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4)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忙于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时无暇召开全国会议落实毛主席“2？12”批示。而且对如何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上上下下都需要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1977年4月15日，国务院派出以许法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国务院知青办，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并领导知青办的工作。4月21日，国务院知青办正式通知各地，推迟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清理工作一直延续到当年11月。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目、不回答问题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亲自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识青年问题的看法很难分析清楚。由于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些领导人都不敢断然表态，连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还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社会上传说纷纭，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的牺牲品，“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一些有影响的先进青年，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路子是否走对了。城里乡下风传：“现在不宣传下乡了，典型倒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
（二）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不从下乡青年中招工了，有的下乡青年听到这种传闻竟蒙头大哭，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青年点把饭锅门窗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下乡青年，就认为都是“长角长刺”的，一说整顿青年点，就想整青年。内蒙古自治区有个旗把担任基层干部的100多名下乡青年全部撤职；有的还把他们的行李给扔了，把炕扒了。
（四）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心里急。他们感到“吃不透上面精神，说不服下面群众，受夹板气”。有个地区9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
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历史地现实地看问题，简单地肯定和简单地否定都不适宜。毛主席历来强调做计划，办事情，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正确处理好招工、招生、下乡、留城等问题，可以把工作做活，路子越来越宽。“四人帮”别有用心，搞绝对化，把按国家计划招工，说成是“拔根复辟”，把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说成是“复辟回潮”，就是要破坏统筹兼顾的方针，打击陷害坚持正确方针的邓小平等老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座谈会确定，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计委和财政、教育、农林、商业、公安、卫生、劳动、出版、物资等部（局）、总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力量，对存在的问题，分别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同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报送国务院。会议对于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列了11条：
（一）关于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问题；
（二）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方向问题；
（三）关于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合理布局问题；
（四）关于下乡青年的安置形式问题；
（五）关于推广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问题；
（六）关于青年点的建设问题；
（七）关于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问题；
（八）关于如何发挥下乡知识青年作用问题；
（九）关于统筹解决下乡青年实际困难问题；
（十）关于整顿安置经费、物资管理问题。
（十一）关于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问题。
1978年3月27至28日，由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抽调30多人集中学习，然后组成调查组分头下去调查。5月上旬回京汇报。
顺应民心，上山下乡亮红灯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没有能够及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严重阻碍了党的路线及时地转到正确轨道上来。
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小平同志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小平同志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30日，经党中央批准，中组部任命许世平（曾任团中央书记、建设部副部长等职）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兼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党组副书记。许法、王广义、沈宝英为知青办副主任。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志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最早提出插队的是邓小平同志，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然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中，也表示同意小平意见，能不下乡的可以不搞下乡，每年花20个亿，农民还不欢迎，认为是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考和意见，国务院知青办于1978年7月20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立基调。
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3市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从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转移党的工作重点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次大讨论也为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实现毛主席要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遗愿，会议将研究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干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
（二）研究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安置知识青年的问题；
（三）研究留城政策的调整问题，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哪些地方现在就可以不搞上山下乡而自行安排；
（四）研究如何“统筹解决”在乡的800万知识青年，特别是1972年底以前下乡老知青的问题；
（五）总结和推广知青工作典型经验；
（六）研究如何在下乡青年中开展业余教育和培训工作，如何发挥他们在普及农村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实验中的作用，研究如何整肃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动和保护知青健康成长的问题；
（七）研究知青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办事机构及带队干部的管理问题。研究如何整顿思想作风、组织机构和经费管理等问题。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2）
