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6)
（7）经费问题。知青经费是国家安置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专项拨款，分为安置费、扶持生产资金和业务费，用于安排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重点扶持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发展生产，补助知青行政部门开展业务活动。
（8）口粮问题。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第一年由国家供应。从第二年开始，由社队和知青场、队分配口粮。正常出勤的，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吃粮水平。所在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从统销粮中给予补助。口粮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下乡青年患有严重疾病，开支医疗费用较大、合作医疗确实负担不了的，从知青的安置费中酌予补助。长期不能治愈、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由安置地区与动员地区协商，可以回城，回城后的医疗费用，原则上由家长负担，因为治病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家长所在单位予以补助，家长无工作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治愈后，由劳动部门和街道负责安排适当工作。
（9）其他问题。包括为安置下乡青年提供建房用的木材、钢材、水泥、玻璃、小五金以及烧砖瓦用煤等，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用；分给与社员同等数量的自留地（自留畜）和集体菜地等。
1978年召开的这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不论在认识上或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五点：一是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二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三是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地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已经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乡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决；五是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城乡人民对中央的这些举措是满意的，特别是插队知青格外兴奋。但是，对安置在兵团、农场的知青过多的看到他们已身为国家职工，所处条件较为优越的一面，而对他们实际难处和坎坷经历考虑不周，且在当时有些问题和意图又难以说得清楚。因此，在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进程中，发生了麻烦和矛盾。
1980年夏季，国务院知青办对一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并向中央作了汇报。时间只有一年多，取得成绩令人瞩目：（1）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了优先安排。尚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这是大得人心的。（2）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的8000多个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安置50多万知青。办得好的，具有一定经济吸引力。
随着政策调整，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难以走下去了。硬性规定谁留谁下行不通，既不利于鼓励青年上进，也极易造成他们感情上的对立。即使按照调整后的办法，安置到知青场队，也并非上策。知青场队虽然办起不少，大都还处于初创阶段，经济实力薄弱，还不能使在场知青全部或大部就业。再加上一些政策是鼓励回城而不是鼓励下乡，所以在知青场队的知青，多数还是处于“流水兵”状态，没有稳定的队伍和骨干，长此下去，是很难办好的。国家花了钱，各方不满意，城乡都不愿意这样干下去。
进一步放宽政策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接着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文件鲜明地提出：
第一，今后安排城镇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后，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第二，对于当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县知青场队安置知青的地方，实行政治动员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粮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机构如何调整（包括撤并）不强求一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这个文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对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对社会公众是一付安心剂。可谓皆大欢喜。
实际上1979年全国仅有24.7万人上山下乡。最多的辽宁、黑龙江两省各下去5万多人，下去不到1000人的有10个省，其中江苏、甘肃各下去100多人。上海、西藏未动员下乡。1980年就有贵州、云南、西藏、宁夏、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停止动员下乡。其他19个省、市、自治区只动员了15.5万人到郊县知青场队。进入1981年，各地基本上立足于城市自行消化，集中精力把历史遗留下来的96万插队知青安排好。
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近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依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动请缨抓科技
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第三次获得了解放。他知道科学、教育难搞，却自告奋勇来抓。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可当时的“老九”们却是“灰溜溜的”。
“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受到重视。”1975年8月13日邓小平这样说道。
“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
1961年，周恩来忍不住这样说。
可科学的春天还是到1978年才终于来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全国科学大会规模空前，邓小平3月18日的讲话犹如春风，令人精神振奋。
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连带着必须回答：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
知识分子能否解放，这至关重要！
邓小平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无疑正确。但如果认为在任何时代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动者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就不完全正确了。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复杂劳动包括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地位愈来愈重要。
