓喧天步履雀跃的表象下，覆盖着卓越的稳健。
还是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已鲜明地阐明了观点：“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后，对建国后全国教育界十七年的工作，邓小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既然邓小平已经指明了方向并且亲手打破了第一块坚冰，我们为什么没有胆量破浪前进？大多数与会者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他们在酝酿，在积蓄勇气；也有的人在动摇、犹豫、徘徊。他们的确有理由胆怯，这岂止是一个高校招生改革问题啊，它分明就是一个突破口，从这里，要开始把过去的错误纠正过来，在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呵！冲击在前怎能不掂一掂分量，想一想是非！真理和谬误都在大气里酝酿着、碰撞着，两条路线，两种选择在相持。“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这首打油之作，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渴望解放的心情。
终于，有人不甘心让真理再次从鼻尖下滑过，他要让邓小平尽快了解大多数与会者焦急的心情，让他了解历史在前进的关头又遇到了多么大的阻力。此人就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穆扬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并要求把不同的意见向上反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于是，9月3日，穆扬邀请了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同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他们是：文鉴白（陕西）、刘龙祥（河北）、陈惠滋（浙江）、王野平（吉林）、张惠中（福建）、于文达（石化部）。
座谈会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为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座谈会一结束，穆扬趁热打铁，连夜赶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之后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他们深知，邓小平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是，他们又不得不再次送上这道难题。邓小平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关注着这场关系着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搏斗，这篇内参很快就得到了他的肯定。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9月19日，邓小平为此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他说：“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同志的顾虑与裹足不前：“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是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历史的质变于是在瞬间发生了。
“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代表们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一位招生会议的参加者回忆当时听到邓小平这个谈话的感想时，仍然激动不已。大家像过节似的欣喜若狂，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或者复写、转抄、写信……总之，想尽各种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本部门。
接着，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了这个得之不易的新的招生工作意见。比如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他认为太繁琐，改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这就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眼泪的机遇……
这个重要信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惊一般的反响。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做梦都想不到有这么一天。一时，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干部们顾不得休息、吃饭，热情地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连家也变成了办公室。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一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报考大学的人数，竟达空前绝后的1160万！“有旧课本吗？”一下子成了熟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地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堆、废品收购站……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顷刻间，“文化沙漠”变为学文化的沃野。
1000余万！邓小平以一双巨手拨弄起何等磅礴的春潮！它痛彻淋漓地荡涤了“不学无术靠关系”“唯成分论”“读书无用论”的污泥浊水，它向伤痕累累的中国大地吹来第一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它憋足了劲，发出了用年轻而饱经沧桑的生命铸成的回响：
“小――平――您――好！”
拯救一代人的高校之门打开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天上掉馅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感谢邓小平，要不我们都‘残废了’。”
“整整一代人得救了。”
这是真情的外溢。
“此事是邓小平对历史的贡献。当然，这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但是如果没有领袖人物的出现和铁腕的推进，历史在1977年很可能拐到别处去。”
“恢复高考是建立现代化‘黄埔军校’的第一步，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它不仅挽救了一个民族被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它也改变了我们一部分人的命运。在一生当中，纵使有一千次一万次的选择是错的，可是1978年的上大学却永远值得庆幸。”
“在平等的分数面前，我有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它使我重又找回了自信和尊严。”
这是耐人寻味的沉思。
“拨乱反正是一个令人动感情的字眼。”一位经历数十年沧桑巨变的党内高级干部如是说。
对于历经磨难才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的年轻人来说，它真是一个令人动感情的字眼。在那段日子里，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生意特别的火爆，大家纷纷相邀到此举杯表达对四川人邓小平的感激之情。还有更多的人则挤进电影院，一遍遍地看《甲午风云》，向“邓大人”鼓掌致敬。一向含蓄的中国人仿佛突然间开朗透明了许多。
同时，在任何变革面前，一定会有某种舆论代表着“习惯”出来挑剔，而且习惯势力躲在各种角落，让人防不胜防：
“没有自知之明，不掂掂自己的分量”；“考大学是成名成家，想跳出现在的工种”……1978年8月27日的《文汇报》在《闲话》一文里列举了以上闲话，作者描述了一个考生的忧虑心态：“不去报考，在厂里大小也算个人才，报考了不录取，反而出了洋相”。他第一年（1977年）没有考取，第二年更加如坐针毡，“好在今年没有去报考，否则日子更难过”。《闲话》作者还披露说：“今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考生，他们希望不要将他们的成绩单通知单位。”
习惯势力正是披着“左”的外衣，通过人害怕失败、怕失去既得利益，因而不敢打破现状的心理来拖后腿的。在机会好不容易降临的时刻，它扑灭了一些本该更杰出的人的勇气。这种情况在正常的选择机制下，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但毕竟，一个“考”字，标志着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以不学无术为耻，从愚昧无知中摆脱出来。
当时的年轻人在《祝酒歌》中欢庆豪饮，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参与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工程。
没有一位教育家在谈及高等教育时，不联想到整个民族的未来。“教育的危机意味着经济的危机。在技术时代，任何一个产业制度如果没有合格的后备力量都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我们如果缺少这种后备力量，迄今的经济发展将会骤然而止。”这是一位德国教育家在1964年，即我国的“文革”爆发的前两年发出的警告，原因是当时德国大学的入学率落后于欧美各国。这个警告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一点居安思危的味道，但它确实在那个一贯重视教育的国度引起了强烈震动。