《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准备会议同推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切实解决一些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宣传报导，表彰先进，大造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调查报告和典型经验要报送国务院。《通知》还号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高速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
《通知》下达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同志挂帅，进行了认真地准备，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要开会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城乡各界都在热切地盼望中央作出顺应民心的决策。
粉碎“四人帮”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做到稳而不乱的妥善解决，是困扰领导层的一大难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不能再按照原样走下去了，逐步收缩、逐步结束，已成为共识。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讲法，怎样走法？如果断然宣告停止上山下乡，本来城镇的就业压力就很大，大批下乡知青再蜂拥返城，社会就业就难免酿成爆炸性的问题；如果仍然采取轮换式下乡回城的做法，劳民伤财，就业问题没解决、经济上国家也承受不起。所以，思之再三，慎之又慎，对待知青问题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调整安置办法，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10月7日发出开会通知前后，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有过3次深入地讨论。
一、第一次讨论
1978年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康永和、许世平、韩英等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纪登奎说，总的方针是要稳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要考虑。要在坚持上山下乡的方针下，以求安定团结。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上，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也会给下边造成困难。农场要稳定住，这也是个方针。
李先念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四不满意”（指城市、农村、家长和青年本人），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
二、第二次讨论
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进行了讨论。
李先念：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肯定这一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的说是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有些行业人不够，特别是服务行业的人不够。现实状况是城市多了2000万人，城市毕业生容纳不了。关键在于多2000万人，就多吃100亿斤商品粮。粮食问题是涉及城乡的一个很大问题，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生产。把知识青年统统下去对不对？我看不对，管的多了，不管什么人都搞下去。今后要集中管好190个大、中城市，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四人帮”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纪登奎：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舆论，总的是说不下乡了。动员单位不动员了，社会上几百万人安排不下，在乡的几百万要回来。浙江、辽宁发生上千人闹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当前大好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解决一下。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还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平衡的，可不下。如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山东、广西都可不下。需要劳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农民招上来，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乡的800万怎么办？城市1000多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康世恩：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全民就业。国家编制经济计划时，就应该有安排青年就业的计划。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胡乔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不完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业就要研究上山下乡的就业问题。如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妥，那么多农民不能建设？农村也不缺劳动力。上山下乡实际是过渡的，不能说没有目的，至少没有归宿。如果把插队作为就业来处理，在群众中通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要同教育配合起来，多数人不能升大学，所以就得有就业教育。
三、第三次讨论
1978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政治局委员16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许世平列席了会议。会议原则同意《汇报提纲》中有关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
华国锋：国营农场潜力大得很，但我们这套管理办法不好。南斯拉夫搞“贝科倍”农工联合企业，发展小城镇，可以学。他们在沼泽地区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了，那里2.3万多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亿美元，利润3亿美元。我们的农场每年赔两亿多元。今后农场搞得好的，允许工资高一点，奖励也高一点，工人可以拿到60-70元工资。实行按劳分配，好的要给提级，要给奖励。现在的提级不是按劳动的好坏、贡献的大小，而是按工龄长短，这个办法要改变。好坏一个样，怎么调动积极性！像黑龙江、新疆那么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都可以大力发展“贝科倍”。湘潭地区红旗综合农场是在丘陵地区发展起来的，那里地不多，主要是开发山区，搞成梯田，发展桔子、茶叶，搞得也不错。过去山东人闯关东，就是那里有办法可以生存。现在农场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
邓小平：这个文件（指《汇报提纲》）提出的办法是可行的，比较有利于安定。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的点（指下乡青年集中住宿、吃饭、学习，分散劳动）可否想办法搞卫星城镇？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卫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卫星城市。东北、西北、西南轻工业都非常薄弱，市场上没有多少东西，北京的轻工业也非常薄弱，要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轻工业是个大行业，过去我们考虑不够。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不仅新成长的青年要就业，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工业上减下的人要安排。现在全国工业多2000万人。鞍山现代化了，挖1亿吨矿石，1万人就够了。1500万吨钢只要两万人，加上服务人员也只要5万多人。各个工厂都要搞现代化，多余的人怎么安排，不广开门路不行。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容纳那么多人，主要发展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我们有些行业还没成为行业，有的行业还根本没有建立。比如在美国的学生，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年职业训练，我们还没有这一项。美国的打字员就有400万，专家、教授、作家都有自己专门的打字员，有的还配两个。
