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议论了一下,项南作了回答:“人员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货物自由进出。”
2月9日,邓小平视察了厦门湖里工业区,欣然挥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冒雨种下一棵樟树,登车北返。
回到北京,邓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一个重大的新决策作出了。
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岛全部搞成特区,就能吸收一批华侨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如果一下子建不成自由港,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华侨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部署。
1985年7月29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总面积131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8年,邓小平提出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一国两制”,“再造香港”,形成了对外开放的两个大战略。
自由港――邓小平送给厦门人民的一个大政策。
自1984年和1988年,邓小平提出厦门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和再造内地香港的战略构想以来,省内外、国内外的经济专家都十分关注,进行过很多的研究和讨论。厦门应当成为自由港吗?厦门能够成为自由港吗?且看专家们的评说。
经济学家童大林:邓小平1984年就送给厦门一个重要政策,叫做自由港。厦门成为自由港,可大大促进海峡两岸人员、资金、商业的往来,对两岸的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出生在厦门的童大林以特有的情怀说道:厦门的天空,几度日出日落。40多年前,厦门受尽侵略、欺凌以至沦陷,后来又经过几年炮轰,走过压抑、朦胧、蹒跚的道路。在十四大后的今天,厦门将会再次迎接太平洋上的日出,海面上竖起的大招牌上,应醒目地写上三个大字“自由港”。
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中国要建造自由港,总要有突破口。打开这个突破口,局面就为之一新。厦门建起自由港,可以带动起福建全省以至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对海峡两岸三通,和平统一大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1984年,邓小平到厦门视察时,福建省委提出把厦门建成自由港设想,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嘛!”不久,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五个特区中厦门独有的政策。从福建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考虑,把厦门岛建成自由港,必将牵动整个福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方言、风俗、血缘相通,与海外华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加上30多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厦门已基本具备建立自由港的条件。厦门不失时机地打出自由港的旗号,此其时矣!自由港关系到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的大局,再也不应当犹豫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邓小平曾提出两大战略:“一国两制”和“再造香港”。厦门的这两大战略上,均大有文章可做。厦门建立自由港的事情,已经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现在不能再拖下去了。
金融专家杨培新:厦门要加快实施自由港的政策。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厦门是“两制”的结合部。1992年往来大陆的台胞132万人次,台商投资大陆已有7000多家,投资总额达70多亿美元。由于还没有直通,从台湾高雄到厦门本来只有165海里,绕道香港变成634海里,由此而增加的运输和邮电费用在数十亿美元以上。因此厦门成为两岸直航的首选港口,台湾海运业、航空业也来厦门商谈运输业务。他们预测,每年经厦门的台胞可达100万-150万人次,旅客海运空运的比例为40%和6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对应措施,及时把厦门建成比较完整的自由港区,创造人、财、货自由进出的环境。
香港丹土登?施泰尔律师事务所中国法律顾问王友金:厦门一定要建成自由港才有前途,整个福建、整个东南沿海、粤东、江西等地才有前途。这个可行性的理由,主要是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而厦门也有条件可以建自由港。厦门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面对着台湾,今天的台湾正在争取与大陆扩大贸易。我的总结就是,厦门建立自由港是必要的,可行的,有成功的机会,要快做。一个至为重要的条件,是领导干部思想要大解放。厦门自由港能不能建立,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领导的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中,一要抓市场经济,自由港是以市场经济来运作的。二是要建立法制,有了法制才可以使市场经济顺利发展,才可以使自由港成功的建立起来。
香港浸汇学院社会系首席讲师黄枝连:厦门建立自由港的可行性,应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是迈向21世纪福建的意义。单从厦门的人口规模出发,意义不是太大,但如果从闽东南经济带的发展来考虑,意义就更大。二是对迈向21世纪中国的意义。厦门建立自由港对“和平统一”有什么作用,对包括港澳台、华南地区在内的“华南经济区”有什么作用,如果从这些角度来探讨,意义就更大些。三是对迈向21世纪亚洲地区的意义。21世纪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将有更大发展,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如果从是否有利于厦门将来在这个经济合作系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来考虑,意义就更大些了。
香港经济导报主编陈可昆:厦门搞自由港要考虑几个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二是厦门和福建、厦门和全国的关系,厦门要快要特,福建有没有这个气魄,全国有没有这个气魄。三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个矛盾非常大,牵涉到政府转换职能。四是实验“排头兵”和风险意识,不仅是乌纱帽,而且涉及许多议论,说这是资本主义做法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提出厦门可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一个机遇,中国人发展的机遇不多,要抓住机遇,赶快发展。
厦门建立自由港,不仅是厦门人的事。而且是福建人的事,更是中国人的事,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战略大事。
厦门某杂志刊词一首,曰:“南国风光,凤凰木红,三角梅香。望滔滔东海,船楼高耸;鹭江两岸,大厦幛幛。港澳台胞,蜂拥故土,一阵阵投资热浪。庆鹭岛,兴建自由港,威扬四方。前景如此辉煌,引风流人物竞奔忙。看改革开放,潮已掀起;机遇难逢,切莫彷徨,快马加鞭,时代脚步紧跟上。莫辜负,这良辰美景,空自凄怆。”厦门人,这是回顾,这是展望!这是弄潮,这是冲浪!
