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0)
上午10时许，76岁的邓小平站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迎接比他还大八岁的哈默博士。
满头银发的哈默一到邓小平面前就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邓小平说：“你年岁那么大，气色还这样好！”哈默说：“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
互致问候以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友好谈话。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会见哈默了。
1979年2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在美国南部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的一个盛大欢迎晚会上，他与哈默初次相识。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副主席介绍哈默博士的经历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使得哈默非常欣喜，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专机降落。”邓小平听了哈默的话笑了起来，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这第一次相见，给哈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三个月以后，哈默私人的波音七二七飞机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当时，我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还不久，许多外商还在等待观望。而哈默先生已经带着20多位专家来到了中国，并与中国有关方面开始了认真的会谈。
哈默第二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7月3日。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在第三次会见一开始，哈默就高兴地告诉邓小平：“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所属岛溪煤炭公司关于合作编制开发山西省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协议书，是在邓小平会见哈默的前一天签署的。这是迄今为止中外合资经营的一个最大项目。双方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约5.5亿美元。年产原煤1500万吨，岛溪公司负责3年完成基本建设，1985年出煤。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十年岛溪任正职，中方任副职，之后十年由中方任正职，岛溪任副职。如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项协议书的签订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对这个合作项目的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反复的论证，并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咨询，最后，才确定与哈默的公司合作。
哈默在他举行的答谢宴会上也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稳定。最近，中国正在精简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与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提到重要地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哈默把他几度中国之行的观感浓缩为一句话：“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有信心，你们的事业一定成功！”
哈默是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
这次与邓小平会见时，哈默又回顾了60年前他与列宁合作的往事。他强调指出：“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人们知道，就吸收外国资金、发展中外经济往来这一点看，当年列宁的政策和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确是相似的。但是，当年俄国的情况和任务，同现在中国的情况和任务，又是不大相同的。
哈默，1898年生于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医生。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既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又握有百万家产。
1921年，哈默大学毕业后，要等六个月才能开始实习。这时他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闹传染病，斑疹、伤寒流行，就决心去那里帮助扑灭流行病。他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剩余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苏联，指望在实习开始前的等待期间里，多获得一些医疗知识和经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由此敲开同苏联做生意的大门。在行医中，他很快发现，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他告诉当地苏联维政权：我可以用船运来谷物，只要你们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这个条件是不高的。当地官员同意了。他于是运来了百万蒲式耳小麦。列宁会见了这位当时只有23岁的美国青年。列宁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苏联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铅笔制造和石棉开采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38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代表。
哈默博士在苏联居住了九年，其间经常见到列宁。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哈默正是凭借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成功的。
在这次会见邓小平时，哈默提出，希望今后能经常到中国来，“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直到“把煤开出来，运到港口装船为止”。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于他的请求，邓副主席表示可以帮助解决。
哈默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和中国发展合作。
哈默在北京时，喜欢引用一句中国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的，中外经济合作的航程虽然才开始不久，但它的前景是广阔的。一切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做生意的人，他们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同舒尔茨的一次谈话
1983年2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务卿、里根特使舒尔茨时，据实抨击了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上霸权主义行径。
会谈是以礼相待的。邓小平首先热情地邀请客人入座，然后笑问道：“舒尔茨特使这次来中国还生活得愉快吗？”
“很好，谢谢中国的热情招待。”舒尔茨通过翻译，笑道：“里根总统要我转达他对邓小平先生的问候！”“谢谢他的好意。”
邓小平很快把话引入正题，“自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关系。”