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是现在有绝种的危险。我看这一项就可以增加100万人就业，要后继有人嘛！应该允许老中医带自己的子女，传授技术。
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辽宁省解放初期有1万多个商业网点，1958年减到8000个，现在只有2000多个，太少了，很不方便。上海比较好一些，也还不算方便。
天津市那么多洼地，可以开辟20万亩盐场，挖下去1公尺就可以了。北京那么多水库没有利用，可以发展淡水鱼养殖。山区可以造林，搞果林场，搞科学研究，搞农产品加工，不是可以容纳几千几万人吗？听说今年水果丰收，运不出来，烂了不少。为什么不搞加工厂，就地加工。我赞成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
对于办知青农、林、副、工厂（场），我同意实行“三不”政策（指不征所得税，不给统购派购任务，不上交利润），允许他们积累，扩大生产。要想办法把路子搞宽一点，现在是越走越窄。
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人多有好的一面，太多了就是一个包袱。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劳动部门要研究一下。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工资改革要照顾服务行业。
李先念：10月9日，国务院开了一天会议讨论知识青年问题，几个副总理都到了，讨论得很热烈。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过去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要不然，800万人闹事谁受得了呀！插队的也要肯定成绩。但今后要改变办法，“三集中一分散”的办法我不放心。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对女孩子，母亲都担心，实际上也出了不少问题。在处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绩，首先是下面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要讲究经济效果。首先是把农场办好，否则稳定不下来。我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广开门路。如绿化，植树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抚顺煤矿造林搞得很好，做到了坑木自给有余，应该介绍这个经验。总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现在是工厂的人多了，服务行业的人少了。很多人不愿意去服务行业，主要是工资低，政治上没有地位。有个电影，叫“同志！我谢谢你”，是表扬清洁工人的，为什么不可以上演？
广开门路，可以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把服务行业统筹安排好。
叶剑英：同意这个文件，开会时要讨论，提出具体办法。要因地制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聂荣臻：知识青年问题是很大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影响安定团结。边疆土地辽阔，可以去人。新疆也可以种树，改变气候，还有地下矿藏的开发问题，是大有作为的。
乌兰夫：开荒要搞，但要因地制宜，不要把不宜开荒的牧场也开垦了，破坏草原，变成沙漠就不好了。要因地制宜，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牧为主。
韦国清：现在有个矛盾，一方面要广开就业门路，使大家有事做；一方面粮食还不过关，商品率低，同就业有矛盾。粮食多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粮食讲了也是空的。“三个突破，一个窟窿”，这是历史上教训。今后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了粮食，城市就业就好办了。
对农业要分析，为什么搞农业赔钱？一个是工副业没有同时发展，单搞粮食不行。种粮食还不如种木薯赚钱。木薯可以加工成淀粉，可以造酒。种粮食只能按原粮价格收购。说是以粮为纲，实际上这个纲始终发展不起来，这是价值法则在起作用，不能忽视价值法则的作用。造林也有个粮食问题，没有吃的，发展不起来。
纪登奎：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呆在城里没有事作，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积极因素，搞不好是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五七”干校已经轮训了3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置知识青年。
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华国锋：农业机械化后，还要多出两亿劳动力，农村也得广开门路。
倪志福：上海应该成为培养技术人员的基地，大量培养技术人才，输送给全国各地。要多办技校。（华国锋：这个意见很好。）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目、不回答问题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亲自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识青年问题的看法很难分析清楚。由于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些领导人都不敢断然表态，连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还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社会上传说纷纭，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的牺牲品，“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一些有影响的先进青年，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路子是否走对了。城里乡下风传：“现在不宣传下乡了，典型倒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
（二）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不从下乡青年中招工了，有的下乡青年听到这种传闻竟蒙头大哭，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青年点把饭锅门窗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下乡青年，就认为都是“长角长刺”的，一说整顿青年点，就想整青年。内蒙古自治区有个旗把担任基层干部的100多名下乡青年全部撤职；有的还把他们的行李给扔了，把炕扒了。
（四）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心里急。他们感到“吃不透上面精神，说不服下面群众，受夹板气”。有个地区9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
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历史地现实地看问题，简单地肯定和简单地否定都不适宜。毛主席历来强调做计划，办事情，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正确处理好招工、招生、下乡、留城等问题，可以把工作做活，路子越来越宽。“四人帮”别有用心，搞绝对化，把按国家计划招工，说成是“拔根复辟”，把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说成是“复辟回潮”，就是要破坏统筹兼顾的方针，打击陷害坚持正确方针的邓小平等老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座谈会确定，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计委和财政、教育、农林、商业、公安、卫生、劳动、出版、物资等部（局）、总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力量，对存在的问题，分别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同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报送国务院。会议对于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列了11条：
（一）关于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问题；
（二）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方向问题；
（三）关于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合理布局问题；
（四）关于下乡青年的安置形式问题；
（五）关于推广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问题；
（六）关于青年点的建设问题；
（七）关于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问题；
