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9)
当小平同志一行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小平同志一行以为她赶着上山，连忙让路。但她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红彤彤的脸蛋上散发着热气，“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
“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小平同志高兴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回答。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小平同志风趣地说。
这会儿，又赶上来两个女青年。小平同志立即同她们热情地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小平同志的手，舍不得放开。
“请邓伯伯给我们签个字吧。”女青年们拿出了她们的学生证。
“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笑着问。
“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人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姑娘们解释着。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一边签字，一边幽默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
“谢谢邓伯伯。”姑娘们接过签字的学生证，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想占用您老人家一点时间，合个影行吗？”
“好哇，我们难得遇到一次嘛。”小平同志同大家高兴地说。
“谢谢邓伯伯，邓伯伯再见。”合影后，姑娘们喜盈盈地说，“祝邓伯伯身体健康。”
“再见，望你们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向姑娘们招招手。
小平同志每到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来要求签字合影。在黄山拍摄武侠片《白发魔女》外景的香港电影工作者，黄山宾馆的服务员和许多游客，都同小平同志合了影。这次登山前，小平同志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起初，为了安全起见，保卫人员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小平同志发觉后，便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第三天，小平同志和随行人员，开始攀登雾海苍茫、险峻壮观的西海。山路陡峭，随行人员想搀扶小平同志，他却微笑拒绝了。他如同年轻人一样，手扶台阶边的铁链，纵步攀援而上。偶尔，太阳的光辉，透过云海的间隙，从山外映射进来，恰似缕缕彩色斑斓的金丝……他站在峻峭的山巅，纵目眺望，云烟四罩，峰峦起伏……至此，小平同志凭着强健的体魄，三天时间，纵横踏过山路崎岖的黄山群峰。饱览了天都峰，莲花峰等胜景后，小平同志满怀情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
心系三峡工程
1980年7月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王争接到通知：
小平同志要看看三峡，想让他陪同。
11日，小平同志到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
东方红32号轮立即起锚。
小平这次到四川，看到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四川的干部说：
“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小平同志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
小平同志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王争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
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魏廷王争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讲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小平同志马上听出了魏廷王争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一位负责干部，“而他是不赞成的。”
小平同志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小平同志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小平同志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十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十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王争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
小平同志点点头，他认为魏廷王争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小平同志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王争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这是整整60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
他第一次告别家乡，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
第二年，他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在四川省政府推荐的92名考生中名列前10名。
船过夔门，小平同志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小平同志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魏廷王争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王争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小平：“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王争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小平同志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小平同志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小平同志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小平又问：“围堰发电六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小平同志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到了葛洲坝工地，小平同志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走到上游围堰防淤堤时，小平问魏廷王争：“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小平同志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姚依林找到，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