“但是，邓小平先生。”舒尔茨说，“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的。”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指出，“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领先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进。”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带傲慢地摇摇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舒尔茨特使，您错了！”邓小平用事实驳斥，“原子弹、氢弹和所有的核武器，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在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舒尔茨没有那么傲慢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美国究竟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对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这……未免太多心了吧？”舒尔茨感到尴尬。
“不，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邓小平继续说道，“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特使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邓小平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舒尔茨辩解道，“政府无权过问呀！”“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呢？”一席话，义正词严，舒尔茨无言以对。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说：“请转达我对里根总统的问候。并告诉他：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曲阳新村询民情
1983年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胡立教、汪道涵、杨堤等同志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北区的曲阳新村。他们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小平同志问。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
小平同志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
小平同志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小平同志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当听到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笑了。
赶来看望小平同志的人越聚越多，许多人都想靠得近一些。小平同志连声问：“新村的文明设施跟上去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大家看到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精神很好，都感到十分高兴；对小平同志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无不心情激动。
小平同志等一行，接着来到大连西路250弄22号一户居民家里。这家女主人姚凤兰，是上海服装二厂的退休工人，正手拿抹布在揩台子。她看到有客人来了，连声说：“请进，请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上班去了，只有新过门的媳妇还在家里。
小平同志随着陪同的同志，先走进了姚凤兰儿子的新房。新媳妇小丁认出了邓小平同志，一时呆住了，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小平同志听说她去年12月刚结婚，热情地同她握手，亲切地说：“祝你们幸福！”小丁有点腼腆地点点头，激动地说：“邓副主席好！”
小平同志环顾了新房里的摆设，又来到姚凤兰的房间。小平同志同她握手，亲切地问：
“你们生活好吗？”
姚凤兰说：“我们生活得很好。”
汪道涵同志指着五斗橱上和床边橱上两只用红色绒布套套住的机子问：“这是两台电视机？”
姚凤兰说：“是的，我们原来有一台9英寸的，儿子结婚，又买了一台14英寸的。”
小平同志听到她的回答，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小平同志接着问：“这住房有洗澡间吗？”姚凤兰说：“有！还是瓷砖铺的哩。”小平同志走到浴间门口，朝里面仔细看了看，然后向主人热情告别。
这时，周围站满了居民群众，四周的窗口还伸出了人头，大家招手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先举起右手，然后又用双手合抱，向大家致意。
1983年6月18日上午，初夏明丽的阳光照进人民大会堂。从大会堂北门东大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邓小平同志正在这里同出席1983年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20位外籍华人科技专家愉快地交谈。
邓小平在会见客人前已经听取了国家科委领导同志的汇报。他向客人们热烈祝贺讨论会圆满成功。他说：“讨论会是个新的方式，这次会议开了个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在一年中，作一些准备，到中国看一些材料，再集中讨论一次，十分重要。下次讨论题目还可以更集中一些。”
这些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有成就、有名望的科学家，开始与邓小平握手时还有点拘束。当听到小平同志亲切的话语时，他们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贝尔实验室电子物理部主任田炳耕坐在邓小平旁边。他亲切地问道：“您身体很好吧？”79岁的邓小平说：“还可以。没有大毛病。当然，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他接着说：“我的办法是日常事情少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工学院院长葛守仁教授说：“有些事你非管不可。”
大家热烈地谈起人才培养问题。
过去几天，这些外籍专家和30多名中国专家一起，围绕科技政策、规划、管理及一些专业领域的技术方向等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外籍科学家的专业领域广泛，包括计算机、通讯、生物技术、农业工程、能源、化工等，他们对我国在科技领域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小平同志说，“益处很大”。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物理教授聂化桐说：谈到人才培养，这次大家都感到，中国要培养一批既有管理能力又有科技水平的人才。这样科技政策执行才有效。
邓小平说：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有人，但要经过训练，大有希望的还是40岁左右的人，要学点东西，学会管理。所以青年人、中年人的培养是我们目前最大的课题。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当然，不是说老的没有用。
邓小平说，40岁左右、50岁以下的人要加以培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几年后，他们要接班，这是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年能解决好的，要花十年。
刘全生教授是美国通用原子能技术公司的能源专家。他问邓小平：是不是将来也开个教育政策讨论会？
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由于小平同志的倡议，全国大学招生由“推荐”改为考试，推动了亿万青年人的学习热潮。他的心里时时装着教育。他面对专家的提问，回答说：可以嘛。
他强调说：“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知识问题，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智力投资要加速，不过也不能太快，主要是没有钱。但要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从经济建设来讲，能源、交通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开发。”