1977年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是从负数开始。
以清华大学为例，它的实验室里曾经走出过像钱三强、周培源、茅以升那样的大科学家和数以万计的杰出工程师。可是浩劫后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暖气管冻裂，地板不翼而飞，老鼠做窝，麻雀筑巢，老教师们痛心落泪。
邓小平站在这片废墟前问在场的清华校领导，修复实验室需要多少钱，得知仅恢复仪器设备就要3000万至5000万元时，他立即推算出另一个惊人的数字：“全国就得20个亿。”
一方面是高等院校刚开始恢复元气，另一方面是十年中积压的3000余万享有权利的考生。在激烈辩论是否要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会议上，有人就是被这个数字吓住的：3000万！简直是一个巨型洪峰。于是，那场竞争就变得空前绝后的残酷，而且尤以1977年和1978年为甚：这两年的实际报考人数为1160万，实际招生人数为67.4万，入学率仅为5.8%，即每百人当中，有5.8位幸运儿；对比1993年，相对应的数字则分别为279万比80万，入学率为28.67%。再看全国普通高校在京招生情况：
每百人的录取数，“文革”前为26人；1994年高达88人；1977年和1978年则分别为4人和15人。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省份，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云集的黑龙江省，在1978年不得不实行了两次筛选。考生首先参加省内的命题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率还不到1%。这一残酷的竞争过程，到1979年基本告一段落，1977、1978、1979年，全国高校共招收88万人。这绝处逢生的88万，便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所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从1980年开始，全国高校终于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
积攒了十年的人才，硬是在三年之内完成了淘汰，仿佛被制成“压缩饼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百里挑一，无情淘汰……怎么想象都不过分。那的的确确是一场万马奔腾的厮杀――年轻人与年轻人知识积累的较量，年轻人对命运的背水一战，年轻人诀别一个几乎耗尽他们青春的极左的年代，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诀别过去的自己。神圣的分数线后面，站起了一个饱经沧桑渴求新时代所接纳的知识群体――新三级。
新三级，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代幸运的“黄埔军校”生，他们有幸最先站在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起跑点上；他们不仅经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竞争，他们也最早嗅到了空前公正、空前透明的新鲜的空气。
上山下乡步履维艰
在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几种方式中，到国营农场去曾经是比较受到欢迎的，因为尽管农场同插队一样，都是与天斗，与地斗，风里来，雨里去，是很辛苦的。但农场毕竟能够按月发工资，基本生活不用愁，生产、生活条件一般优于人民公社。插队就不一样，差别较大，少数地方收入较高，多数地方忙一年所获不多，还不得不靠外援。而插队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安置方式，问题也比较集中，成为矛盾的焦点。对知青插队几乎众口一词：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四不满意”。
首先，农民不满意。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形成很大的压力。我国人口80%在农村，“文革”十年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面积由2.61亩降至1.96亩。有些地方，如江、浙一带的农村，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足半亩地，有的地方人均才3分地。他们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再让他人安置城镇青年，只能增加他们的负担，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争饭吃的局面。一些边远地区，虽然土地较多，但自然条件较差，需要较多的投资，农民底子薄，资金少，靠国家拿钱也有困难。知识青年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农民接受，实在强人所难。
其次，知识青年本人及其家长不满意。知青下乡插队，生活不能自给，长期靠家长接济，知青本人觉得脸面无光，家长感到是个沉重负担。有的说：“一个子女下乡，就等于降一级工资”。下面是国务院知青办在1977年对插队知青生活安置方面情况的一份调查材料：
插队青年，在生活安置方面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一）生活不能自给
据27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插队青年生活自给标准按年收入120-150元计算，黑龙江、山东、上海农村的插队青年基本能达到自给。其他地方不能自给的比例是：
70%以上不能自给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甘肃、福建；
50%-70%不能自给的，有陕西、新疆、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内蒙古；
30%-50%不能自给的，有辽宁、吉林、山西、天津、河北、青海、江西、湖南、河南。
据上海反映，该市在外省插队的22万名青年，有13万人生活不能自给。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上海第十二毛纺厂的职工下乡子女婚后生了154个孩子，有130个送回上海靠父母抚养。家长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
（二）住房困难
据1976年底统计，全国有95万下乡青年还没有建房，特别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吉林、四川四省已婚青年有22万，未建房的有10万人。1973年以前建起的房屋，由于国家补助标准低，质量差，大多需要翻修而又无力翻修。
（三）婚姻状况
下乡青年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越来越多，黑龙江省有30万，江苏20万。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90%未婚。据7个省的统计，26、27岁以上未婚的有59万多人。这里既有思想问题，怕婚后不能招工回城；也有实际问题，主要是生活、住房困难，没有结婚安家的条件，还有些地方，由于招工、征兵、升学，男青年走的多，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年龄差距拉大，女多男少，女大男小，找对象难。有的地方出现“三八点”（指全是女青年）。
第三，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动员知识青年下乡，需要各方面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作为带队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并抽出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使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1975年，全国城镇派出的带队干部达9万多人，其中辽宁一个省就派出1.5万人。城镇企事业单位对口支援的物资全国无统计数字，仅上海市每年就拿出两百多万元。为了减轻企业职工因子女下乡所增加的负担，上海市的企业工会还给有下乡子女的职工每月补助10-15元钱。
第四，政府不满意。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每年仍要挤出一笔经费来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从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收入的1%。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基本结束上山下乡为止，国家财政累计拨款达754297万元。不仅未能把下乡青年巩固在农村，而且招致各方面的不满意。有人总结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个不满意”，得不偿失。
“文化大革命”前，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接收42万城镇知识青年，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安排230多万人。按照国家要求农场对职工子女“自行消化”的原则，每年还要安排30万农场职工子女就业。农垦系统职工人数1965年为260万人，1978年增加到514万人。人均负担耕地面积由19.2亩降至12.5亩。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整个农垦系统由盈利转为亏损。农场管理部门再三呼吁不要给农场安排城镇知识青年。因此，知识青年到农场去的路子也越来越不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