他说：“我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来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
“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大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六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小平同志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1986年，国内外对三峡出现了不少议论。赵紫阳汇报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小平同志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武当山下访求贤
按姓氏笔划为序，在十二届中央委员名单上的第16名，出现了王兆国的名字。恐怕绝大多数人，过去没有听说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41岁的中年人。
他被选拔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有一段饶有兴味、给人启示的情节。
1980年7月22日的一个盛夏的清晨，小平同志乘外出休假之机，由陈丕显同志陪同，从武汉坐火车来到位于湖北武当山区北麓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当时有职工5万多人，年产汽车8万辆。上午8时整，列车停靠十堰市。二汽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副厂长王兆国以及当时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上车迎接。小平同志正在吃早饭，吃的是油条、稀饭和两碟小菜，一见大家上来，高兴地说：“早就想来看看，这次来成了。”陈丕显同志幽默地加了一句：“邓副主席在宜昌参观葛洲坝工程时就问到二汽，这次是自觉自愿来的。”一阵笑声在车厢内回响……
坐面包车离开车站到二汽参观，黄正夏坐在司机座后面的第一排，小平同志坐第二排，王兆国就在这一排右面靠车门的座位上。面包车向铸造一厂的方向行驶。黄厂长乘这个空隙向小平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提拔起来的副厂长王兆国同志，是总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之一。”
小平同志马上侧过头来问王兆国：“你今年多大岁数？”
“38岁。”王兆国答。
黄正夏是筹建二汽起家的老同志，他如数家珍似地向小平同志详细地介绍了这位副厂长。
王兆国生于40年代，读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大学时期都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1965年加入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先留校两年，于1968年分配到二汽。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总厂团委书记、总厂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车厢厂党委第一书记。他是1975年到车厢厂的，当时这个分厂班子涣散、职工不安心、生产上不去，成为二汽建设的“瓶子口”。王兆国一到任就拿出扭转局面的劲头，经过一年苦战，面貌正在改变，可是，如同十二级台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刮来了。揪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席卷神州大地，可是在王兆国领导下的这个分厂，照样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抵制贴大字报。他还抓了一起盗窃事件，那时连公安局有的人都不敢受理，因为按照“上级”文件，公安局的中心任务也是盯着“走资派”……
介绍在持续，面包车在二汽厂内公路上颠簸，邓小平同志注视着戴着一副近视眼睛的王兆国，会意地微笑了。
在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途上，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对陈丕显同志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一个分厂的副书记（指叶炎章同志），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党有人才、有干部。”归路上，小平同志多次提到二汽之行的人才发现，十分满意。
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从建党初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四代人。“朝如青丝暮成雪”，老一代人奋斗终身，自然规律在他们的身上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为了党的事业的兴旺继续，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最为关心的就是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十二大召开前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又提到了王兆国，举一反三，意味深长地说：“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个习惯的思想，所以不容易发现。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要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个事情我们讲了几年，大家一致认为是件大事，但做起来不容易。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交不了班。”
多么语重心长的话语，多么高瞻远瞩的境界！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邓小平同志为什么那么重视在湖北山沟沟里发现的人才。
与“桥牌皇后”打牌
“桥牌皇后”杨小燕1980年应邀担任上海桥牌协会顾问，并率第一批美国选手到上海参加友谊赛。在那次访问中，杨小燕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打桥牌，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深夜1点，连续四五小时对阵。邓小平谈笑风生，不但毫无倦意，而且至局终时仍然神采奕奕。邓对杨小燕说：“我是用游泳锻炼身体，用桥牌来训练脑筋。”邓小平讲的是四川话，但并没影响与杨小燕的交流，因杨的母亲也是四川人，所以交谈并无大的障碍。只是杨小燕感到邓小平抽烟很多，比赛时一根连着一根抽，杨小燕留意观察，发现邓小平抽的烟比普通烟要短些，才一寸那么长，便好奇地问邓。邓幽默地告诉杨：他们不喜欢我抽那么多烟，就用这种办法来限制我。邓小平对杨小燕和她的丈夫创造的“精确叫牌制”很熟悉，杨小燕认为邓小平的桥牌技艺异常精湛，守得紧，攻得快，无论叫牌、打牌都具有率领千军万马、扼制对方、驾驭战局的大将风度。从桥牌桌上也可看出这位领导中国迈向繁荣富强领导者的品格。从1981年起，杨小燕每年应邀去北京同邓小平、万里、胡耀邦、丁关根、阿沛？阿旺晋美、吴学谦、荣高棠等中央领导切磋牌艺。杨还从同他们打牌中摸出中央领导的个性，比如万里冲劲较大，而邓小平则比较稳健。1984年，杨小燕与万里在北京合作打了一副牌，她认为万里这副牌打得很好，于是就把它记了下来，回到美国后交给《纽约时报》发表了。后来国际桥牌协会投票评选1984年最佳运动员奖“所罗门奖”时，选中了这副牌。这是纪念已故桥牌联合会主席所罗门而设立的一项最高荣誉奖。万里是荣获这个奖的最高政府领导，对此杨小燕亦一直引为自豪和光荣。