1984年至今近十年来,厦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总投资1.9亿元的东渡港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各4个深水泊位交付使用,相继开辟了18条国际航线,通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个港口,1992年港口吞吐量670万吨,增长2.5倍。
――建成高崎国际机场,至1993年底国内外航线增至45条,客运量200多万人次,已成为大陆第4大空港。
――兴建我国第一座规模最大的跨海公路大桥,1991年10月正式通车,昼夜通车能力2.5万辆次。
――开通厦门与世界五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757个省市直拨长途电话。――至1992年底,批准外商投资合同累计1635项,合同总金额5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亿美元。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杏林、海沧、集美台商投资区。到1993年7月底,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841项,投资总额18.74亿美元。
――建立了一批保税工厂、保税仓库和生产资料保税市。厦门保税区已批准设立。――批准设立外资、合资银行机构13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8家,代表处4家,中外合资银行1家,设立了外汇调节中心。
――199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8.4亿美元,增长20倍,其中出口总额17.6亿美元,增长21倍。
厦门市委、市政府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1993年春节,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时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据此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认为,在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在全国再次出现改革开放新浪潮面前,厦门应当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抓紧实施自由港政策,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根据厦门市委、市政府的规划,厦门将采取香港、新加坡的模式,建立综合型的自由港,即兼有加工出口、转口贸易、国际金融,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由,涵盖一、二、三产业的自由区。目前,厦门已经制定实施自由港的管理线管理,人员进出、货物进出、金融管理、企业改造、市场体系建设等规定的草案,不久将提出管理线建设实施方案。1993年9月,厦门市政府将在厦门岛连接大陆的通道高崎兴建联检大楼,并在机场、火车站、码头等处建检查点,以便形成有效的管理线。
1993年7月29日至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视察厦门,他指出,厦门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具有天时地利,现在的关键在于人为,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使之水到渠成,再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
愿厦门梦圆成真,再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
请荣毅仁“出山”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小平、叶帅、王震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叶帅和荣毅仁早有交往,一向很看重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帅就和小平商量了,请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79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邀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古耕虞五位原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小平同志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意见。小平对原工商界人士寄以厚望,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小平同志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
党中央的召唤、小平同志的点将使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实现有日了,他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动起来。搞些什么好呢?荣家办实业的传统、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海外众多亲友的有利条件,使他谙于商品经济的细胞活跃起来。他不想当官,经与从上海请来的工商界旧知探讨,他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人们还很陌生的国际信托投资事业。
夜深了,荣府的灯光依然亮着。荣毅仁冥思苦想,正在起草办公司向中央打的报告。夫人杨鉴清则在一旁帮着抄。那时荣毅仁还没有秘书,贤淑的夫人充当了“志愿军”。
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荣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之后,在几次大会上,小平见到荣毅仁时,常关心地问:“公司筹办得如何?”叶帅也常常问起这件事。荣毅仁还常到叶帅住地,和他交谈,聆听他的指示。
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党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和谆谆嘱咐,给了荣毅仁及其伙伴创办中信公司以无穷力量。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帅、王震、谷牧等都到了会。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中华大地崛起了。
1980年夏,叶帅为国际大厦的奠基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十个楷书字。那时他已很少给人题字,但中信要建这北京第一座主要供外商使用的写字楼,叶帅仍挥毫支持。
创业是艰难的,不仅难在国际信托投资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更难在它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按市场法则办事(尽管当时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两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撞击和矛盾。有好多次,荣毅仁因碰到较大难题而向小平同志写信,每次小平同志总是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放绿灯。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4年10月中信成立五周年时,小平同志又亲笔题字鼓励。为纪念公司成立五周年,中信公司曾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10月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参加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作了重要讲话。小平同志讲了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任务。小平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请看,小平同志这是在向全世界推荐中国这一对外开放的窗口!