“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扬眉吐气。他们似乎有了出奇制胜的武器，终于有勇气拉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科技是生产力”成为当时我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科技是生产力”首先表现了它的精神力量，奇怪吗？物质的力量更是一发不可收！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高兴地说道：
“现在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自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产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一切。
但“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三思而行”，实属必要；但当“思”成了不行的借口束缚，不如不思！
理论是灰色的，可何时成了今人前进的“障碍”？
“马列的书，我只读过二三本。”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蛰居书斋的学者，还是投身革命流洪的斗士？！
在第一届东西太平洋――美国超导级对撞机学术研究会上，李政道博士放出了惟一的一张中文幻灯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结果却强烈地吸引了与会者们。这句话就是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的。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是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及时、果断！
这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过十年，最终理顺了政治与科技的关系，道出了超越社会制度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在奴隶制和中世纪封建制时代，科学技术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话，那末到了18-19世纪，科学技术便展示出空前的活力；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越来越显示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位的作用。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直接劳动的作用和其他产业的作用，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个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个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再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要说服人，靠的是实践，不是理论。
伟人南巡验真理，“老九”排位改第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终于忍不住询问科技人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们认为站得住脚吗？”
科技人员回答：“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回答这个问题的。”
可近几年经济低速增长，全国人民着急，邓小平也坐不住呀！
中国银行近年来在香港的业务逐年下降，就是由于在金融科技手段上的落后，面临着被外国银行挤出香港金融竞争市场的危险。
196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我国差不多，到了1980年却成了我国的4倍，到了1985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已是我国的5倍。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到了1985年超过我国36800亿元，差距扩大了近8倍。
当今的世界，国与国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主动权，就有可能受制于人，甚至被动挨打。
7年前，邓小平就说：“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次以询问的口气问科技人员“能站得住脚吗？”还没问醒了尚在沉睡着的“狮子”吗？
反正，“老虎、猴子”早就醒了！
“你们要搞快一点。”是对李氵景页说的，难道不是对知识分子说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站得住脚”，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构思一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站不住脚”，就多说空话，多开会，多写文章。
“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农民富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知识分子为何就拿不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武器富裕自己、富国强民？
小平，狮子终于出笼了。
全国1000万科技人员中已有400万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我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我们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就靠你们科技工作者了。我年岁大了，但我认为有希望，有希望！”
他特别重复了两次。
一个国家只有当高知识的人拥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才能对广大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在知识和智力的道路提供有效的指引。
不是吗？
1988年，邓小平曾这样说：“知识分子待遇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那么多，但是现在物价上涨了，我的生活降了三倍。’”对此，邓小平向有关部门明确指示，我们不论多么困难，也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要从长远看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4年过去了，上海科技人员仍将自己排位第10.
河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工业企业中科技人员的收入状况和居住条件进行抽样调查，生产一线科技人员待遇偏低。
通过调查64名科技人员的收入发现，企业科技人员总收入与同级干部相比，高的仅4人，占6.3%；低的39人，占调查人数的60.9%；收入相当的17人，占26.5%；（另有4人未作比较）。与同龄工人相比，收入高的12人，占18.7%；低的28人，占43.8%；相当的21人，占31.2%。
67人的住房条件表明：条件好的10人，占14.9%；一般的18人，占26.9%；住房条件差的21人，占31.3%；无房户18人，占26.9%。其中31名青年科持人员，住房条件好的仅一人，条件差和无房户26人，占83.9%。
难怪国家超导实验室主任赵忠览说：“30岁的人结婚没处住，你叫他怎么能在国内安心干下去？”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物美价廉的。
在发达国家、在亚洲“四小龙”，科技人员的收入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