（八）关于如何发挥下乡知识青年作用问题；
（九）关于统筹解决下乡青年实际困难问题；
（十）关于整顿安置经费、物资管理问题。
（十一）关于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问题。
1978年3月27至28日，由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抽调30多人集中学习，然后组成调查组分头下去调查。5月上旬回京汇报。
顺应民心，上山下乡亮红灯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没有能够及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严重阻碍了党的路线及时地转到正确轨道上来。
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小平同志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小平同志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30日，经党中央批准，中组部任命许世平（曾任团中央书记、建设部副部长等职）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兼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党组副书记。许法、王广义、沈宝英为知青办副主任。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志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最早提出插队的是邓小平同志，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然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中，也表示同意小平意见，能不下乡的可以不搞下乡，每年花20个亿，农民还不欢迎，认为是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考和意见，国务院知青办于1978年7月20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立基调。
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3市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从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转移党的工作重点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次大讨论也为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实现毛主席要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遗愿，会议将研究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干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
（二）研究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安置知识青年的问题；
（三）研究留城政策的调整问题，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哪些地方现在就可以不搞上山下乡而自行安排；
（四）研究如何“统筹解决”在乡的800万知识青年，特别是1972年底以前下乡老知青的问题；
（五）总结和推广知青工作典型经验；
（六）研究如何在下乡青年中开展业余教育和培训工作，如何发挥他们在普及农村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实验中的作用，研究如何整肃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动和保护知青健康成长的问题；
（七）研究知青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办事机构及带队干部的管理问题。研究如何整顿思想作风、组织机构和经费管理等问题。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2）
《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准备会议同推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切实解决一些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宣传报导，表彰先进，大造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调查报告和典型经验要报送国务院。《通知》还号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高速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
《通知》下达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同志挂帅，进行了认真地准备，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要开会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城乡各界都在热切地盼望中央作出顺应民心的决策。
粉碎“四人帮”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做到稳而不乱的妥善解决，是困扰领导层的一大难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不能再按照原样走下去了，逐步收缩、逐步结束，已成为共识。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讲法，怎样走法？如果断然宣告停止上山下乡，本来城镇的就业压力就很大，大批下乡知青再蜂拥返城，社会就业就难免酿成爆炸性的问题；如果仍然采取轮换式下乡回城的做法，劳民伤财，就业问题没解决、经济上国家也承受不起。所以，思之再三，慎之又慎，对待知青问题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调整安置办法，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10月7日发出开会通知前后，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有过3次深入地讨论。
一、第一次讨论
1978年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康永和、许世平、韩英等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纪登奎说，总的方针是要稳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要考虑。要在坚持上山下乡的方针下，以求安定团结。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上，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也会给下边造成困难。农场要稳定住，这也是个方针。
李先念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四不满意”（指城市、农村、家长和青年本人），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
二、第二次讨论
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进行了讨论。
李先念：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肯定这一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的说是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有些行业人不够，特别是服务行业的人不够。现实状况是城市多了2000万人，城市毕业生容纳不了。关键在于多2000万人，就多吃100亿斤商品粮。粮食问题是涉及城乡的一个很大问题，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生产。把知识青年统统下去对不对？我看不对，管的多了，不管什么人都搞下去。今后要集中管好190个大、中城市，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四人帮”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纪登奎：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舆论，总的是说不下乡了。动员单位不动员了，社会上几百万人安排不下，在乡的几百万要回来。浙江、辽宁发生上千人闹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当前大好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解决一下。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还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平衡的，可不下。如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山东、广西都可不下。需要劳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农民招上来，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乡的800万怎么办？城市1000多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康世恩：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全民就业。国家编制经济计划时，就应该有安排青年就业的计划。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胡乔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不完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业就要研究上山下乡的就业问题。如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妥，那么多农民不能建设？农村也不缺劳动力。上山下乡实际是过渡的，不能说没有目的，至少没有归宿。如果把插队作为就业来处理，在群众中通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要同教育配合起来，多数人不能升大学，所以就得有就业教育。