1989年中信成立十周年时,公司处境有点困难。王震亲自为《中信十年》纪念册的出版写了序言,肯定了中信十年对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王老可说是大大地为中信撑了腰。回想起来,中信之所以能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国外发债券、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我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等方面敢为人先,吃第一只螃蟹,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巨大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小平同志就曾说过: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是“六四”后很振奋人心的事,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小平同志还说过:他们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内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杨尚昆也曾明确说过: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多么铿锵有力!
荣毅仁不负中央的期望,扬自己熟悉商品经济之长,以非凡的才干和胆识,把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中信,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507亿元的大企业集团。小苗变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荣毅仁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1989年“六四”北京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一些国外人士担心我国的政策是否会变。有些日本头面人物就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信公司仍在运转,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就不会变。新加坡一家报纸甚至在荣毅仁已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仍称他为“CITIC先生”(CITIC是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
黄山揽胜抒豪情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浩渺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匾额。
1979年7月12日早晨7时半,邓小平同志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60里。小平同志虽然年迈75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小平同志,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小平同志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小平同志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小平同志宿住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小平同志的老战友刘伯承将军的诗篇:“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最是令人感慨,引人深思。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刘邓大军纵横中原,战场烽烟滚滚的情景。正是多少革命先辈出生入死,奋斗牺牲,才得重整今日的大好山河!然而,谁知纵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难免不历经艰辛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邓小平同志受到了冲击,儿女亲眷们均被逐出家门,他和爱人卓琳同志孤居在中南海里的一个僻静的小院里。他俩自己扫地,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此时,尽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小平同志依然坚持他长期形成的散步习惯。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两棵老槐树转。他迈着快捷平稳的步伐,每次一定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一定的步数,像在认真做着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学生时代的小平同志,就爱上了足球运动。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什么工都做,主要是作苦工,当过锅炉工、跑堂子……在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之余,他和同学们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观看比赛。有一次,他竟把一件外衣当了买票,去看一场奥运会的精彩足球比赛。他很喜欢足球,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此。50年代,他是足球场观众席上的常客。后来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看足球赛。年轻时代的锻炼和后来的战场跋涉,使他练出了一副铁脚板。
1959年,小平同志的一条腿骨折,伤愈后,脚力很差。他听从大夫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北海白塔,或爬香山。
1969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围着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围住人身,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小平同志是闲不住的,他们住的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60多岁的小平同志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40圈外,还同卓琳同志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小平同志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垅。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小平同志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开初,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来要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1975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不久,又横遭“四人帮”的迫害。1976年,他退居于一所北京式的旧庭院。小平同志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并养成冷水浴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直到这一年,因年迈才停顿下来。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坚持每天散步,做自己编的简单健身操。夏天来了,院子里的园林树下,长满了尺把高的草。小平同志看着有趣,便叫女儿买了一把镰刀,每天在院子里割草。此时,他每天的生活仍是充实有趣的。他每晚睡觉前总要看书。他爱听儿女们谈天说笑。他的冷静沉着,胸襟豁达,驱散了一家人生活中的阴霾。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重新恢复工作以来,散步习惯虽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繁忙,散步时间相对减少了。而且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各种问题。他曾说过:“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干什么事情都一样专心致志,精神集中。他的桥牌活动是50年代在四川学的,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同时,他喜欢打台球,而且打得很出色,一次可以拿100多分的高分。有时,他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尽管工作繁多,但小平同志却还是精力旺盛。有时,他可以同四五岁的孙子同室相处,孩子的干扰,分散不了他的精神,仍然入神工作。由于体育活动相对减少,而国事繁重,为了保持健康,在同志们和家人们的催促下,小平同志才决定了此次的黄山之行。
经过一夜的休息,小平同志恢复了精力。第二天早上,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小平同志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小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小平同志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小平同志身边,就不走了,同小平同志交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