新中国由从供给制转为薪金制时，科技人员的收入不也是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吗？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工资在科技人员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
“我愿用100个只会说空话的老布尔什维克，去换一个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家。”
这是列宁的话。
可惜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座右铭。
毛泽东向一位对三峡工程具有重大贡献的“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的林一山说：
“你能不能找个人来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建造三峡大坝好不好？”
“将来我死了，三峡建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呵！”
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创造力很强的一部分，他们从事的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几倍、几十部、几百倍，乃至更多。
荷兰飞利浦公司愿出200万美元引进美国一家公司的一位专家，对方不放。公司一狠心，用5000万美元将专家连同公司一并买下。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珠海市生化制药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迟斌元研制的“凝血酶”最经济的提取技术获得珠海市颁发的特别奖，奖金26万余元、“奥迪”牌小轿车一辆、三室一厅的100平方米住房一套；而这项技术仅一年创纯利就达600多万元，人才投资与一年的产出之比大致是1：10.由于重奖是一次性的，而企业靠这项技术产生的效益却不止一年。实际投入产出比远不止于此。
邓小平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我们呼唤科技帅才领一代风骚，更渴望多一些“后勤部长”主持朝政！
小平不是就多次表示愿意给科技、教育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吗？
不久前报载：日本政府将科技预算增加一倍。国人颇受震动。
日本是否大力宣传过“科技兴国”，他们实现科技兴国花了多少时间？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科技兴国落到实处、干得实在、也干出了实绩。
我们也提出了科技兴农、兴省、兴国，各种战略、方针纷纷出台，但科技投入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7%。科研经费拨款不及国外人均1/10，国外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增加科技投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国家尚穷，难以拿出更多的钱来……”
喊得最响的是不是也是最为忽略的？
谈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
名为第一，实为“老九”。
与其名不副实不死不活，不如干脆拆庙。
在一次河北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省长程维高不得不对参加会议不认真听的同志进行批评，他要求省里领导都要在电视上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奇怪吗？
还有更奇怪的事。
有些单位在制订报酬分配拉开差距的政策，其中有一条，叫做“向苦脏累险”倾斜，但科技工作排斥于“苦脏累险”之外。
我们真弄不清，科技倘若不苦、不脏、不累、不险，能称其为科技吗？科技不正是在一路艰辛、一路风尘、一路跋涉、一路攀登、一路实践、一路风险中发展起来的吗？
我们也真弄不懂，只要按一下电钮，指挥一台吊装机，就可以把成吨成吨的货物搬运一空的这类发明我们不去赞美，却偏要去赞美扛大包。收割机刹那间把大片的谷物收获进仓和弯着腰用镰刀一步步前进相比，究竟是谁更能显示我们的文明？
“在办公桌上写写画画，有啥稀奇！”
被工人称为“不弯腰都能捡钱”的全国革命劳动模范张成哲，没申请专利贡献了18项填补铸造行业空白的设备。这天星期日，他带领几个徒弟到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去搞技术协作。当他们把修复的设备用自行车推到这家工厂时，正遇见该厂的两个负责人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见到他们，只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安上吧”。待他们满头大汗把设备安装完毕，西装革履的那两位指了指另一角落：“那边还有一个坏的，你们拿去修吧。”仿佛人家帮他们是应该的。这一回，不但徒弟们不满，张成哲也想不通了。
“工厂糟踏成这样，他们漫不经心，我们弯大腰流大汗地帮他们，又不收费，图的是什么？”
知识是卑微的，甚至是危险的。
有一现象让全世界感到奇怪。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很发达，经济也很发达；不发达的国家很穷，科学技术也很落后。但有两类情况例外：一类是石油输出国虽然很富，科技却很落后；一类是中国，科学技术并不很落后，但是人均国民收入排在100位之后。
中国最聪明的脑袋干啥去了？
据来自华东师大、复旦、大海交大等高等院校的消息，上海每年大约有5000名左右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毕业，到了用人单位，许多人被闲置起来。有的只是充作办公现代化的标志――计算机伴侣而已。
最聪明的大脑们整天忙的是做做报表、打打工资单。
“大学毕业生不下企业，而去父母或亲属关系所在的单位，干些给‘叔叔，阿姨’打水、领报纸之类的事，沿着学乖讨巧的路走下去，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赶快抢救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目前美国每年需要100万软件人员，日本眼下需求25万，对这些“大脑”，他们是拼命网罗。
要知道，一个软件人员一年创汇就约2万美元。
又据上海人事局调查，上海工业系统的科技人员27.47%任务不饱满，在全市约40%的科技人员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更令人震惊。
全国大中型国营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整体人才浪费率竟达52.3%。
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国外大学、科研单位密集地带，往往也是新产业、高技术的摇篮，如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而我们的中关村，过去集中了70多所中国最好的研究所、50多座高等学府，汇集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大脑，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但却没有涌流出高精尖的科技商品。全世界200多个高科技开发区，当时的中国是一片空白。
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到1/4的水平吗？
“科技人员如果90%都到市场上去发挥作用的话，中国就大有希望了。”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次有关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撑腰道。
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不多，千把万人左右，可是大部分窝在科学院、所，为了几元钱奖金，为了某一个职务费脑伤神。
“我看科研院、所里放出一半人，不会影响工作，很可能干得更好。”
科技体制一定要迈大步，创造出一个对科技人员发挥才干特别有吸引力的社会环境，把科技人员从大院、大所里吸引出业，分流出来，办高新技术产业，自己挣饭吃。
近闻，某企业在柜组承包竞赛中，一些站了“官”边的科室业务人员，留恋“官位”，经再三动员，仍不愿到一线搞承包，惟恐丢了“位子”，失了“面子”。
科室人员本有一技之长，在生产、经营的技术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官本位”观念作崇，宁愿在“官”位上充当“鸡肋”，也不愿到企业或一线去挑“大梁”。