专家们见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大家就更加无拘无束，争相提问或发表见解。这场礼节性会见活动变成了讨论会。
有些专家谈到了我国科技人员区域性流动问题。他们提议，科技人员在科学院工作几年以后，可以到大学工作几年，再到生产部门工作几年，这会有很大好处。
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很对，我们肯定要办。这样对各部门、对科学家本身都十分有利。不然学非所用，不能发挥专长，是知识的浪费。
他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各霸一方”，做起来就难了，要逐步地改。
葛守仁教授接着说，中国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今年授予18个博士学位，以后应该大大增加，因为大学培养人要靠这些专家。
美国柏克德电力工程公司首席工程师梁佩璐说：“中国应该培养一批系统工程学方面的科技人员。有几门功课，在美国工程院校是必修的，象决策学、工程经济学、企业管量学、系统工程学。邓主席刚才谈的都是系统工程学的观点。”
邓小平摆了摆手，说：“系统工程学，我们前几年才看到。过去，我们注意基础理论，像物理学等，系统工程学方面忽视了。前两年才重视。”
参加会见的方毅插话说，这方面的书，国内有人在写。过去钱学森写过，现在各大学也在提倡。
在座的外籍科技专家对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是素有了解的。特别是近几年，他们多次来华访问，温故与知新兼而有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短长得失，有所研究。同时，他们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他要做科学工作者的“后勤部长”，对科技发展事业很热心。所以，他们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北美科技专家还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其他方面的问题。
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系教授孔宪锋问，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是否也要改变一下！
邓小平说：农村教育有希望。最近农村教育探讨了新的路子。小学可以民办，农民有钱了，他们请专家很肯花钱。过去不可能，一个农民年收入才几十块钱。现在有每人平均收入300元、400元以上的农户了，万元户也有。如今，他们请专家，重视知识。他说，小学由农民办，国家集中精力搞中学、大学教育，就可以把中学教育加强。这个路子才开始。
谈到农村，小平同志向大家介绍了他不久前去江苏等地视察的情况。他说，江苏搞得不错。就拿无锡来说，产值按人口平均接近700美元。江苏全省按人口平均是500多美元。江苏人吃肉比较多，穿也没有问题。用嘛，电视机多起来了，洗衣机也多了。到了本世纪末，我们国家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聂华桐提出，农村情况很好，要好好发展一下，希望政府贷一部分款给农村，使生产更加发展。
邓小平说，现在农民有钱啊！农村存款已有300亿元。贷款也可以么。问题是对万元户宣传太多，这不好，要照顾到全面。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尽管中国犯了很多错误，但能保证贫困地区的人穿上衣，吃上饭。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因为它不利于发展。三中全会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好事。
廖子照是廖承志的亲戚（他的婚礼是由何香凝老人主持的），现任美国大陆海外石油公司副总裁。他请邓小平谈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经营管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包括利改税，都是改革中的问题。要逐步来，步子一定要十分稳妥。
有些专家问：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信心如何？
小平同志说，不会变。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路子走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是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走回头路，就会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小平同志接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地说，本世纪末的目标可以达到。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能力，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是这样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的。看来路子是对的。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改呢？
谈到政策不变，邓小平向客人们谈到了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看法。这是海外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专家们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不停地记着笔记。
邓小平说，将来祖国统一后，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也不会变，允许台湾有自己的军队。如果台湾发生财政困难，要求补贴，中央政府可以给予补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邓小平说：“我们同很多人讲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过去我们讲‘国共合作’，现在我们并不讲‘共国合作’（这时，笑语四起）。国共合作，首先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两党商谈。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充分考虑台湾能接受的条件。我们不能讲空话，要充分照顾到现实，也要充分照顾到将来。”
在座的外籍科学家祖籍都在中国，不少人在中国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多么希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早日实现“四化”，早日看到中国统一啊！
会见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讨论会也要在当天下午闭幕。
这次难忘的会见在专家们的心目里是讨论会的高潮。大家就要分别了，但又恋恋不舍，盼望着来日重逢。唐人有诗云：“千里有同心，十年一会面”。海外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的建设，关心我们的科技事业，而古代的交通条件是无法与现代相比的。因此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专家建议把这句诗改一改：“万里有同心，一年一会面”，这也表达了海外专家的共同愿望。
八十高龄，黄海击浪
邓小平同志喜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海中游泳，水阔天舒，波涛起伏，方显出击水者的云水襟怀和刚毅本色。
1983年和1984年之夏，小平同志接近80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到渤海、黄海劈水击浪，从容泅渡。
他经常对友人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游泳和桥牌，是小平同志的两大业余爱好。这种体力和智力的交替松弛和反复磨练，是不是对他倡导和支持中国大地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事业，起了职极的潜在的影响呢？！
1983年夏，小平同志的棒槌岛之游，留下了珍贵的摄影记录，从而使一切敬仰小平同志的人们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如何度过他的余暇。
是年7月，大连市延伸到黄海之滨的棒槌岛――岛上绿阴覆盖，景色宜人；岛外白浪滔天，气势壮阔。
小平同志是在到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之后来到黄海之滨的。他在长途跋涉之后仍然保持着浓烈的游兴。