三、第三次讨论
1978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政治局委员16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许世平列席了会议。会议原则同意《汇报提纲》中有关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
华国锋：国营农场潜力大得很，但我们这套管理办法不好。南斯拉夫搞“贝科倍”农工联合企业，发展小城镇，可以学。他们在沼泽地区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了，那里2.3万多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亿美元，利润3亿美元。我们的农场每年赔两亿多元。今后农场搞得好的，允许工资高一点，奖励也高一点，工人可以拿到60-70元工资。实行按劳分配，好的要给提级，要给奖励。现在的提级不是按劳动的好坏、贡献的大小，而是按工龄长短，这个办法要改变。好坏一个样，怎么调动积极性！像黑龙江、新疆那么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都可以大力发展“贝科倍”。湘潭地区红旗综合农场是在丘陵地区发展起来的，那里地不多，主要是开发山区，搞成梯田，发展桔子、茶叶，搞得也不错。过去山东人闯关东，就是那里有办法可以生存。现在农场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
邓小平：这个文件（指《汇报提纲》）提出的办法是可行的，比较有利于安定。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的点（指下乡青年集中住宿、吃饭、学习，分散劳动）可否想办法搞卫星城镇？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卫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卫星城市。东北、西北、西南轻工业都非常薄弱，市场上没有多少东西，北京的轻工业也非常薄弱，要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轻工业是个大行业，过去我们考虑不够。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不仅新成长的青年要就业，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工业上减下的人要安排。现在全国工业多2000万人。鞍山现代化了，挖1亿吨矿石，1万人就够了。1500万吨钢只要两万人，加上服务人员也只要5万多人。各个工厂都要搞现代化，多余的人怎么安排，不广开门路不行。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容纳那么多人，主要发展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我们有些行业还没成为行业，有的行业还根本没有建立。比如在美国的学生，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年职业训练，我们还没有这一项。美国的打字员就有400万，专家、教授、作家都有自己专门的打字员，有的还配两个。
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是现在有绝种的危险。我看这一项就可以增加100万人就业，要后继有人嘛！应该允许老中医带自己的子女，传授技术。
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辽宁省解放初期有1万多个商业网点，1958年减到8000个，现在只有2000多个，太少了，很不方便。上海比较好一些，也还不算方便。
天津市那么多洼地，可以开辟20万亩盐场，挖下去1公尺就可以了。北京那么多水库没有利用，可以发展淡水鱼养殖。山区可以造林，搞果林场，搞科学研究，搞农产品加工，不是可以容纳几千几万人吗？听说今年水果丰收，运不出来，烂了不少。为什么不搞加工厂，就地加工。我赞成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
对于办知青农、林、副、工厂（场），我同意实行“三不”政策（指不征所得税，不给统购派购任务，不上交利润），允许他们积累，扩大生产。要想办法把路子搞宽一点，现在是越走越窄。
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人多有好的一面，太多了就是一个包袱。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劳动部门要研究一下。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工资改革要照顾服务行业。
李先念：10月9日，国务院开了一天会议讨论知识青年问题，几个副总理都到了，讨论得很热烈。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过去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要不然，800万人闹事谁受得了呀！插队的也要肯定成绩。但今后要改变办法，“三集中一分散”的办法我不放心。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对女孩子，母亲都担心，实际上也出了不少问题。在处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绩，首先是下面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要讲究经济效果。首先是把农场办好，否则稳定不下来。我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广开门路。如绿化，植树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抚顺煤矿造林搞得很好，做到了坑木自给有余，应该介绍这个经验。总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现在是工厂的人多了，服务行业的人少了。很多人不愿意去服务行业，主要是工资低，政治上没有地位。有个电影，叫“同志！我谢谢你”，是表扬清洁工人的，为什么不可以上演？
广开门路，可以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把服务行业统筹安排好。
叶剑英：同意这个文件，开会时要讨论，提出具体办法。要因地制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聂荣臻：知识青年问题是很大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影响安定团结。边疆土地辽阔，可以去人。新疆也可以种树，改变气候，还有地下矿藏的开发问题，是大有作为的。
乌兰夫：开荒要搞，但要因地制宜，不要把不宜开荒的牧场也开垦了，破坏草原，变成沙漠就不好了。要因地制宜，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牧为主。
韦国清：现在有个矛盾，一方面要广开就业门路，使大家有事做；一方面粮食还不过关，商品率低，同就业有矛盾。粮食多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粮食讲了也是空的。“三个突破，一个窟窿”，这是历史上教训。今后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了粮食，城市就业就好办了。
对农业要分析，为什么搞农业赔钱？一个是工副业没有同时发展，单搞粮食不行。种粮食还不如种木薯赚钱。木薯可以加工成淀粉，可以造酒。种粮食只能按原粮价格收购。说是以粮为纲，实际上这个纲始终发展不起来，这是价值法则在起作用，不能忽视价值法则的作用。造林也有个粮食问题，没有吃的，发展不起来。
纪登奎：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呆在城里没有事作，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积极因素，搞不好是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五七”干校已经轮训了3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置知识青年。
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华国锋：农业机械化后，还要多出两亿劳动力，农村也得广开门路。
倪志福：上海应该成为培养技术人员的基地，大量培养技术人才，输送给全国各地。要多办技校。（华国锋：这个意见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