自己失去施展才华的良机，怪谁呢？
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是靠国家就能提高的吗？还是得靠自己？
（8）口粮问题。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第一年由国家供应。从第二年开始，由社队和知青场、队分配口粮。正常出勤的，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吃粮水平。所在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从统销粮中给予补助。口粮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下乡青年患有严重疾病，开支医疗费用较大、合作医疗确实负担不了的，从知青的安置费中酌予补助。长期不能治愈、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由安置地区与动员地区协商，可以回城，回城后的医疗费用，原则上由家长负担，因为治病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家长所在单位予以补助，家长无工作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治愈后，由劳动部门和街道负责安排适当工作。
（9）其他问题。包括为安置下乡青年提供建房用的木材、钢材、水泥、玻璃、小五金以及烧砖瓦用煤等，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用；分给与社员同等数量的自留地（自留畜）和集体菜地等。
1978年召开的这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不论在认识上或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五点：一是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二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三是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地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已经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乡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决；五是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城乡人民对中央的这些举措是满意的，特别是插队知青格外兴奋。但是，对安置在兵团、农场的知青过多的看到他们已身为国家职工，所处条件较为优越的一面，而对他们实际难处和坎坷经历考虑不周，且在当时有些问题和意图又难以说得清楚。因此，在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进程中，发生了麻烦和矛盾。
1980年夏季，国务院知青办对一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并向中央作了汇报。时间只有一年多，取得成绩令人瞩目：（1）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了优先安排。尚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这是大得人心的。（2）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的8000多个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安置50多万知青。办得好的，具有一定经济吸引力。
随着政策调整，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难以走下去了。硬性规定谁留谁下行不通，既不利于鼓励青年上进，也极易造成他们感情上的对立。即使按照调整后的办法，安置到知青场队，也并非上策。知青场队虽然办起不少，大都还处于初创阶段，经济实力薄弱，还不能使在场知青全部或大部就业。再加上一些政策是鼓励回城而不是鼓励下乡，所以在知青场队的知青，多数还是处于“流水兵”状态，没有稳定的队伍和骨干，长此下去，是很难办好的。国家花了钱，各方不满意，城乡都不愿意这样干下去。
进一步放宽政策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接着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文件鲜明地提出：
第一，今后安排城镇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后，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第二，对于当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县知青场队安置知青的地方，实行政治动员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粮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机构如何调整（包括撤并）不强求一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这个文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对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对社会公众是一付安心剂。可谓皆大欢喜。
实际上1979年全国仅有24.7万人上山下乡。最多的辽宁、黑龙江两省各下去5万多人，下去不到1000人的有10个省，其中江苏、甘肃各下去100多人。上海、西藏未动员下乡。1980年就有贵州、云南、西藏、宁夏、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停止动员下乡。其他19个省、市、自治区只动员了15.5万人到郊县知青场队。进入1981年，各地基本上立足于城市自行消化，集中精力把历史遗留下来的96万插队知青安排好。
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近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依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动请缨抓科技
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第三次获得了解放。他知道科学、教育难搞，却自告奋勇来抓。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可当时的“老九”们却是“灰溜溜的”。
“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受到重视。”1975年8月13日邓小平这样说道。
“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
1961年，周恩来忍不住这样说。
可科学的春天还是到1978年才终于来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全国科学大会规模空前，邓小平3月18日的讲话犹如春风，令人精神振奋。
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连带着必须回答：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
知识分子能否解放，这至关重要！
邓小平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无疑正确。但如果认为在任何时代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动者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就不完全正确了。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复杂劳动包括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地位愈来愈重要。