棒槌岛的7天，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而没有下海外，小平同志每天上午都投入大海，与风浪为伍，极目苍天，心旷神怡。
满头银发的哈默一到邓小平面前就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邓小平说：“你年岁那么大，气色还这样好！”哈默说：“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
互致问候以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友好谈话。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会见哈默了。
1979年2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在美国南部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的一个盛大欢迎晚会上，他与哈默初次相识。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副主席介绍哈默博士的经历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使得哈默非常欣喜，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专机降落。”邓小平听了哈默的话笑了起来，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这第一次相见，给哈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三个月以后，哈默私人的波音七二七飞机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当时，我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还不久，许多外商还在等待观望。而哈默先生已经带着20多位专家来到了中国，并与中国有关方面开始了认真的会谈。
哈默第二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7月3日。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在第三次会见一开始，哈默就高兴地告诉邓小平：“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所属岛溪煤炭公司关于合作编制开发山西省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协议书，是在邓小平会见哈默的前一天签署的。这是迄今为止中外合资经营的一个最大项目。双方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约5.5亿美元。年产原煤1500万吨，岛溪公司负责3年完成基本建设，1985年出煤。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十年岛溪任正职，中方任副职，之后十年由中方任正职，岛溪任副职。如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项协议书的签订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对这个合作项目的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反复的论证，并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咨询，最后，才确定与哈默的公司合作。
哈默在他举行的答谢宴会上也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稳定。最近，中国正在精简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与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提到重要地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哈默把他几度中国之行的观感浓缩为一句话：“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有信心，你们的事业一定成功！”
哈默是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
这次与邓小平会见时，哈默又回顾了60年前他与列宁合作的往事。他强调指出：“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人们知道，就吸收外国资金、发展中外经济往来这一点看，当年列宁的政策和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确是相似的。但是，当年俄国的情况和任务，同现在中国的情况和任务，又是不大相同的。
哈默，1898年生于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医生。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既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又握有百万家产。
1921年，哈默大学毕业后，要等六个月才能开始实习。这时他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闹传染病，斑疹、伤寒流行，就决心去那里帮助扑灭流行病。他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剩余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苏联，指望在实习开始前的等待期间里，多获得一些医疗知识和经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由此敲开同苏联做生意的大门。在行医中，他很快发现，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他告诉当地苏联维政权：我可以用船运来谷物，只要你们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这个条件是不高的。当地官员同意了。他于是运来了百万蒲式耳小麦。列宁会见了这位当时只有23岁的美国青年。列宁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苏联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铅笔制造和石棉开采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38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代表。
哈默博士在苏联居住了九年，其间经常见到列宁。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哈默正是凭借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成功的。
在这次会见邓小平时，哈默提出，希望今后能经常到中国来，“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直到“把煤开出来，运到港口装船为止”。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于他的请求，邓副主席表示可以帮助解决。
哈默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和中国发展合作。
哈默在北京时，喜欢引用一句中国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的，中外经济合作的航程虽然才开始不久，但它的前景是广阔的。一切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做生意的人，他们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同舒尔茨的一次谈话
1983年2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务卿、里根特使舒尔茨时，据实抨击了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上霸权主义行径。
会谈是以礼相待的。邓小平首先热情地邀请客人入座，然后笑问道：“舒尔茨特使这次来中国还生活得愉快吗？”
“很好，谢谢中国的热情招待。”舒尔茨通过翻译，笑道：“里根总统要我转达他对邓小平先生的问候！”“谢谢他的好意。”
邓小平很快把话引入正题，“自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关系。”