用行动掀起绿色浪潮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伟大祖国迎来了又一个植树节。成千上万的公民将在城市和乡村植树造林，为祖国的又一个春天增添秀色。当人们栽下一株株幼苗时，都会想起，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倡导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绿色革命。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始于1981年。这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同志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9月，他特地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3至5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10月19日和11月9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2月13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法律上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三至五株的义务。
邓小平同志是义务植树的倡导者，也是义务植树的积极实践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到植树造林的行列，去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人大决议实施的第一年――1982年植树节的前两天，百忙中的小平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要栽3棵树，要包种包活。3月12日那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小平同志带领家人前来植树。他精神饱满，种了一棵又一棵。旁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不累。一人栽3棵到5棵，我们要完成任务。”
小平同志的行动，是无声的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青少年都纷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个造福人类、荫及子孙的绿色浪潮席卷华夏大地。那一年，全国有近2亿人参加义务植树，种树10亿株。
邓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但为了履行植树义务，在植树季节种几株树已成为他固定的日程安排。1984年2月，他在厦门视察工作。2月10日，他和王震同志冒着绵绵细雨，来到厦门万石岩植物公园，在后山坡上栽下了十多株南国佳木――樟树。回到北京以后，正逢植树节，他又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赶往十三陵种树。
北京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昔日的荒山秃岭，已变得郁郁葱葱。小平同志1983年、1984年先后两次来到这里植树。旭日东升，当老人们在天坛公园的桧柏林中悠闲地打拳、散步、遛鸟时，他们会想到，80高龄的小平同志1985年、1986年、1987年三次在这里种树，为天坛公园增添了春色。小平同志1988年在北京景山公园栽植的松柏，现在已经长高了，公园职工们盼望小平同志再来看一看。雄伟壮观的首都北郊“亚运树”，也有小平同志1989年在这里栽种的松柏。
十年过去了。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全国每年都有2至3亿适龄公民参加植树造林，用绿色装点祖国河山。十年中群众义务植树共达100多亿株，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更多的领导者从小平同志的行动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群众大展绿色宏图。继广东省委、省政府在1985年提出“五年消灭宜林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目标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造林绿化规划，有20多个省区还作出了绿化本省区的决定。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林业建设，造林数量稳步增加，造林质量不断提高。“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正在进行二期工程，已累计造林1.63亿亩，肆虐多年的风沙初步得到控制。在我国北方这座被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的绿色长城横向延伸时，雄踞万里海疆的另一座绿色长城正纵向扩展，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900多个平原、半平原县中，已有363个县达到平原绿化标准，在淮化、豫东、鲁西南等地，出现了大片蔚为壮观的人工林海。现在全国的人工林保存面积已达4.6亿亩，居世界首位。涉及南方11省区的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已在八十年代末启动，而另一项到2000年营造1亿亩速生丰产用材林的宏伟规划也在顺利实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小平同志倡导义务植树，也是倡导一种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热爱绿色、热爱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从小就有了绿化意识、环境意识。他们和他们种的树一起成长。在绿化大西北的活动中，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纷纷采集树种和草籽，献上一份真挚的爱。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六省区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在6年的时间内营造黄河防护林，给黄河增添了绿色屏障。共青团中央和铁道部从1984年起在青少年中开展“万里铁路万里林”活动。从1983年起在全国青少年中兴起的义务植树竞赛活动，更激发了人们爱林、造林、育林、护林的热情。许多人在生日、入学、毕业、入团、入党、参军、结婚和离退休等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栽植纪念树，铭志于树，寄情于林。一片片“共青林”“八一林”“红领巾林”“三八林”等纪念林相继出现，“共青绿化工程”和“三八绿色工程”等正在实施。
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十三陵植树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小平同志的话语正激励全国人民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艰苦奋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新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更美的森林。
第三次会见哈默博士
1982年3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邓小平会见了来自美国的著名企业家――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蒙德？哈默博士。
当时，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这两件工作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许多外国人士、港澳同胞非常关心的问题。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严峻的局面。美国企业家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邓小平与哈默董事长的会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举行的，因此，引起了驻京的外交界、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