“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扬眉吐气。他们似乎有了出奇制胜的武器，终于有勇气拉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科技是生产力”成为当时我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科技是生产力”首先表现了它的精神力量，奇怪吗？物质的力量更是一发不可收！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高兴地说道：
“现在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自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产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一切。
但“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三思而行”，实属必要；但当“思”成了不行的借口束缚，不如不思！
理论是灰色的，可何时成了今人前进的“障碍”？
“马列的书，我只读过二三本。”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蛰居书斋的学者，还是投身革命流洪的斗士？！
在第一届东西太平洋――美国超导级对撞机学术研究会上，李政道博士放出了惟一的一张中文幻灯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结果却强烈地吸引了与会者们。这句话就是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的。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是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及时、果断！
这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过十年，最终理顺了政治与科技的关系，道出了超越社会制度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在奴隶制和中世纪封建制时代，科学技术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话，那末到了18-19世纪，科学技术便展示出空前的活力；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越来越显示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位的作用。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直接劳动的作用和其他产业的作用，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个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个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再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要说服人，靠的是实践，不是理论。
伟人南巡验真理，“老九”排位改第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终于忍不住询问科技人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们认为站得住脚吗？”
科技人员回答：“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回答这个问题的。”
可近几年经济低速增长，全国人民着急，邓小平也坐不住呀！
中国银行近年来在香港的业务逐年下降，就是由于在金融科技手段上的落后，面临着被外国银行挤出香港金融竞争市场的危险。
196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我国差不多，到了1980年却成了我国的4倍，到了1985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已是我国的5倍。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到了1985年超过我国36800亿元，差距扩大了近8倍。
当今的世界，国与国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主动权，就有可能受制于人，甚至被动挨打。
7年前，邓小平就说：“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次以询问的口气问科技人员“能站得住脚吗？”还没问醒了尚在沉睡着的“狮子”吗？
反正，“老虎、猴子”早就醒了！
“你们要搞快一点。”是对李氵景页说的，难道不是对知识分子说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站得住脚”，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构思一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站不住脚”，就多说空话，多开会，多写文章。
“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农民富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知识分子为何就拿不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武器富裕自己、富国强民？
小平，狮子终于出笼了。
全国1000万科技人员中已有400万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我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我们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就靠你们科技工作者了。我年岁大了，但我认为有希望，有希望！”
他特别重复了两次。
一个国家只有当高知识的人拥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才能对广大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在知识和智力的道路提供有效的指引。
不是吗？
1988年，邓小平曾这样说：“知识分子待遇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那么多，但是现在物价上涨了，我的生活降了三倍。’”对此，邓小平向有关部门明确指示，我们不论多么困难，也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要从长远看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4年过去了，上海科技人员仍将自己排位第10.
河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工业企业中科技人员的收入状况和居住条件进行抽样调查，生产一线科技人员待遇偏低。
通过调查64名科技人员的收入发现，企业科技人员总收入与同级干部相比，高的仅4人，占6.3%；低的39人，占调查人数的60.9%；收入相当的17人，占26.5%；（另有4人未作比较）。与同龄工人相比，收入高的12人，占18.7%；低的28人，占43.8%；相当的21人，占31.2%。
67人的住房条件表明：条件好的10人，占14.9%；一般的18人，占26.9%；住房条件差的21人，占31.3%；无房户18人，占26.9%。其中31名青年科持人员，住房条件好的仅一人，条件差和无房户26人，占83.9%。
难怪国家超导实验室主任赵忠览说：“30岁的人结婚没处住，你叫他怎么能在国内安心干下去？”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物美价廉的。
在发达国家、在亚洲“四小龙”，科技人员的收入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
新中国由从供给制转为薪金制时，科技人员的收入不也是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吗？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工资在科技人员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