“但是，邓小平先生。”舒尔茨说，“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的。”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指出，“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领先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进。”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带傲慢地摇摇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舒尔茨特使，您错了！”邓小平用事实驳斥，“原子弹、氢弹和所有的核武器，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在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舒尔茨没有那么傲慢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美国究竟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对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这……未免太多心了吧？”舒尔茨感到尴尬。
“不，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邓小平继续说道，“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特使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邓小平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舒尔茨辩解道，“政府无权过问呀！”“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呢？”一席话，义正词严，舒尔茨无言以对。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说：“请转达我对里根总统的问候。并告诉他：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曲阳新村询民情
1983年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胡立教、汪道涵、杨堤等同志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北区的曲阳新村。他们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小平同志问。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
小平同志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
小平同志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小平同志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当听到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笑了。
赶来看望小平同志的人越聚越多，许多人都想靠得近一些。小平同志连声问：“新村的文明设施跟上去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大家看到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精神很好，都感到十分高兴；对小平同志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无不心情激动。
小平同志等一行，接着来到大连西路250弄22号一户居民家里。这家女主人姚凤兰，是上海服装二厂的退休工人，正手拿抹布在揩台子。她看到有客人来了，连声说：“请进，请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上班去了，只有新过门的媳妇还在家里。
小平同志随着陪同的同志，先走进了姚凤兰儿子的新房。新媳妇小丁认出了邓小平同志，一时呆住了，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小平同志听说她去年12月刚结婚，热情地同她握手，亲切地说：“祝你们幸福！”小丁有点腼腆地点点头，激动地说：“邓副主席好！”
小平同志环顾了新房里的摆设，又来到姚凤兰的房间。小平同志同她握手，亲切地问：
“你们生活好吗？”
姚凤兰说：“我们生活得很好。”
汪道涵同志指着五斗橱上和床边橱上两只用红色绒布套套住的机子问：“这是两台电视机？”
姚凤兰说：“是的，我们原来有一台9英寸的，儿子结婚，又买了一台14英寸的。”
小平同志听到她的回答，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小平同志接着问：“这住房有洗澡间吗？”姚凤兰说：“有！还是瓷砖铺的哩。”小平同志走到浴间门口，朝里面仔细看了看，然后向主人热情告别。
这时，周围站满了居民群众，四周的窗口还伸出了人头，大家招手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先举起右手，然后又用双手合抱，向大家致意。
1983年6月18日上午，初夏明丽的阳光照进人民大会堂。从大会堂北门东大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邓小平同志正在这里同出席1983年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20位外籍华人科技专家愉快地交谈。
邓小平在会见客人前已经听取了国家科委领导同志的汇报。他向客人们热烈祝贺讨论会圆满成功。他说：“讨论会是个新的方式，这次会议开了个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在一年中，作一些准备，到中国看一些材料，再集中讨论一次，十分重要。下次讨论题目还可以更集中一些。”
这些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有成就、有名望的科学家，开始与邓小平握手时还有点拘束。当听到小平同志亲切的话语时，他们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贝尔实验室电子物理部主任田炳耕坐在邓小平旁边。他亲切地问道：“您身体很好吧？”79岁的邓小平说：“还可以。没有大毛病。当然，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他接着说：“我的办法是日常事情少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工学院院长葛守仁教授说：“有些事你非管不可。”
大家热烈地谈起人才培养问题。
过去几天，这些外籍专家和30多名中国专家一起，围绕科技政策、规划、管理及一些专业领域的技术方向等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外籍科学家的专业领域广泛，包括计算机、通讯、生物技术、农业工程、能源、化工等，他们对我国在科技领域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小平同志说，“益处很大”。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物理教授聂化桐说：谈到人才培养，这次大家都感到，中国要培养一批既有管理能力又有科技水平的人才。这样科技政策执行才有效。
邓小平说：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有人，但要经过训练，大有希望的还是40岁左右的人，要学点东西，学会管理。所以青年人、中年人的培养是我们目前最大的课题。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当然，不是说老的没有用。
邓小平说，40岁左右、50岁以下的人要加以培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几年后，他们要接班，这是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年能解决好的，要花十年。
刘全生教授是美国通用原子能技术公司的能源专家。他问邓小平：是不是将来也开个教育政策讨论会？
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由于小平同志的倡议，全国大学招生由“推荐”改为考试，推动了亿万青年人的学习热潮。他的心里时时装着教育。他面对专家的提问，回答说：可以嘛。
他强调说：“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知识问题，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智力投资要加速，不过也不能太快，主要是没有钱。但要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从经济建设来讲，能源、交通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开发。”
专家们见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大家就更加无拘无束，争相提问或发表见解。这场礼节性会见活动变成了讨论会。