“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小平同志高兴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回答。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小平同志风趣地说。
这会儿，又赶上来两个女青年。小平同志立即同她们热情地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小平同志的手，舍不得放开。
“请邓伯伯给我们签个字吧。”女青年们拿出了她们的学生证。
“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笑着问。
“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人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姑娘们解释着。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一边签字，一边幽默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
“谢谢邓伯伯。”姑娘们接过签字的学生证，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想占用您老人家一点时间，合个影行吗？”
“好哇，我们难得遇到一次嘛。”小平同志同大家高兴地说。
“谢谢邓伯伯，邓伯伯再见。”合影后，姑娘们喜盈盈地说，“祝邓伯伯身体健康。”
“再见，望你们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向姑娘们招招手。
小平同志每到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来要求签字合影。在黄山拍摄武侠片《白发魔女》外景的香港电影工作者，黄山宾馆的服务员和许多游客，都同小平同志合了影。这次登山前，小平同志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起初，为了安全起见，保卫人员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小平同志发觉后，便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第三天，小平同志和随行人员，开始攀登雾海苍茫、险峻壮观的西海。山路陡峭，随行人员想搀扶小平同志，他却微笑拒绝了。他如同年轻人一样，手扶台阶边的铁链，纵步攀援而上。偶尔，太阳的光辉，透过云海的间隙，从山外映射进来，恰似缕缕彩色斑斓的金丝……他站在峻峭的山巅，纵目眺望，云烟四罩，峰峦起伏……至此，小平同志凭着强健的体魄，三天时间，纵横踏过山路崎岖的黄山群峰。饱览了天都峰，莲花峰等胜景后，小平同志满怀情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
心系三峡工程
1980年7月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王争接到通知：
小平同志要看看三峡，想让他陪同。
11日，小平同志到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
东方红32号轮立即起锚。
小平这次到四川，看到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四川的干部说：
“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小平同志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
小平同志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王争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
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魏廷王争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讲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小平同志马上听出了魏廷王争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一位负责干部，“而他是不赞成的。”
小平同志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小平同志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小平同志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十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十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王争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
小平同志点点头，他认为魏廷王争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小平同志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王争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这是整整60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
他第一次告别家乡，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
第二年，他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在四川省政府推荐的92名考生中名列前10名。
船过夔门，小平同志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小平同志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魏廷王争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王争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小平：“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王争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小平同志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小平同志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小平同志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小平又问：“围堰发电六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小平同志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到了葛洲坝工地，小平同志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走到上游围堰防淤堤时，小平问魏廷王争：“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小平同志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姚依林找到，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
他说：“我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来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