“我愿用100个只会说空话的老布尔什维克，去换一个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家。”
这是列宁的话。
可惜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座右铭。
毛泽东向一位对三峡工程具有重大贡献的“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的林一山说：
“你能不能找个人来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建造三峡大坝好不好？”
“将来我死了，三峡建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呵！”
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创造力很强的一部分，他们从事的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几倍、几十部、几百倍，乃至更多。
荷兰飞利浦公司愿出200万美元引进美国一家公司的一位专家，对方不放。公司一狠心，用5000万美元将专家连同公司一并买下。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珠海市生化制药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迟斌元研制的“凝血酶”最经济的提取技术获得珠海市颁发的特别奖，奖金26万余元、“奥迪”牌小轿车一辆、三室一厅的100平方米住房一套；而这项技术仅一年创纯利就达600多万元，人才投资与一年的产出之比大致是1：10.由于重奖是一次性的，而企业靠这项技术产生的效益却不止一年。实际投入产出比远不止于此。
邓小平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我们呼唤科技帅才领一代风骚，更渴望多一些“后勤部长”主持朝政！
小平不是就多次表示愿意给科技、教育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吗？
不久前报载：日本政府将科技预算增加一倍。国人颇受震动。
日本是否大力宣传过“科技兴国”，他们实现科技兴国花了多少时间？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科技兴国落到实处、干得实在、也干出了实绩。
我们也提出了科技兴农、兴省、兴国，各种战略、方针纷纷出台，但科技投入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7%。科研经费拨款不及国外人均1/10，国外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增加科技投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国家尚穷，难以拿出更多的钱来……”
喊得最响的是不是也是最为忽略的？
谈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
名为第一，实为“老九”。
与其名不副实不死不活，不如干脆拆庙。
在一次河北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省长程维高不得不对参加会议不认真听的同志进行批评，他要求省里领导都要在电视上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奇怪吗？
还有更奇怪的事。
有些单位在制订报酬分配拉开差距的政策，其中有一条，叫做“向苦脏累险”倾斜，但科技工作排斥于“苦脏累险”之外。
我们真弄不清，科技倘若不苦、不脏、不累、不险，能称其为科技吗？科技不正是在一路艰辛、一路风尘、一路跋涉、一路攀登、一路实践、一路风险中发展起来的吗？
我们也真弄不懂，只要按一下电钮，指挥一台吊装机，就可以把成吨成吨的货物搬运一空的这类发明我们不去赞美，却偏要去赞美扛大包。收割机刹那间把大片的谷物收获进仓和弯着腰用镰刀一步步前进相比，究竟是谁更能显示我们的文明？
“在办公桌上写写画画，有啥稀奇！”
被工人称为“不弯腰都能捡钱”的全国革命劳动模范张成哲，没申请专利贡献了18项填补铸造行业空白的设备。这天星期日，他带领几个徒弟到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去搞技术协作。当他们把修复的设备用自行车推到这家工厂时，正遇见该厂的两个负责人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见到他们，只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安上吧”。待他们满头大汗把设备安装完毕，西装革履的那两位指了指另一角落：“那边还有一个坏的，你们拿去修吧。”仿佛人家帮他们是应该的。这一回，不但徒弟们不满，张成哲也想不通了。
“工厂糟踏成这样，他们漫不经心，我们弯大腰流大汗地帮他们，又不收费，图的是什么？”
知识是卑微的，甚至是危险的。
有一现象让全世界感到奇怪。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很发达，经济也很发达；不发达的国家很穷，科学技术也很落后。但有两类情况例外：一类是石油输出国虽然很富，科技却很落后；一类是中国，科学技术并不很落后，但是人均国民收入排在100位之后。
中国最聪明的脑袋干啥去了？
据来自华东师大、复旦、大海交大等高等院校的消息，上海每年大约有5000名左右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毕业，到了用人单位，许多人被闲置起来。有的只是充作办公现代化的标志――计算机伴侣而已。
最聪明的大脑们整天忙的是做做报表、打打工资单。
“大学毕业生不下企业，而去父母或亲属关系所在的单位，干些给‘叔叔，阿姨’打水、领报纸之类的事，沿着学乖讨巧的路走下去，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赶快抢救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目前美国每年需要100万软件人员，日本眼下需求25万，对这些“大脑”，他们是拼命网罗。
要知道，一个软件人员一年创汇就约2万美元。
又据上海人事局调查，上海工业系统的科技人员27.47%任务不饱满，在全市约40%的科技人员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更令人震惊。
全国大中型国营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整体人才浪费率竟达52.3%。
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国外大学、科研单位密集地带，往往也是新产业、高技术的摇篮，如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而我们的中关村，过去集中了70多所中国最好的研究所、50多座高等学府，汇集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大脑，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但却没有涌流出高精尖的科技商品。全世界200多个高科技开发区，当时的中国是一片空白。
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到1/4的水平吗？
“科技人员如果90%都到市场上去发挥作用的话，中国就大有希望了。”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次有关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撑腰道。
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不多，千把万人左右，可是大部分窝在科学院、所，为了几元钱奖金，为了某一个职务费脑伤神。
“我看科研院、所里放出一半人，不会影响工作，很可能干得更好。”
科技体制一定要迈大步，创造出一个对科技人员发挥才干特别有吸引力的社会环境，把科技人员从大院、大所里吸引出业，分流出来，办高新技术产业，自己挣饭吃。
近闻，某企业在柜组承包竞赛中，一些站了“官”边的科室业务人员，留恋“官位”，经再三动员，仍不愿到一线搞承包，惟恐丢了“位子”，失了“面子”。
科室人员本有一技之长，在生产、经营的技术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官本位”观念作崇，宁愿在“官”位上充当“鸡肋”，也不愿到企业或一线去挑“大梁”。
自己失去施展才华的良机，怪谁呢？
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是靠国家就能提高的吗？还是得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