有些专家谈到了我国科技人员区域性流动问题。他们提议，科技人员在科学院工作几年以后，可以到大学工作几年，再到生产部门工作几年，这会有很大好处。
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很对，我们肯定要办。这样对各部门、对科学家本身都十分有利。不然学非所用，不能发挥专长，是知识的浪费。
他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各霸一方”，做起来就难了，要逐步地改。
葛守仁教授接着说，中国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今年授予18个博士学位，以后应该大大增加，因为大学培养人要靠这些专家。
美国柏克德电力工程公司首席工程师梁佩璐说：“中国应该培养一批系统工程学方面的科技人员。有几门功课，在美国工程院校是必修的，象决策学、工程经济学、企业管量学、系统工程学。邓主席刚才谈的都是系统工程学的观点。”
邓小平摆了摆手，说：“系统工程学，我们前几年才看到。过去，我们注意基础理论，像物理学等，系统工程学方面忽视了。前两年才重视。”
参加会见的方毅插话说，这方面的书，国内有人在写。过去钱学森写过，现在各大学也在提倡。
在座的外籍科技专家对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是素有了解的。特别是近几年，他们多次来华访问，温故与知新兼而有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短长得失，有所研究。同时，他们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他要做科学工作者的“后勤部长”，对科技发展事业很热心。所以，他们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北美科技专家还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其他方面的问题。
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系教授孔宪锋问，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是否也要改变一下！
邓小平说：农村教育有希望。最近农村教育探讨了新的路子。小学可以民办，农民有钱了，他们请专家很肯花钱。过去不可能，一个农民年收入才几十块钱。现在有每人平均收入300元、400元以上的农户了，万元户也有。如今，他们请专家，重视知识。他说，小学由农民办，国家集中精力搞中学、大学教育，就可以把中学教育加强。这个路子才开始。
谈到农村，小平同志向大家介绍了他不久前去江苏等地视察的情况。他说，江苏搞得不错。就拿无锡来说，产值按人口平均接近700美元。江苏全省按人口平均是500多美元。江苏人吃肉比较多，穿也没有问题。用嘛，电视机多起来了，洗衣机也多了。到了本世纪末，我们国家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聂华桐提出，农村情况很好，要好好发展一下，希望政府贷一部分款给农村，使生产更加发展。
邓小平说，现在农民有钱啊！农村存款已有300亿元。贷款也可以么。问题是对万元户宣传太多，这不好，要照顾到全面。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尽管中国犯了很多错误，但能保证贫困地区的人穿上衣，吃上饭。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因为它不利于发展。三中全会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好事。
廖子照是廖承志的亲戚（他的婚礼是由何香凝老人主持的），现任美国大陆海外石油公司副总裁。他请邓小平谈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经营管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包括利改税，都是改革中的问题。要逐步来，步子一定要十分稳妥。
有些专家问：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信心如何？
小平同志说，不会变。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路子走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是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走回头路，就会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小平同志接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地说，本世纪末的目标可以达到。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能力，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是这样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的。看来路子是对的。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改呢？
谈到政策不变，邓小平向客人们谈到了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看法。这是海外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专家们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不停地记着笔记。
邓小平说，将来祖国统一后，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也不会变，允许台湾有自己的军队。如果台湾发生财政困难，要求补贴，中央政府可以给予补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邓小平说：“我们同很多人讲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过去我们讲‘国共合作’，现在我们并不讲‘共国合作’（这时，笑语四起）。国共合作，首先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两党商谈。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充分考虑台湾能接受的条件。我们不能讲空话，要充分照顾到现实，也要充分照顾到将来。”
在座的外籍科学家祖籍都在中国，不少人在中国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多么希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早日实现“四化”，早日看到中国统一啊！
会见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讨论会也要在当天下午闭幕。
这次难忘的会见在专家们的心目里是讨论会的高潮。大家就要分别了，但又恋恋不舍，盼望着来日重逢。唐人有诗云：“千里有同心，十年一会面”。海外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的建设，关心我们的科技事业，而古代的交通条件是无法与现代相比的。因此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专家建议把这句诗改一改：“万里有同心，一年一会面”，这也表达了海外专家的共同愿望。
八十高龄，黄海击浪
邓小平同志喜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海中游泳，水阔天舒，波涛起伏，方显出击水者的云水襟怀和刚毅本色。
1983年和1984年之夏，小平同志接近80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到渤海、黄海劈水击浪，从容泅渡。
他经常对友人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游泳和桥牌，是小平同志的两大业余爱好。这种体力和智力的交替松弛和反复磨练，是不是对他倡导和支持中国大地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事业，起了职极的潜在的影响呢？！
1983年夏，小平同志的棒槌岛之游，留下了珍贵的摄影记录，从而使一切敬仰小平同志的人们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如何度过他的余暇。
是年7月，大连市延伸到黄海之滨的棒槌岛――岛上绿阴覆盖，景色宜人；岛外白浪滔天，气势壮阔。
小平同志是在到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之后来到黄海之滨的。他在长途跋涉之后仍然保持着浓烈的游兴。
棒槌岛的7天，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而没有下海外，小平同志每天上午都投入大海，与风浪为伍，极目苍天，心旷神怡。