“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大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六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小平同志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1986年，国内外对三峡出现了不少议论。赵紫阳汇报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小平同志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武当山下访求贤
按姓氏笔划为序，在十二届中央委员名单上的第16名，出现了王兆国的名字。恐怕绝大多数人，过去没有听说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41岁的中年人。
他被选拔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有一段饶有兴味、给人启示的情节。
1980年7月22日的一个盛夏的清晨，小平同志乘外出休假之机，由陈丕显同志陪同，从武汉坐火车来到位于湖北武当山区北麓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当时有职工5万多人，年产汽车8万辆。上午8时整，列车停靠十堰市。二汽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副厂长王兆国以及当时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上车迎接。小平同志正在吃早饭，吃的是油条、稀饭和两碟小菜，一见大家上来，高兴地说：“早就想来看看，这次来成了。”陈丕显同志幽默地加了一句：“邓副主席在宜昌参观葛洲坝工程时就问到二汽，这次是自觉自愿来的。”一阵笑声在车厢内回响……
坐面包车离开车站到二汽参观，黄正夏坐在司机座后面的第一排，小平同志坐第二排，王兆国就在这一排右面靠车门的座位上。面包车向铸造一厂的方向行驶。黄厂长乘这个空隙向小平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提拔起来的副厂长王兆国同志，是总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之一。”
小平同志马上侧过头来问王兆国：“你今年多大岁数？”
“38岁。”王兆国答。
黄正夏是筹建二汽起家的老同志，他如数家珍似地向小平同志详细地介绍了这位副厂长。
王兆国生于40年代，读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大学时期都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1965年加入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先留校两年，于1968年分配到二汽。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总厂团委书记、总厂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车厢厂党委第一书记。他是1975年到车厢厂的，当时这个分厂班子涣散、职工不安心、生产上不去，成为二汽建设的“瓶子口”。王兆国一到任就拿出扭转局面的劲头，经过一年苦战，面貌正在改变，可是，如同十二级台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刮来了。揪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席卷神州大地，可是在王兆国领导下的这个分厂，照样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抵制贴大字报。他还抓了一起盗窃事件，那时连公安局有的人都不敢受理，因为按照“上级”文件，公安局的中心任务也是盯着“走资派”……
介绍在持续，面包车在二汽厂内公路上颠簸，邓小平同志注视着戴着一副近视眼睛的王兆国，会意地微笑了。
在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途上，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对陈丕显同志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一个分厂的副书记（指叶炎章同志），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党有人才、有干部。”归路上，小平同志多次提到二汽之行的人才发现，十分满意。
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从建党初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四代人。“朝如青丝暮成雪”，老一代人奋斗终身，自然规律在他们的身上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为了党的事业的兴旺继续，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最为关心的就是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十二大召开前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又提到了王兆国，举一反三，意味深长地说：“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个习惯的思想，所以不容易发现。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要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个事情我们讲了几年，大家一致认为是件大事，但做起来不容易。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交不了班。”
多么语重心长的话语，多么高瞻远瞩的境界！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邓小平同志为什么那么重视在湖北山沟沟里发现的人才。
与“桥牌皇后”打牌
“桥牌皇后”杨小燕1980年应邀担任上海桥牌协会顾问，并率第一批美国选手到上海参加友谊赛。在那次访问中，杨小燕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打桥牌，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深夜1点，连续四五小时对阵。邓小平谈笑风生，不但毫无倦意，而且至局终时仍然神采奕奕。邓对杨小燕说：“我是用游泳锻炼身体，用桥牌来训练脑筋。”邓小平讲的是四川话，但并没影响与杨小燕的交流，因杨的母亲也是四川人，所以交谈并无大的障碍。只是杨小燕感到邓小平抽烟很多，比赛时一根连着一根抽，杨小燕留意观察，发现邓小平抽的烟比普通烟要短些，才一寸那么长，便好奇地问邓。邓幽默地告诉杨：他们不喜欢我抽那么多烟，就用这种办法来限制我。邓小平对杨小燕和她的丈夫创造的“精确叫牌制”很熟悉，杨小燕认为邓小平的桥牌技艺异常精湛，守得紧，攻得快，无论叫牌、打牌都具有率领千军万马、扼制对方、驾驭战局的大将风度。从桥牌桌上也可看出这位领导中国迈向繁荣富强领导者的品格。从1981年起，杨小燕每年应邀去北京同邓小平、万里、胡耀邦、丁关根、阿沛？阿旺晋美、吴学谦、荣高棠等中央领导切磋牌艺。杨还从同他们打牌中摸出中央领导的个性，比如万里冲劲较大，而邓小平则比较稳健。1984年，杨小燕与万里在北京合作打了一副牌，她认为万里这副牌打得很好，于是就把它记了下来，回到美国后交给《纽约时报》发表了。后来国际桥牌协会投票评选1984年最佳运动员奖“所罗门奖”时，选中了这副牌。这是纪念已故桥牌联合会主席所罗门而设立的一项最高荣誉奖。万里是荣获这个奖的最高政府领导，对此杨小燕亦一直引为自豪和光荣。
用行动掀起绿色浪潮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伟大祖国迎来了又一个植树节。成千上万的公民将在城市和乡村植树造林，为祖国的又一个春天增添秀色。当人们栽下一株株幼苗时，都会想起，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倡导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绿色革命。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始于1981年。这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同志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9月，他特地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3至5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10月19日和11月9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2月13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法律上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三至五株的义务。
邓小平同志是义务植树的倡导者，也是义务植树的积极实践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到植树造林的行列，去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人大决议实施的第一年――1982年植树节的前两天，百忙中的小平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要栽3棵树，要包种包活。3月12日那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小平同志带领家人前来植树。他精神饱满，种了一棵又一棵。旁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不累。一人栽3棵到5棵，我们要完成任务。”
小平同志的行动，是无声的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青少年都纷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个造福人类、荫及子孙的绿色浪潮席卷华夏大地。那一年，全国有近2亿人参加义务植树，种树10亿株。
邓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但为了履行植树义务，在植树季节种几株树已成为他固定的日程安排。1984年2月，他在厦门视察工作。2月10日，他和王震同志冒着绵绵细雨，来到厦门万石岩植物公园，在后山坡上栽下了十多株南国佳木――樟树。回到北京以后，正逢植树节，他又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赶往十三陵种树。
北京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昔日的荒山秃岭，已变得郁郁葱葱。小平同志1983年、1984年先后两次来到这里植树。旭日东升，当老人们在天坛公园的桧柏林中悠闲地打拳、散步、遛鸟时，他们会想到，80高龄的小平同志1985年、1986年、1987年三次在这里种树，为天坛公园增添了春色。小平同志1988年在北京景山公园栽植的松柏，现在已经长高了，公园职工们盼望小平同志再来看一看。雄伟壮观的首都北郊“亚运树”，也有小平同志1989年在这里栽种的松柏。
十年过去了。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全国每年都有2至3亿适龄公民参加植树造林，用绿色装点祖国河山。十年中群众义务植树共达100多亿株，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更多的领导者从小平同志的行动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群众大展绿色宏图。继广东省委、省政府在1985年提出“五年消灭宜林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目标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造林绿化规划，有20多个省区还作出了绿化本省区的决定。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林业建设，造林数量稳步增加，造林质量不断提高。“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正在进行二期工程，已累计造林1.63亿亩，肆虐多年的风沙初步得到控制。在我国北方这座被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的绿色长城横向延伸时，雄踞万里海疆的另一座绿色长城正纵向扩展，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900多个平原、半平原县中，已有363个县达到平原绿化标准，在淮化、豫东、鲁西南等地，出现了大片蔚为壮观的人工林海。现在全国的人工林保存面积已达4.6亿亩，居世界首位。涉及南方11省区的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已在八十年代末启动，而另一项到2000年营造1亿亩速生丰产用材林的宏伟规划也在顺利实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小平同志倡导义务植树，也是倡导一种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热爱绿色、热爱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从小就有了绿化意识、环境意识。他们和他们种的树一起成长。在绿化大西北的活动中，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纷纷采集树种和草籽，献上一份真挚的爱。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六省区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在6年的时间内营造黄河防护林，给黄河增添了绿色屏障。共青团中央和铁道部从1984年起在青少年中开展“万里铁路万里林”活动。从1983年起在全国青少年中兴起的义务植树竞赛活动，更激发了人们爱林、造林、育林、护林的热情。许多人在生日、入学、毕业、入团、入党、参军、结婚和离退休等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栽植纪念树，铭志于树，寄情于林。一片片“共青林”“八一林”“红领巾林”“三八林”等纪念林相继出现，“共青绿化工程”和“三八绿色工程”等正在实施。
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十三陵植树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小平同志的话语正激励全国人民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艰苦奋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新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更美的森林。
第三次会见哈默博士
1982年3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邓小平会见了来自美国的著名企业家――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蒙德？哈默博士。
当时，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这两件工作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许多外国人士、港澳同胞非常关心的问题。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严峻的局面。美国企业家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邓小平与哈默董事长的会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举行的，因此，引起了驻京的外交界、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